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社會）第七講： 作為“移民社會”的日本 我們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希望通過 此次不受空間距離限制的活動，能夠讓更多的朋友們從 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七講：作為“移民社會”的日本 日本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系副教授 賽漢卓娜 主講人介紹： 賽漢卓娜，日本名古屋大學博士（教育學），現任國立 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研究科/多文化社會學部準教授，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客座教授。兼任移民 政策學會理事，比較家族史學會理事/涉外委員會副委 員長。 著有《國際遷移時代的國際婚姻》（勁草書房，2011）、 《Dynamics of Marriage Migration in Asia》（Tokyo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2013）、《社會轉型 與家庭策略》（中國世界圖書出版公司，2016）、《國際 婚姻與多文化共生》（明石書店，2017）、《相遇與結婚　 家族研究最前沿②》（日本經濟評論社，2017）、《中國 的家族與性別》（明石書店，2021）等學術專著合著， 並在《家族社會學研究》《中國21》等學術期刊發表多 篇有關中國女性的國際遷移、移民家庭的教育策略、移 民女性的主婦化現象與職業挑戰等論文。近年主持日本 科研費課題《後疫情時代移民女性的跨越國境的生活世 界的國際比較研究》、《國際遷移過程中高學歷移民女性 職業與照料研究》。 研究領域：移民研究、家庭社會學、異文化間教育學。 儘管沒有學術界公認的定義，但國際勞工組織將國 際移民界定為在出生國以外的國家居住一年以上的人 口（註釋1）。全球化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跨國人口遷 移日益頻繁，國際移民數量快速持續增長。跨國移民涉 及多種因素，對於來源國、過境國和居住國的發展都具 有重大影響。目前，全球的國際移民總數為2.81億人， 佔世界總人口的3.6%，其中，女性佔移民總人數的 48.1%。亞洲地區的國際移民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世界其 他地區。在全球的大多數地區，國際移民主要在本大洲 內部遷移。日本亦是如此，來自亞洲的區域性移民 （inner-regional immigration）佔移民總數的84%（註 釋2）。截至2020年底，在日外國人總人口約為289 萬人，已佔日本總人口的2.29%。另外，從1990年至 2020年還有371,845名原外國人歸化為日本國籍。在 外國籍人口中，持有“特殊永住者”（註釋3）、“永住 者”、以及“日本人和永住者的配偶者等”簽證的達到 49%。此外，雖然女性佔外國人總人口的50%，但具體 到各個國家卻可以看到性別分布的不均衡：例如菲律賓 人中有70.1%（196,003人）為女性，其中47.6%（133,188 人）擁有“永住者”身份，人口最多的51歲年齡組中， 男性僅有634名，而女性則有7,067名。在日移民顯現 出幾個顯著特徵：第一，以亞洲移民為主，第二，呈現 定居化趨勢，第三，性別比例的不平衡。自上個世紀 80年代以來，隨着越來越多的外國人進入日本，通婚 的情況也越來越普遍，具有外國血統的孩子也在不斷增 加，使日本成為了更加多元的社會。移民的增加給日本 社會帶來了無窮活力的同時，也帶來了新的挑戰。但是， 移民是發展的廣泛進程、全球化與社會轉型的內在本質 部分，而不是“要被解決的問題”（註釋4）。 1.從“單一民族中心”邁向“多文化共生政策” 日本傳統上並不是一個接納移民的國家。直到最近， 日本政府才開始正視國內的民族問題。先住民阿伊努人 的抵抗、特別是有影響力的在日朝鮮人的反對，以及越 來越多的新來外國人的到來和定居，都是打破這種局面 的契機（註釋5）。面對這一現實，進入2000年後的日 本政府開始倡導多文化共生。“日本人與外國人和諧共 生社會"這一表述首次出現在法務省於2000年頒布的 第二份《出入國管理基本計劃》中。2006年，總務省 宣布了《促進地方社區多文化共生的計劃》。