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也影响到了留在日本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几位基金会邀请的访日学者，听取了他们眼中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Interview in English, with Japanese subtitles
（视频内容中文翻译）
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请来了几位疫情期间留在日本继续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我们将听取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意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在异国他乡遭遇的这一巨变，以及这一“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参与访谈的各位研究人员，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每年都会从世界各国邀请的“日本研究学者”。
这次的受访者是文化人类学学者Nathaniel Smith先生。他把焦点放在歌舞伎町，一直致力于进行有关歌舞伎町各种起源及变迁的研究。
我叫Nathaniel Smith，是文化人类学学者。
从您个人的角度以及身为研究人员的角度，您对东京的疫情有什么体会？
确实非常困难。不仅是作为研究者的我，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段特殊的经历。保持社交距离、不去上班、在不太宽敞的公寓里生活，大多数人都会感到孤独。就我来说，远离家乡和亲人这一点，加剧了孤独感。
因此，今年上半年我常做的一件事就是在街上长时间散步。一周至少要散步几次。因为住在早稻田，可以很容易地前往一些有意思的地方。不过有时在半夜运动一下也不错。虽然现在需要注意社交距离，但如果周围没有人，就可以不戴口罩，也有助于缓解疫情期间产生的孤独感和憋闷感。
作为研究人员，我有种奇妙的感觉。身为一个人类学家，我已经习惯了和人面对面交流的研究方式。所以为了适应无法与人共处的时代，我想方设法重新调整了自己的研究方式，当然有时候这会非常艰辛。然而另一方面，在人类学领域中也可以采取多种方法进行研究。因此除了文献调查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比如在Twitter上关注别人、研究新闻、档案调查等等。我就是像这样尝试充分利用各种方法来继续研究的。
从长远来看，您认为此次疫情会对日本人民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是个好问题。我认为疫情揭示出的一点是，日本的职场，特别是白领工作方面，其实具有很多的灵活性，这在以前是被认为不存在的。工作方式、地点、时间，还有生活地点和通勤等等，所有这些方式都突然改变了。也许是意料之外的，却由此在很多方面产生了灵活性。但是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除了家庭内部暴力案件数量的增加以外，还听说的一个问题是，不得不考虑此前在家庭中一直缺席的丈夫被迫整天与孩子们相处以及这些因素对他们工作能力的影响。
从长远来看，我认为通过疫情，也发现了许多可能性，包括工作与生活平衡方面的灵活性、重新探讨人们与公司之间的关系等等。因此如果我们能看到疫情的积极面并从中学习，这些或许会成为改变未来社会的一个因素。
另外一点是，在这次的紧急事态中，人们聚集的场所——文化场所、现场演出场所、居酒屋、餐馆等，突然变得空无一人。从预防传染的角度来看，可以说这种应对是迫不得已的。但是同时，也让人们深切意识到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依赖这些行业。
在未来疫情结束后，我认为我们必须考虑，在类似疫情这样的困境下，如何避免这些行业受到重创、令它们体现出价值、受到重视并维持下去。
我来到日本，是为了研究新宿的歌舞伎町。我对战后歌舞伎町的历史，尤其是平成初期以来的历史很感兴趣。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歌舞伎町这个地方真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我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促使人们思考日本的未来在某些方面需要更加多样化，是一个需要考虑应对不断增长的旅游业和经济变化的未来。我感觉歌舞伎町这个地方，汇集了一切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可能性。为此，我想做一个以历史为导向、同时结合通过现地采访获得的人们关于歌舞町变迁看法的民族志研究。
