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也影响到了留在日本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几位基金会邀请的访日学者，听取了他们眼中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Interview in English, with Japanese subtitles
（视频内容中文翻译）
——外国学者眼中新冠疫情下的日本”
–JIMBOCHO（神保町） and Covid-19–
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请来了几位疫情期间留在日本继续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我们将听取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意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在异国他乡遭遇的这一巨变，以及这一“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参与访谈的各位研究人员，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每年都会邀请的“日本研究学者”。
这次的受访者是文化人类学学者Susan Taylor女士，她一直致力于神保町旧书店街变迁的研究。
大家好。我是Susan Taylor，哈佛大学博士生，研究人类学。
从您个人的角度以及身为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在东京经历新冠疫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我意识到事态会变得严峻，所以和丈夫一起尽可能地做了准备，但还是发生了卫生纸不够用的情况。
就我个人而言，觉得自己处于2个世界的夹缝之间。一方面，在日本对疫情会抱有危机感。但我的祖国美国，最初危机感很弱。所以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家人明白日本当时发生的事情。
回顾当时自己的日常生活，我觉得即使在信息泛滥的现代社会，人们也都希望获得基于实际经验的信息。比如常去的日式点心店的店员会问我：“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这让我意识到，通过与他人的直接沟通来了解情况，是一种重要的社交手段。
从专业角度来看，这是一个非常奇怪的状况。2020年可谓是失去的1年。大多数学术会议被取消或延期。
尽管如此，对于研究人员来说，相互支持还是很重要的，哪怕只是小规模的。比如，为了可以互相鼓励，继续撰写论文。我和东京大学的2位同事一起用Zoom建了个写作小组。
这太棒了。从长远来看，您认为疫情会对日本人民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个问题很难回答。不仅仅是城市和农村有差异，因为日本有很多小型社会，比如群众自发组织的团体等。
举一个我在研究中注意到的例子，那就是餐馆的常客中，有些人只去他们特别信任的店。那些店里他们有人际关系、认识老板，并且知道店经过彻底消毒、令人安心。今后，将会有更多的人选择这样的店。
我的研究课题是东京最大的旧书店街神保町。它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书店街。我感兴趣的是，书店的老板和顾客对旧书和旧物代表的历史所抱有的情感。他们以旧书为线索，再次讲述了过往。
我一直在神保町这条旧书店街做实地考察，今天我想谈谈新冠病毒给它带来的变化。然后我会思考在疫情时期，我们对具身化的都市空间的理解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这是文化人类学的具身化实践理论带给我的启发。
疫情引起了人们对社会行为具身化的关注。例如，书店作为聚集场所的作用等。
首先我简单解释下具身化这个理论，接着回顾新冠疫情下神保町的情况，并说明它给书店和餐馆造成的影响。然后会聚焦在一些新浮现的主题上，比如昭和复古空间的终结等。昭和复古是指欣赏1926年至1989年间风格建筑的一种潮流。而且作为一种新的象征，“Amabie”这个驱散疫病的妖怪也登场了。我还会简单地讲下新冠疫情将如何改变未来日本文化人类学的研究。
得益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我于10月来到日本，在东京首屈一指的书店街神保町开始了关于如何收集国内外旧书的研究。我的研究重点是东亚历史相关旧书的收集整理，以及如何通过这些旧书来重述日本等国的历史。为此，我一直关注着这个旧书的收藏诞生地和销售地。
