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播）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哲学/思想） 第二讲：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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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二讲：孟子思想在日本为什么不受欢迎？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教授 郭连友
主讲人介绍：
学历：
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社会文化专业硕士毕业；日本东北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博士毕业（日本思想史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
工作经历：
天津外国语学校日语系助教、讲师；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日本名古屋大学客座教授。
社会兼职：
中华日本哲学会原会长、现副会长；中国日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等。
学术成果：
著（译）作：
《吉田松阴与近代中国》、《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论集》、《日本文化艺术丛书》、《日本哲学与思想研究》、《日本学研究》、《德川思想小史》、《第三代系统论》、《日本文化与日本人的形成》、《日本思想史入门》、《日本演剧史》、《日本舞蹈的基础》等多部学术论文数十篇。
在上述传闻中，虽然“舟辄覆溺”、“必颠覆”的说法令人难以置信，但这段传闻给我们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日本似乎自古以来就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很难被日本所接受。
对此，我们不禁要问：事实究竟如何？在日本围绕着孟子思想到底发生了什么？排斥孟子思想始于何时？孟子的哪些思想遭到排斥？人们出于何种考虑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在日本有没有产生过影响？如果有的话，那么孟子思想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带着这些疑问，我们有必要对这一问题重新进行一番考察。
众所周知，孟子主张“民贵君轻”，肯定“汤武放伐（易姓革命）”，其思想中蕴含着浓厚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在其政治主张上表现为“仁政（王道）”、“安民”；在其人性论（即道德论）方面则表现为“性善论”。“性善论”与“仁政论”是孟子思想的两大支柱。孟子政治主张的最大特色可以说就在于尊重人民和重视人民。孟子在道德论中除了主张“性善论”外，还提出了君臣道德的“义合”说，即“相对的君臣关系”。孟子的君臣观与“民本思想”、“易姓革命”在中国和日本都曾引起过激烈的论争。
从日本学者井上顺理的考证和研究中我们得知，《孟子》一书大约公元730年以前就已经传到了日本。针对《五杂组》的传闻中提到的日本排斥孟子的现象，井上先生通过大量实证研究否定了日本自古禁忌、排斥孟子的传闻，指出日本中世以前并不存在《孟子》由于其思想内容而遭到禁忌的事实。
那么，关于禁忌孟子思想的传闻难道是空穴来风？其实并非如此，这一切都与江户时代的思想有关。
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民本思想”等常常被人们提出来，成为江户时代诸学派争论的导火索。江户时代，《孟子》几起几落，甚至出现了各个学派之间以及在同一学派内部围绕“尊孟”、“非孟”而争论不休的特殊现象。
江户初期最有代表性的儒学家林罗山（1583－1657）曾肯定《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并把它作为德川家康（1542－1616）创立江户幕府伟业正当化的理论武器。据传1612年德川家康与林罗山谈到“汤武放伐”，林罗山对家康说：“汤武顺天命、应人心而伐桀纣，自始亦毫无为自身考虑之意，其本意只在于为天下除暴，救万民于水火，万万不可称‘恶’”，家康对他的这一观点十分赞赏，认为“此说纯正且甚明晰”。但是，后来林罗山的思想发生了很大转变，并以朱子学“天即理”为理论根据，主张人们的高低贵贱是由先天决定的，放弃了基于天命观的、肯定“易姓革命”的思想。
纵观以后在江户时代诸学派中围绕《孟子》展开的议论，我们不难发现其焦点几乎仍然集中在是否赞同孟子的“易姓革命”方面。与此相关联，孟子的“君臣观”、“民本思想”、“王道思想”等亦成为争论的主要话题。林罗山以后，山崎暗斋学派、古学派、国学派、后期水户学派等著名学派，也都围绕着孟子“易姓革命”思想展开了或肯定、或批判的不同争论。
山崎暗斋（1618—1682）学派围绕孟子问题出现的意见分歧和争论足以说明孟子思想与日本近世社会的身份制度有着极大的冲突。山崎暗斋站在“大义名分”的立场上著有《汤武革命论》一文，指责周武王讨伐殷纣王是以臣弑君，是绝对不可以的，“革命”归根到底只不过是圣人的“大权”，他根本不承认臣对君实施放伐的“革命”。不仅如此，他还强调臣下对君主的单方面的绝对忠诚和恭顺，并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君臣大义”。
然而，关于这一问题，他的三个直系弟子中的佐藤直方（1650—1719）和三宅尚斋（1662—1741），因与老师的见解不同而被断绝了师生关系。唯独其中的浅见絅斋（1652—1711）则始终恪守师说，忠实地继承着“大义名分”的立场，他指出：“呜呼，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万世无穷之下，凡乱臣贼子弑君窃国者，未尝不以汤武为口实。”对“汤武放伐”持否定态度。