当然可以。2019年的夏天起，我一直在进行关于新宿歌舞伎町的研究项目。歌舞伎町以多元化的娱乐区和红灯区而闻名，而且令人惊讶的是，近年来这里的游客也在不断地增加。
这场全球性的新冠病毒疫情也给歌舞伎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与日本其他许多地方相比，歌舞伎町从早期就受到了冲击。疫情凸显出的挑战，有些是歌舞伎町这一区域特有的，有些是在东京其他地区和全日本各个城市都能真实感受到的。
首先，我想谈谈以东京为据点的艺术家团体Chim↑Pom于2020年7月举办的展览。这次展览的中心内容是一系列装饰着某个标语的大型横幅广告和户外广告牌。这些都是取自政府努力对人们进行新冠病毒知识普及用的标语。比如“新生活方式”这个短语，用英语说就是“The New Lifestyle”，如果用稍微具有讽刺意味的语言表达就是“新常态”。
这是厚生劳动省制定的标语。Chim↑Pom将这个标语画在蓝灰色背景的大广告牌上。然后在5月，将这些广告牌与东京奥运会的标语“TOKYO 2020”一起，安放在歌舞伎町的各个场所，并拍下了照片。之后在7月举办展览，将这些广告牌与它们如何被安放在街道上的照片装裱好，一并展示出来。
Chim↑Pom这么做的目的之一就是，就是希望让人们的目光重新聚焦在自己身边的地区，尤其是疫情期间的真实状态，就像在疫情期间变得空荡荡的歌舞伎町。
而且还讽刺地指出，人们曾经期待2020年东京奥运会能给歌舞伎町的酒店带来大量的消费和饮酒的人群，但这种事情突然变得困难起来。
尽管有“新常态”这个标语，但在很多方面，歌舞伎町早已成为了日本新常态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日本旧状态的一部分。以多民族人群、非法职业、繁华的夜生活而闻名的歌舞伎町，并不被视为所谓的寻常地方，也不是日本的主流。
当我在歌舞伎町开始这个研究项目时，我对东京的朋友说，想以歌舞伎町为据点来研究东京的都市生活。她说：“为什么是歌舞伎町？歌舞伎町不是东京，不是研究东京的好地方。那里是外国人、游客、乡下人聚集的地方。”她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对的。虽然听起来有点歧视，但也是事实。
然而，在东京都市生活的密集结构中，歌舞伎町无论好坏，一直都是战后日本社会变革的核心所在。比如说，我们来看看民族的混合状况。这个话题可以追溯到多民族的大日本帝国时期。再例如“不夜城”，也就是提供夜间工作和性服务的不眠地区。这些都是几十年来都市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说，想想灰色市场经济。它是由隐匿的酒吧、不留记录的商业交易、密集的人际关系网推动的。这反映出此类结成团体的群组即使处于自上而下的监管中，也能在反抗监管的同时长期存在。这种交易在战后的黑市，以及20世纪之后的几十年中都有出现。
歌舞伎町是所谓的“外来者”常去的地方，是那些被社会遗弃的人们重建生活的地方。但是现在，它也是欢迎游客来访的地方。想到大约20年前，我作为留学生初次来到日本时的情形，这确实不可思议。当时大家对歌舞伎町的形容都是“很危险，最好不要去”“必须要小心”。然而现在，每个街区都有酒店，并提供各种语言的菜单。
另外，在文学、电子游戏、漫画、大众媒体等方面，表现日本都市体验的繁荣与深度时，很多时候都会用歌舞伎町作为其代表。尽管事实上歌舞伎町只是个90英亩左右（工作人员注解—0.36平方公里，相当于7.8个东京巨蛋……等等）的小地方，但它在想象日本都市生活方面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就这样，歌舞伎町以各种形式汇集过往、揭示当下，并预言今后日本的前景和变化。
我们在此把它和人类学结合起来看一下。如果说原有居民和新来者在歌舞伎町共存、并能将歌舞伎町视为构成这个庞大都市东京的地区之一，那么在日本面对经济衰退、快速老龄化、停滞的生育率等挑战时，歌舞伎町意味着什么，在这种挑战中又预示着什么呢。
歌舞伎町地处新宿区。新宿区是东京乃至全日本范围内少有的具有多样性的地区。这种多样性，不仅来源于住在歌舞伎町的人们，也来源于到访那里的众多游客。因此，当新冠病毒感染首次在武汉爆发时，歌舞伎町很快就出现了人员流失。流失的就是中国的游客。之后亚洲各国的游客以及亚洲以外的游客，也逐渐消失。早在谈论停泊在横滨的邮轮之前，歌舞伎町就已经最先看到了旅游业崩塌的情形。直到3月，一切似乎都停摆了。
在此之前，歌舞伎町为了迎接奥运会带来的人潮，满怀热情地做好了准备。正如之前我所说的，建造了新的酒店并准备了多语种的菜单。长久以来，东京都一直在进行消除歌舞伎町文化中风评差的、低俗的、无吸引力的部分或将之强行挪去其他地区的净化运动。
并且，在2019年举办的橄榄球世界杯赛，也是在检验歌舞伎町、东京以及日本全国各地，是否能够应对来自于韩国、台湾、中国大陆，以及亚洲以外国家地区的游客的涌入。