在神保町这里，大量书籍聚集在此，经过整理后，大多数以面对面的形式出售。这里也是消遣、散步、体验怀旧氛围的地方。你还可以在咖啡馆里享受看书、聊天的乐趣。因此，我很担心新冠病毒会在这里蔓延开。
神保町聚集了书店、旧书店、出版社及经销商，专门经营传统纸质书籍，并且在网络销售方面也有近25年的历史了。虽然正在逐渐转向网络销售，但常客和闲逛的客人也常常造访实体书店。很多人会来到周五和周六举行的展销会，在地下卖场翻找旧书。作为东京都的热门街区，这里也有很多著名的咖喱店、咖啡店、餐馆，而且所有的店铺都很热闹。
2月的第1周，在出版社的一次闲谈中聊到了钻石公主号（注：曾发生过大规模新冠病毒传染的大型邮轮。一度停泊在横滨港）的话题。3月中旬，研究时的中心话题成了新冠病毒。这肯定会成为一次重大的公共卫生危机。我交谈过的每一个人，都强烈地意识到日本社会将会发生变化，其中也有人希望是朝着更好的方向变化。一位书店老板还在Instagram（照片墙）上呼吁人们重新认识社会。
虽然到4月7日为止，神保町的大部分店铺都还在营业。但在7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后，它们停业到了5月31日。几乎所有书店都放下了卷帘门，或者缩短营业时间。不过继续营业的店铺里仍然很热闹。
“靖国通”沿街的家家户户都放下了卷帘门，不过也有半开卷帘门的店铺。店员在里面努力工作，处理在线订单或改装店铺。
5月26日宣布解除紧急状态后，一诚堂书店首先恢复营业。当天，一位店员戴着口罩站在店外，招揽犹豫不决的顾客进店。这一幕仿佛令人回到了从前，但同时也给人一种如同科幻故事般不真实的感觉。
直到6月的第1周，神保町的大部分书店才小心翼翼地恢复了营业。社会开始应对“新日常”，即所谓的“新常态”。
新冠让我意识到，作为买书、吃饭、消磨时间的场所，这一带的特色是多么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也能从城市生态学的角度来讨论神保町。这让我想起了芝加哥社会学派的研究。
神保町的根基是书籍买卖、人们与书及爱书之人的相处方式。一开始我很担心书店，但这一带最先迎来危机的是餐馆和咖啡馆。由于市民自发的“自我约束”，市中心变得空荡荡的。走在神保町，我看到很多餐馆即使还在营业，也是门可罗雀。尽管外媒报道称疫情期间餐馆仍在营业，但顾客稀少的店铺正努力转变为外卖模式。在神保町最先体会到的新冠影响就是众多餐馆的关闭。特别靖国通沿街的大型连锁店。
然而有一天，我看到了不可思议的景象。那就是咖喱店里排起了长队。“南海厨房 神保町店”因建筑老化而决定关店。于是客人们来到这里，想要最后再吃一次。队伍持续了好几天，让附近的人们感到很惊讶。一家书店老板说：“这家店又不会关门，他们还要排队，也不保持社交距离。”事实上，南海厨房将由现任老板的儿子接手，在新的地址重新开业。神保町以外的店铺现在也还在营业。尽管如此，大家还是排起了长队，不仅仅是为了最后品尝一次记忆中的味道，也为了和90岁的名店老板在昭和复古空间里最后一次的相处。
此外，一直都很拥挤的人气居酒屋“醉之助”也关门了。这家店常被用作电影的拍摄地。我想新冠或许是昭和复古终结的导火索。所谓昭和风格，应该是挤满了顾客、分享大盘的菜肴、和陌生人并排而坐。这些都是政府所说的“密”，是应该避免的。“三密”，英语为“3C”，是政府提倡的疫情防范标语，目的是为了避免密闭空间、密集场所、密切接触。这个词语最初是用来描述最易感染新冠病毒的场景。尽管听起来很好笑，但是国民还是认真地对待了这一信息。虽然还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东京基本的公共卫生信息是始终如一的，这或许拯救了很多生命。
Aldrich和Yoshida在论文中指出：“虽然日本政府的对应并不理想，但日本似乎避免了出现在其他国家的灾难性后果。主要原因就在于国民自发地约束自己的行为、避免前往三密场所。”
有些餐馆为了让顾客能保持社交距离，费了很大功夫改变了店内的布局。神保町的另一家有名的咖喱店“苏门答腊咖喱共荣堂”，在绝大多数桌子上都安装了亚克力板。虽然也有没有隔断的四人桌，但是数量很少。为了通风，入口和后门一直都开着，让客人保持距离地入座。洗手间里除了有2种洗手液外，还准备了酒精，所有桌子上都有消毒液。无论什么时候去，除了我自己，就只有几位客人，再也不会拥挤了。客人之间会被带去相隔2米的席位入座。我和店老板交谈时，他说：“我们必须保持谨慎，不能大意。”
由于哈佛大学限制了面对面的实地考察，所以我用问卷调查的方式，对书店应对新冠病毒的措施进行了调查。结果在某种意义上和我预想的一样：书店缩短营业时间或临时停业，来店的客人数量减少，线上销售量却在增加。总体销售额参差不齐，有的店减少了，有的店保持不变，还有的店反而增加了。
