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六講：大江 健三郎文學——在魯迅的文學之光引導下前行 我們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希望 通過此次不受空間距離限制的活動，能夠讓更多的朋友 們從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六講：大江健三郎文學 ——在魯迅的文學之光引導下前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許金龍 主講人介紹： 許金龍，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日本語言文學專業， 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 科學院大學外文系教授，曾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特 別研究員（Fellow）前往東京大學文學部訪學十個月， 為其後翻譯和研究大江健三郎文學打下較好基礎，陸續 翻譯其長篇小説《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兩百 年的孩子》、《別了，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 徹顫慄早逝去》、《水死》和《晚年樣式集》等長篇小説， 以及《大江健三郎講述作家自我》、《讀書人》和《定義 集》等長篇隨筆，其中《別了，我的書！》獲第四屆魯 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獎。與此同時，發表《“穴居人” 母題及其文化內涵》和《殺王：與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 的對決——試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時代精 神》等代表性論文，並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江健 三郎文藝思想研究》。 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這位新文化運動健將、 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其留下的巨大文化遺產和精神 資源不僅為一代代中國人所繼承，也為亞洲乃至全世界 諸多作家、詩人、政治家甚或普通民眾所珍視。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日本作家，在他的整個創作生涯 中，魯迅不僅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參照系，更是其重要 的思想資源。正如他本人於2009年1月19日在北京大 學講演時所言：“我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換言之，在 我思考文學的時候我總是會想到魯迅。”從文學創作到 社會活動，大江的行動主義無不彰顯出其對魯迅“勇敢 戰鬥的人文主義、果敢前行的悲觀主義”精神的繼承與 呈現。聚焦大江晚期作品，尤其可見這兩者之間的張力。 與魯迅幽暗意識共情的基點 “幽暗意識”的提法源自學者張灝對於中西宗教、 哲學中懷疑精神之比較研究。在高歌猛進的五四新文化 樂觀主義思潮之中，魯迅的絕望氣質在文化現代化進程 的昂揚話語中形成了一股“逆流”。但魯迅這種“幽暗 意識”，不能被片面理解為單一的消極主義或虛無主義， 它仍與一種向上的肯定性力量間發生着複雜的糾葛。這 種糾葛體現為魯迅在文學創作與言論批判上的行動主 義，以摩羅詩力的反叛性想象和現代哲學的批判性質疑 來介入現實，而大江在日本戰後複雜社會生態中，以想 象性、批判性的寫作介入現實的姿態，正暗合了魯迅這 一文藝思想。 大江早在少年時期閲讀《孔乙己》時，魯迅的幽暗 意識就已深深觸動和刺激着他的想象。從早年的創作實 踐一直貫穿到《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 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 《水死》、《晚年樣式集》這“晚年六部曲”中，大江的 社會批判與文學詩思已顯著地表現為絕望與希望並行 的主線。正如魯迅的幽暗意識中亦潛藏着行動主義的動 因，大江的文學世界亦構築於對光明願景的嚮往之上。 在由幽暗意識通往肯定性力量的途中，大江與魯迅對於 時代的批判性思索的互文，正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否定性的“重新評估”後，通 往“肯定性道德”的思想機制。這種尼采式的肯定性倫 理同樣也影響了魯迅。這正是大江與魯迅的幽暗意識產 生共情的基點。 “救救孩子”：始自於絕望的希望 可以説，絕望與希望的矛盾是魯迅恆久的哲學思考， 同樣也是大江健三郎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主題。譬如其長 篇小説《同時代的遊戲》，講述“村莊=國家=小宇宙” 的人們，通過堅壁清野和麻雀戰、伏擊戰以及“敵進我 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等多種戰法，與“無名大尉” 指揮的“大日本帝國皇軍”進行了頑強的戰鬥。