這些計劃 標誌着日本社會終於從所謂的單一民族向多文化共生 社會邁出了一步。 這個轉變的背景是什麼呢？據D. Milly（2014） 分析，在日本，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央政府向地 方政府下放的權力越來越多，兩者的權力變得更加平等。 此外，給予非營利組織合法地位，以及當地政府和非營 利組織在地方一級的合作活動，使地方一級就可以做出 移民政策。這些變化使地方政府成為國家層面上改變移 民政策的倡導者。在超越單個地方政府管轄範圍的移民 問題上，獨立的人道主義市民組織團體獲得了相當大的 影響力，但這些組織仍然沒有大力參與國家政策和管理。 換句話説，儘管日本政府多年來沒有過多舉措，但地方 政府和民間社會組織對多文化共生政策的發展做出了 巨大貢獻。與西方國家相比，多文化共生理念在日本社 會被默默接受的背後，還與在過去20年裏，由於經濟 停滯造成的勞動力需求低迷、移民人口的增長相對停滯、 外國人犯罪率下降、以及居住在日本的穆斯林與主流社 會的關係融洽等有關。 一般來説，移民政策包括“出入國管理政策（簡稱 入管政策）”，即接納哪一類外國人以及在什麼條件下接 納；以及“融合政策”，即保證被接納者的權利和他們 對社會的參與度。在日本，自1951年的出入國管理令 頒布以來，“入管政策”已經是一個既定的政策性術語， 但“融合政策”的政策性術語目前還沒有完全確定。然 而近年來，政府層面考慮了諸如“共生綜合措施”、“共 生政策”和“多文化共生政策”等名稱的融合政策。 2018年底，《出入境管理法》和其他相關法律被修 訂，設立了新的居留身份，即“特定技能第1號”和“特 定技能第2號”，法務省入國管理局被改組為出入國居 留管理廳，成為一個外部局。相關閣僚會議於2019年 6月公布了《加強外國人材接納與共生的綜合措施》， 同年底公布了《外國人材接納與共生的綜合措施（修訂 版）》，2020年7月又公布了《外國人材接納與共生的 綜合措施（2020年修訂版）》。2019年，在全國範圍內 建立了外國人一站式諮詢中心。這樣一來，“與外國人 共生措施”和“多文化共生措施”開始被交替使用，逐 漸成為描述日本融合政策的政策性術語。不過，也有學 者指出此政策主要着眼於外國人的市民權利和社會權 利保障，但在政治權利和文化權利保障上力度還不夠（註 釋6）。 2.日本的移民分類 因為日本不像歐美移民國家那樣從國外直接接受 永久移民（permanent settlers），外國人向日本移民， 不能直接在境外申請永久居留簽證一步到位。因此，外 國人向日本移民只能先移居後移民。目前，居住在日本 的外國移民大致可分為以下五類。 （1）身份關係型 作為日裔或家眷，以“日本人的配偶等”、“定居者”、 “永住者的配偶等”和“家屬居留”等在留資格移居日 本。“日本人的配偶等”主要是簽發給與日本國民存在 着婚姻關係的外國人配偶以及子女等。“定居者”是指 日本人的後裔和他們的直系親屬（註釋7），包括第二 次世界大戰期間遺留在中國的日本婦女、孤兒及其後裔 以及他們的直系親屬。另外，日裔三世等日本在外僑民 及其後裔和親屬，例如巴西籍日裔、秘魯籍日裔等。“永 住者的配偶等”是指擁有日本永久居留資格的外國人的 配偶和他們在日本居住的子女。“家屬居留”簽證簽發 給在日留學的外國學生和在日工作的專業人士的配偶 以及他們的子女。技能實習生則不能攜帶家眷。另外， 父母也不在家屬範疇之內。 （2）專業人士就業型 該類型指以專業人士的身份持工作簽證移居日本 的外國人，包括在日本大學任教人士所取得的“教授” 簽證、在日外資企業作為經營者和管理者的“投資、經 營”簽證、機械工程等技術人員取得的“技術、人文和 國際服務”類別的簽證、外國料理的廚師和體育教練取 得的“技能”簽證、外國企業派駐日本的分支機構常駐 職員取得的“企業內轉勤”簽證等。 （3）期間限定就業型 有“技能實習”和“特定技能”兩種類型。兩者的 區別在於，“技能實習”的目的是通過培養技術人才做 出國際貢獻，而“特定技能”的目的則是為了緩解國內 勞動力的短缺。“特定技能”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技 能實習”作為人力資源的來源。 （4）留學型 該類型指用留學的方式，以“留學”簽證進入日本 的大學、短期大學、專門學校、日本語學校留學的正規 海外學生。設立“留學”簽證初始時的假設是，學生將 回到他們的祖國做出國際貢獻，並在1983年制定了“10 萬留學生計劃”。2008年制定的“30萬留學生計劃”成 為了吸引優秀留學生的戰略手段。