然而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很担心新冠疫情前的那种面对面销售模式，今后是否还能继续。有人是这样回答的：“旧书行业从很久以前就开始进行线上和邮寄目录销售，所以与其他行业相比，所受的经济打击较小。因此我担心在未来面对面销售会减少。”
当问及这对书店销售额的影响时，某书店兼出版社回答：“为了避免接触，人们更喜欢线上销售，电子书籍的销售额将会提升。”也有人回答：“没有实体店铺的网上书店将会增多。”这个结果预示了当前以实体化为中心的书籍销售模式将发生变化。书店的工作量会增加，与人的交流机会减少。我们将会失去人与人的互动这个神保町的根基。
这一带也发生了象征性的变化。随着新冠病毒的流行，起源于江户时代的妖怪Amabie复活了。她出现在很多店铺里。国外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个妖怪，但是与我交谈的人都没有意识到。
我们看到的Amabie这一形象的原型画作收藏在京都大学。它已被数字化，只要注明收藏来源，就可以随意使用。
Amabie在社交网站上传播开来。从某种意义上来看，这可说是一种有形的祈祷、一种能带来安全感的护身符。但是我觉得Amabie也体现为疫病的一种警告信号。我认为Amabie不仅是“可爱（Kawaii）文化”和大众创造力的延伸，也是来自社会记忆的警告。这种记忆传达着不安、日常生活的中断及疫病的流行。我们要将Amabie和突现的其他信号结合起来思考，比如标记商品库存有无的贴纸、传达或提醒新生活规则的通知等。我们需要在一个涉及一般性社会卫生信息的象征性框架中去看待Amabie。这个框架引导我们在城市中具身化，并产生新的习惯。例如，通过销售或赠送Amabie的糖果、玩偶及T恤，借由送礼这一社会性结构来相互表达关心。我们可以把对他人健康的关心应用到可爱商品这一熟知的框架中。
像神保町的书店老板和常客那样，我的民族志调查进程也面临着巨大的转型。我原本计划用传统的民族志学框架进行研究。参与式民族志的前提是调查者不仅要在当地走访、居住，而且那里还要有社会团体、可参加的活动。然而，人人都在坚持自我约束，自发地深居简出。在3月，一切都取消了，大多数活动至今仍在取消中。
即使预定的活动取消，也不代表没有观察对象。通过倾听神保町的朋友和熟人的忠告，我得以观察到日本社会如何应对慢性危机。哈佛大学下令停止面对面的研究，其中包括人类实验对象。因此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见到日本好友了。从前我们两个人经常去逛神保町的书店，边喝咖啡边交流彼此的战利品。但是由于他身体虚弱，只能待在家里。他暂时无法享受购买到新的旧书的乐趣了。那些身体健康的朋友也尽量减少外出，即使想去也去不了。我也是如此。通过这种失落感，我真切感受到实地考察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能培养友谊。我想这就是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的基石。无论是日本研究还是其他领域，今后一定会向在线和文献研究等方式转变吧。
总之，在考虑新冠病毒影响时，我们应该将新冠肺炎这种疾病本身和由它引起的多方面的社会危机分别考虑。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包括神保町在内的东京都内很多商店，都在期待着因东京奥运会，残奥会而来访的游客。但奥运会也推迟了。在神保町，数字化的店铺和实体店铺混杂在一起，书店和餐馆鳞次栉比。在那里，人本身的存在就意味着生意。人群聚集代表着繁荣，也是存在乐趣和美食的证明。
了解新冠疫情带来积极意义也很重要。例如，你或许可以以新的方式加入神保町的书店文化。如果是线上活动，住在远处的人也能够参加。对接触感到不安的人也可以放心地参加。这将带来积极的变化，或许会为围绕文本的社会化和交流创造出新方式。与面对面的活动相比，线上活动可以吸引到更多的人。线上活动或许将成为不亚于面对面活动的具身化体验，并且让更多不同的人群可以加入其中。
如果将神保町视为可以聚集众多人具身化体验的地方，那么你会看到人们正试图弄清什么是新常态。新常态也不再局限于公共卫生信息或传染预防建议。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在5月一位书店老板就呼吁应该要改变意识。从习惯的变化中可以看到这种意识的产生。随着传统习惯和活动以及密切接触的消失，我们也调整自己的呼吸和身体，并适应他人的身体。新的象征性框架的出现，也是这种意识的表现之一。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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