儘管這 場力量極為懸殊的五十日戰爭以村民們的失敗而告終， 更有諸多村民為此犧牲了生命，作者卻意味深長地在戰 爭臨近結束時，讓“年齡不同的孩子們組成的這個隊伍”， “在那位大漢的帶領之下，小心翼翼地朝原生林的更深 處走去”。這些逃脱“被吃掉”之厄運、隨同徐福式的 人物前往遠方“創建新世界”的孩子們，一定不會再去 吃人，而“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的美好心 願則會在這個“新世界”裏得以實現。 比上述作品更為積極的創作，是大江在“奇怪的二 人配”這晚年六部曲中所做的進一步嘗試。譬如在《被 偷換的孩子》裏，借助沃雷·索因卡（Wole Soyinka） 筆下的女族長之口喊出“忘卻死去的人們吧，連同活着 的人們也一併忘卻！只將你們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 子們敞開！”。這讓我們立刻聯想到《狂人日記》的最後 一句話——“救救孩子……”因為惟有孩子，尤其是尚 未出生的孩子才象徵着新生與未來、純潔與光明。再譬 如在《愁容童子》裏，那位如愁容騎士般不知妥協也不 願妥協、接二連三地受到肉體和精神上不同程度傷害的 主人公古義人，在深度昏迷時仍在病牀上為傷害了他的 這個世界祈禱和解與和平。這就如同魯迅在《吶喊》自 序中所云，“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説到希望，卻 是不能抹殺的……”。又譬如《別了，我的書！》日文版 紅色腰封上醒目的標示“始自於絕望的希望”，讓我們 無法不聯想到魯迅《希望》中的“絕望之於虛妄，正與 希望相同”。相較於整整60年前在《奇妙的工作》等初 期作品裏對魯迅作品的參考，在此時的解讀中，大江更 是在用辨證的方式理解和詮釋絕望和希望，更願意在當 下的絕望中主動和積極地尋找未來之希望的通途。 在《兩百年的孩子》這部並不很長的小説裏，作者 安排三個小主人公根據老祖母遺下的畫作，於1984年 暑假期間，從老家一株千年老樹的樹洞乘坐時間旅行器， 前往當地曾發生於1864年和1867年的兩次農民暴動的 現場，目睹了暴動農民的悲苦、憤怒以及反抗。其後， 這三個孩子又去了2064年的未來，卻震驚地發現，眼 前這個未來並不是自己所憧憬的未來。在所謂“國民再 出發”的口號下，未來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純精神化運 動”的國教，利用被修改的憲法摧毀國教之外的其他教 會、寺院和神社，試圖從精神上對國民進行高度控制。 更為可怕的是，政府動員了全國90%的青少年，將他們 組成一支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的準軍事組織……作者為 我們描繪的2064年發生在日本一個山谷中這些似曾相 識的畫面，讓人無法不聯想到二戰期間狂熱的日本軍國 主義。 大江對“那個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來”所 表現出的恐懼和戒備當然不是毫無緣由的。在《兩百年 的孩子》問世前的1999年，日本保守勢力強行通過了 國旗、國歌法；在小説問世三年後的2006年，以自民 黨為首的日本保守勢力不顧國內諸多在野黨派和民眾 的強烈反對，強行通過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為日 本中小學教育重回戰前的“道德教育”和進一步修改和 平憲法以及制定“國民投票法”創造有利條件。顯而易 見，大江在《兩百年的孩子》裏的擔憂正在一步步成為 現實。面對這些有可能實質性改變日本社會本質和走向 的嚴峻局面，大江並沒有在絕望中沉淪，而是預見性地 通過《兩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不斷向孩子們提出警示， 並親自來到北京，呼籲中日兩國的孩子們從現在起就攜 手合作，以創造出“明亮、生動、確實體現出人的尊嚴 的未來，而非前面説到的那個充滿黑暗、恐怖和非人性 的未來”。 2007年，被大江本人視為“與此前所有構想全然 不同的、具有決定性的作品”——長篇小説《優美的安 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問世，書名取自於美國 著名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代表作《安 娜貝爾·李》中的詩句。小説講述如同安娜貝爾·李一 般純潔、美麗的少女櫻成長為電影女明星，在事業處於 巔峯之際得知自己幼時曾慘遭美軍蹂躪，從此沉寂三十 年之久。然而，櫻在絕望的境地裏始終抱有希望並為之 不懈努力，終於在森林裏的女人們幫助下，從邊緣地區 邊緣人物的記憶和傳承中汲取力量，到達了“羣星閃爍” “光輝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國”。 與大江此前的作品相比，這部小説確實顯現出“一 種令人意外的特質”，那就是歷經數十年的艱苦跋涉後， 大江健三郎這位從絕望出發的作家終於為自己、為孩子 們、為所有陷於絕望中的人，更是為着“悠久的將來” 尋找到了希望。或者説，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櫻都確信 可以將魯迅筆下的那座“絕無窗户而萬難破毀的”令人 絕望的鐵屋子砸開，確信如魯迅所説的希望“是不能抹 殺的”，“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 希望，便是光明”。 在末日景象中與魯迅互文 然而，就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 去》問世大約三年半後的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部 發生9.0級強震並引發特大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 發生極為嚴重的核泄漏事故。