虽然我发现了语言、行为、文化差异等带来的问题，但是总的来说，橄榄球世界杯赛被认为是非常成功的赛事。而且，经过这次橄榄球世界杯赛的成功，人们对2020年的奥运会期待不已——即使仅从商业机会的角度来看。
所以，在新冠病毒出现后，游客的突然消失，不仅造成了经济上的损失，也在视觉和直观感受上造成了意想不到的冲击。整个城市仿佛被掏空了。曾经活动频繁的歌舞伎町，突然令人感到荒凉。之后，发生在歌舞伎町的集体感染，打断了日本新冠疫情初期时令人不适的寂静。在继续营业的场所、无视居家要求的场所，即歌舞伎町的牛郎俱乐部和夜总会发生了集体感染，并于3月和4月成为被媒体仔细调查的对象。
虽然这些困难在歌舞伎町尤为显著，但也影响到了全国的夜生活和文化活动以及各个地区。因此“夜之街”，即牛郎俱乐部和夜总会的委婉说法，以及其“陪同客户饮食”的商业模式，也因担心病毒感染、政府方面的压力、房东方面的压力、媒体方面的压力而被颠覆了。另外，除了这些压力，还有来自个人间的压力，人们认为不应该成为这些场所的顾客。
中小企业经营者开始得到援助，个体经营者可以申请生活补助专项资金。而另一方面，歌舞伎町的企业和劳动者，不得不探寻显性性工作和隐性性工作是否都能成为这种援助对象的可能性。这种行业在法律上处于灰色地带，因此令这种探寻更加困难。
而且，潜在客户的生活也正受到经济顾虑和麻烦的影响，性工作、娱乐和酒吧等不再被视为必需品。人们认为这些是奢侈品，而不是必需品。因此这些商业活动的地位越来越岌岌可危。
也有些歌舞伎町的企业找到了摆脱这种状况的方法。例如，Loft的资源网拥有许多用于音乐演奏的现场演出场所，也拥有可以举办辩论会这类讨论活动的场所。他们虽然只是提供音乐厅和现场互动空间的大集团的一部分，但是已经能够将新冠疫情之前提供的服务或活动转为线上，以数字方式提供。他们还利用过去曾使用过Loft空间的乐队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网，以热爱Loft的既存团体为基础，来进行各种互助活动，比如销售纪念T恤、获取捐赠等。
但是，现场演出场所也和牛郎俱乐部等性服务行业一样，成为集体感染爆发相关的国内新闻的一部分。现场演出场所的集体感染，大多发生在大阪，而非东京。东京的现场演出场所意识到自己不该成为新的集体感染来源，为了维护粉丝健康以及自身声誉感受到了巨大压力。
然而，牛郎俱乐部和夜总会、小酒吧、歌舞伎町的新宿黄金街这类场所，无法转为线上。现场演出场所的话，可以在无人的会场进行乐队演奏或DJ表演，并在YouTube上进行直播。但是像小酒吧这种以场地为中心的地方，很难在网上创造出这种体验。
而且，特别是黄金街，为了迎合游客和熟客以外的人群，已经焕然一新。曾经的黄金街给人一种“不接待第一次上门的客人”的感觉，新客人会觉得难以融入。然而，随着黄金街为了向游客开放而产生的全新改变，它也在渐渐失去熟客关系网。熟客们觉得自己被赶走了。但是在现在这种状况下，这类熟客或许才是小酒吧能够依靠的人群。可惜，也有一些店的这类熟客资源已经不再可用了。
这类生意对金钱的平衡是非常敏感的。收入的钱和支出的人工费、租金几乎一样多。新冠疫情很快就证明了这种生意可能会变得不稳定。也就是回到最开始说的Chim↑Pom展览会的话题，可以说歌舞伎町是最早出现“新常态”、并受其影响巨大的地方。游客消失了，性工作、夜生活、娱乐等消遣突然被视为“非必需品”，甚至可以说是“危险品”。如今，极为重要的是，要关注如何形成国家和地区的干预举措以及团体的互助举措。另外，也存在政府举措和民间举措发展不平衡的情况，以及在此情况下的复原力（恢复能力），为歌舞伎町这类场所的都市生活提供了启示。对于这些的关注，也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将歌舞伎町看作日本变化的晴雨表，那么新冠疫情揭示了由旅游业带动的经济的危险性。但是，游客消失的冲击之大，也反过来揭示了歌舞伎町在迎接游客方面是多么的成功。
就业方面来看，由于年轻人持续成为促进日本感染的因素，于是歌舞伎町就凸显了一个疑问，即在2020年的日本，什么样的工作会受到好评和支持。这体现在是否是社会上污名化的职业这种模糊的感觉上，更具体地说，就是面对疫情导致的失业和对生活的影响，能够享受保险和其他援助的人群与无法享受的人群之间的区别，以这种形式表现了出来。
最后，除了我所说的现场演出场所外，电影院、小剧场、公共艺术等各种文化产业间也出现了互助的形式。发生这些互助的地方，不仅是在新冠疫情这种危机来临时、人们去寻求人与人联系的地方，也是平时人们会去寻求依托的地方。
思考这种文化空间的消失会如何改变东京，最终还是为了我们自己。在这个新冠疫情肆虐的时代，歌舞伎町已经揭示了这一点。这样的文化空间，才是游客到访的主要原因。并且不仅仅限于新冠疫情，即使在日常生活的各种压力下，在这种空间里，人们也能够发现意义所在，在东京这个巨大都市中能够发现社会性。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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