持“留學”簽證者畢 業在日就職後，通常獲得“技術、人文和國際業務”工 作簽證。 （5）永居型 永住者須經法務大臣批准，品行端正，有足夠的資 產或技能獨立謀生，原則上在日本居住至少10年，並 以適當的方式履行納税等官方義務。但是，有些類別的 人不需要10年這麼長的時間：比如日本國民的配偶、 永住者和特別永住者的配偶只要有連續三年的實質性 婚姻，並且至少有一年連續在日本居住即可申請，高技 術專業人員居住在日本一年或三年就可以申請獲得永 居權。 3.日本社會對移民的援助 一般來講，移民在日本社會面臨三個障礙，這些是 語言障礙、心理隔閡和法律障礙。地方政府以及半官方 半民間的國際交流協會、民間NGO、NPO組織、宗教團 體提供了各種援助，以緩解移民的困境並幫助移民家庭 適應當地的生活。 長期以來在沒有國家層面移民融合政策的情況下， 以半政府半民間組織起家的國際交流協會的作用也不 小。泡沫經濟破滅前，由地方政府資助的組織——國際 交流協會，以及作為活動基地的國際交流中心不僅在都 道府縣和法令指定的城市，而且在各市鎮也相繼誕生了。 在1990年以來新來外國人數量急劇增加的情況下，各 地方政府在自己的管轄範圍內開展了各種與移民相關 的活動。例如，大阪府豐中市豐中國際中心最重要的任 務之一是為外國人提供從嬰兒到老人，不分代際的全面 支持，並積極改變對外國人的歧視和邊緣化現象。因此， 自成立以來，該中心一直致力於開發能作為包括成人和 兒童在內的外國居民安心逗留的場所。每周還有多達 11種語言的多語言諮詢服務、家庭暴力熱線、和由當 地日本人居民團體提供的日語活動等（註釋8）。國際 交流中心設置的日本語教室成為了特別是移民女性與 日本社會相連接的重要場所，在那裏，移民女性獲得了 專業證書學習、就業以及育兒的信息與指導（註釋9）。 地方政府最關注的是“語言障礙”問題。地方政府 需要掌握多種語言、確保在發生重大災害時能將信息傳 遞給不懂日語的外國人。地方國際交流協會在這方面發 揮了重要的作用。在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和2016年熊 本地震發生後，生活在該地區的外國人因為那裏有他們 經常聽課的日語教室，首先求助於位於仙台市和熊本市 的國際交流中心。在熊本地震發生時，國際交流中心成 為當地的外國居民（包括孕婦和有嬰幼兒的婦女）的疏 散庇護所。在日本各地的支持下，熊本國際交流中心成 為了提供多語種日常生活信息的基地。這可能是因為地 震之前國際交流中心已經被當地的外國居民所認可，並 認為是可以安心並且安全的場所。由此可見，建立一個 作為多元文化交流基地的、能夠連接當地社區和外國居 民的公共場所是非常重要的。 外國居民聚居城市的學校通過與政府和當地社區 市民組織合作，為有外國血統的兒童提供日語與其他學 科學習上的幫助，甚至能夠為每個孩子提供個性化的支 持。在這樣的外國居民聚居地區，問題比較容易被注意 到，因此可以在早期階段提供必要的支持。但在外國人 所佔比例很小的地方城市、鄉村等分散地區，從事外國 兒童教育工作的教師數量少，很難建立起應對體制。教 師在學校內部、學校之間、社區之間的合作也面臨困難。 此外，學校和社區也不容易積累經驗和知識。 針對外國人的來自民間的各種援助不僅由NGO/NPO 等市民組織承擔，佛教寺廟與基督教天主教會也承擔了 重要的職能。例如，分散在日本各地的菲律賓女性通過 參加教會活動形成了源於教會的移民網絡，並策略性地 將積累的社會資本作為教育資源，用於在異國撫養子女。 天主教堂對於移民而言不僅是一個精神支柱，也是一個 建立人際網絡的場所，同時也是支持移民社區生活的空 間。另外，在2020年席捲全球的新冠疫情影響下，位 於愛知縣名古屋市的佛教寺廟德林寺收留了計劃回國， 但因疫情影響無法回國的、簽證已經過期的以越南人為 主的外國人，並免費提供食物和住宿。 綜上所述，在2018年《出入境管理法》修訂之後， 可以説日本已經從正面承認了國內勞動力短缺，並且向 外國藍領工人打開了大門。目前正在討論大幅增加該系 統所涵蓋的行業數量。接納外國勞工的政策是一個日本 社會面向未來的重要問題，將受到經濟形勢、公眾輿論， 甚至疫情的影響，目前正處於一個時代變化的轉折點。 同時，還應關注到已經在日本生活工作的外國居民，疫 情造成的工作環境惡化和遠程辦公的推廣，暴露了很多 社會弱勢羣體的困境，這在過去就曾經被指出過。2021 年11月末，實現與外國人和諧社會專家委員會新公布 了有關共生社會的形態和中長期問題的意見書。像這樣 有關多文化共處的討論也提醒我們，需要從移民居住國 以及來源國等國內外密切關注這一課題。 主要參考資料: 鈴木江理子編著《アンダーコロナの移民たち―日本社会の脆 弱性があらわれた場所》，明石書店，2021。 