這種慘淡的末日景象幾乎 立即就遮蔽了大江剛剛為孩子們尋找到的那束微弱光 亮，無可避免地使得他再度陷入不安、恐懼和絕望。在 長篇小説《晚年樣式集》裏，大江用第一人稱描述了主 人公從3·11深夜開始，不分晝夜坐在電視機前持續觀 看東日本大地震各種畫面的悲慟情形。“結束以後…… 再次去往二樓途中，我停步於樓梯中段用於轉彎的小平 台處，像孩童時代借助譯文記住的魯迅短篇小説中那樣， ‘發出嗚嗚的聲音哭了起來’。” 這裏所説的“魯迅短篇小説”，是魯迅創作於1925 年10月17日的《孤獨者》，而“發出嗚嗚的聲音哭了 起來”這句譯文，則是大江本人親自翻譯的“地下忽然 有人嗚嗚的哭起來了”那句話語。對魯迅文學有着深刻 解讀的大江當然知道，《孤獨者》與此前和此後創作的 《在酒樓上》和《傷逝》等作品一樣，説的都是以魏連 殳為象徵的舊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令人絕望的社會里 左衝右突、走投無路的窘境乃至絕境。凝視黑暗現實卻 無法尋見光明進路的挫敗與孤獨，通過《孤獨者》與《在 酒樓上》中的敍事勾勒出魯迅本人繫縛於時代暗潮的精 神困境。這種知識分子的低潮感，在魯迅的文本中聯結 為“幽暗意識”的脈絡。魏連殳所象徵的樂觀主義改革 者在最終的碰壁後發出的“嗚嗚的哭聲”，正是這種“幽 暗意識”的孤獨嗚咽。在大江與魯迅的互文中，這一嗚 咽當然是大江對於魯迅文學之幽暗意識在日本災難語 境中的復現。 在持續觀看災區實況轉播的情景和人們的姿容表 情時，大江及其文本內的分身長江古義人突然理解了多 年來一直無法讀懂的《神曲》中的詩句——“所以，你 就可以想見，未來之門一旦關閉，我們的知識就完全滅 絕了。” 放射性雨水污染了牧場，以致剛剛出生的小馬駒將 永遠無法“在那片草原上奔跑”；“不久之後，阿亮（大 江之子大江光在小説裏的分身）將喪失記憶，頭腦裏一 片黑暗，上了年歲後就在這種狀態中走向死亡”；“如果 整個國家的所有核電站都因地震而爆炸的話，那麼這座 城市、這個國家的未來之門就將被關閉。我們大家的知 識都將成為死物……所有人的頭腦裏都將一片黑暗並 走向毀滅”……面對這幅末日景象，大江立即聯想到了 魯迅《孤獨者》裏的主人公魏連殳的悲慘境況——為了 “還想活幾天”，從而“這半年來，我幾乎求乞了，實 際，也可以算得已經求乞。然而我還有所為，我願意為 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但滅亡是不 願意的……”。當然，在逐漸滑向毀滅深淵的過程中， 魏連殳是不甘心的，即便在即將毀滅的前夕，他還在掙 扎着“偏要為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然而， 他終究還是於沉默中在“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被 黑暗所吞噬。好在魯迅在文本中的分身“我”“終於掙 扎出來了”。魯迅及其分身此時已經選擇了要在沉默中 爆發而非死亡的求生道路，從而越過終結性臨界點並感 到“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 顯然，魏連殳的悲慘際遇引發了大江的共情，電視 裏的可怕景象疊加了這種共情。然而大江沒有過多沉溺 於恐懼和絕望之中，或者説，他沒有時間沉溺其中，因 為他需要借助魯迅的力量，從眼前這幅頹敗和絕望的末 日圖景中，凝練出超越個體生命的巨大能量，正如托馬 斯·曼在《死於威尼斯》那部作品中所言：“那座城市 的秘密、絕望、災難、毀滅，就是我的希望。”於是， 大江像他的前行者魯迅那樣，在這“未來之門將要關閉” 的危急時刻，通過《晚年樣式集》開始了他的反本質主 義敍事，針對主流媒體主張繼續維持“潛在核威懾力” 的社論以及政府高官堅持借助民用核電站持續保有“核 的潛在威懾力”之言論提出質疑和駁斥。 為了文本內外的阿亮和大江光，以及全世界孩子的 未來之門不被關閉，大江在通過小説於絕望中尋找希望 的同時，也在頻繁走上街頭大聲疾呼，呼籲人們警惕日 本政府借核電民用之名為核武裝創造條件，呼籲一千萬 人共同署名以阻止日本政府重啓核電站，呼籲人們“救 救孩子”！借助與魯迅的互文，大江以“幽暗意識”為 共情的起點，從而延伸出他所理解的魯迅於絕望中置之 死地而後生的狀態，並以此為日本後災難時代的寓言， 賦予其肯定性的正面力量。 感謝收聽。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題目及主講人 第一講 日本現代文學的一個“神話” 　　　　——有關“私小説”概念的諸般言説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魏大海 第二講 《生出的煩惱》與有島武郎的“仁愛”精神 遼寧大學日本研究所教授 劉立善 第三講 永井荷風，孤絕的遁走者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譚晶華 第四講 川端康成文學之美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周閲 第五講 文學史重構視域下的黃瀛詩歌 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 楊偉 第六講 “大江健三郎文學——在魯迅的文學之光引導 下前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許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