移民政策學會設立10周年論集刊行委員會《移民政策のフロン ティア―日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書店，2018。 Milly, D. J., 2014, New Policies for New Residents: Immigrants, Advocacy, and Governance in Japan and Beyond, Ithaca and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註釋： (1)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 Guide on Measuring Migration Policy Impacts in ASEAN， 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Press，2016. (2) 此處以及其他日本在留外國人數據均來自日本法務省出入 國在留管理庁《在留外國人統計》2020年12月。 (3) 他們本身是或後代是戰後失去國籍者，主要來自朝鮮半島 和台灣。 (4) Stephen Castles，Hein De Haas and Mark J. Miller, The Age of Migrant: International Population Movements in the Modern World,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5) 參考駒井洋，「多文化共生政策の展開と課題」，移民政策 學會設立10周年論集刊行委員會《移民政策のフロンティ ア―日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書店，2018。 (6) 近藤敦，「コロナから考える統合政策－日本における多文 化共生施策の課題と展望」，鈴木江理子編著《アンダーコ ロナの移民たち―日本社会の脆弱性があらわれた場所》， 明石書店，20212021） (7) 這包括結婚三年左右後的離婚和喪偶，以及撫養日本人子 女的外國籍母親。 (8) 榎井緑，「地域の国際交流協会による外国人支援」，移民 政策學會設立10周年論集刊行委員會《移民政策のフロン ティア―日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書店，2018。 （9）賽漢卓娜，「地方（農村）の結婚移住女性」，移民政策學 會設立10周年論集刊行委員會《移民政策のフロンティア―日 本の歩みと課題を問い直す》，明石書店，2018。 *本內容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本中心立場 感謝收聽。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社會） 題目及主講人 第一講 “一億總中流”社會到“差距社會”——日本 全民中產社會的形成與分化 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胡澎 第二講 日本募捐政策的演變及其邏輯 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公 共管理系副教授 俞祖成 第三講 多元視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齡化研究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田香蘭 第四講 日本環境治理的實踐與理論 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 李國慶 第五講 了解日本學術研究的一個具體的視角——以 日本家族社會學會為例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副教授 朱安新 第六講 從社會轉型看日本青年的“族”現象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員 師豔榮 第七講 作為“移民社會”的日本 長崎大學多文化社會學系副教授 賽漢卓娜 計劃每周四發布，敬請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