然而，同为暗斋直系弟子的佐藤直方和三宅尚斋对此则持有不同观点。直方在与尚斋合著的《汤武论》一文中充分肯定“汤武放伐”并以《孟子》中的原文为根据，指出“尧舜汤武其揆一也。”他的“汤武放伐”思想是以中国传统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为依据，并表现出对中国儒家提倡的“有德者为君”思想的忠实继承。三宅尚斋也基本上和佐藤直方站在同一立场，充分肯定“汤武放伐”，批判山崎暗斋的绝对君臣观念，明确指出其师暗斋之说流于偏颇。然而，到了后世，由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直方、絅斋主张的“合理主义”思想在日本社会并未形成主流，而暗斋强调的“绝对君臣观”与“尊王论”相结合，在后来的思想史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其影响一直延续到幕末。
下面再让我们简要地看看日本江户时代其他几个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学派，如古学派、国学派、后期水户学派对《孟子》“君臣观”、“革命论”的看法。
在古学派中，与山鹿素行（1622—1685）和荻生徂徕（1666—1728）相比，伊藤仁斋（1627—1705年）最重《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并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孟子古义》、《语孟字义》中认为，“汤武放伐”并非朱子所说的“权”而是“道”，他认为：“道者天下之公共也”，汤武是为天下除“残”、“贼”，决不是出于个人私情。然而，仁斋的这种思想，其结果只停留在了理论认识阶段，并未发展成对体制的批判。
国学派对《孟子》的“君臣观”、“革命论”分明采取了否定和批判的立场。国学派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长（1730—1801年）继承了古学派复古主义的一面，对外来思想尤其是来自中国的儒家思想采取了严厉批判和排斥的态度。他在《玉胜间》中严厉批判《孟子》的“汤武放伐”论和“君臣观”，他写道：“‘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此乃甚过之恶言也。而《孟子》终篇，只屡言对亲当孝，却无一言云对君当忠。又，孟子告齐宣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以此一章，可知孟轲之大恶。此虽为人君教人之语，实乃过于信口之恶言也。此书非人臣者宜读之书，实乃教人臣不忠不义之物也。”可见，《孟子》在宣长眼里是一本教臣下“不忠不义”的书。
后期水户学派对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基本上也持否定态度。他们在继承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观念的同时，去掉了其中蕴含着的“易姓革命”思想。后期水户学派一方面强调“天祖”及其天皇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幕府统治的正统性。后期水户学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藤田东湖（1806ー1855）曾著有“孟轲论”一文，他站在尊王立场上，对孟子的“君臣论”、“革命论”乃至“王道论”等进行严厉批判，认为孟子的“王道论”不符合孔子的思想，指出孟子的王道思想不适用于日本。
然而，继承了后期水户学“尊王思想”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阴却对一直以来被人们视为“危险思想”的孟子思想极为重视。为了使日本尽快摆脱“内忧外患”的危机状况，他积极向孟子思想寻求“救国良方”，演绎了将孟子思想与自己的改革思想完美结合的一幕。
首先，松阴站在人性平等的立场上对孟子“性善论”给予高度评价，试图通过承认和相信民众所具有的优良的道德心来打破身份制的束缚，从而调动民众参与政治的自觉性和能动性，赋予民众在“尊王攘夷”以及国家独立中担负起政治使命的主人公资格。
此外，松阴在充分肯定孟子“仁政论”的同时提出了重视民生的“民政论”主张。松阴的“民政论”主张经常与人民在物质和精神上的稳定、民心的凝聚和人才的选拔等结合在一起来论述。他所追求的“民政”→“安民”→“保全国家”的思考路径与孟子的“王道”政治路线颇为接近。也就是说，不是通过增强军备，而是通过“仁政”（道德政治）来把人民组织和凝聚起来，以此来谋求国家的统一和独立。
同时，孟子的“民政论”还为松阴批判海防论、批判现行幕藩体制及其制度（封建制、武士阶层、三勤交代等）、追究为政者的失误（重税所导致的人民的叛离）提供了理论武器。对于德川幕府，松阴从“培里来航”时起，就曾追究其不履行攘夷的政治责任，认为“幕府失天下之心久矣”。在《讲孟札记》中，松阴明确提出了如果幕府不履行保卫国家独立的职责的话，可以废掉它的“倒幕革命思想”。这些观点都是以孟子“民本思想”为依据的。此外，松阴所主张的“尊王思想”虽然有些是基于日本的“记纪神话”等传统思想，但从内容上看里面蕴含着诸多孟子“王道思想”的内容。
除了上述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学派的观点外，江户时代，围绕着孟子的“君臣观”、“革命论”而争论不休的事例屡见不鲜，并出版了不少观点鲜明对立的著作。同时，江户时代还出现了大量注释《孟子》的论著，据井上顺理调查，仅江户时代《孟子》注释书就多达456种以上。
通过对上述书籍进行深入细致的考察和研究，我们一定能更深入地了解和认识“孟子思想与日本”这一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作为外来思想的儒家思想与日本思想的冲突、融合的历史，从而揭开更多尚未被我们充分认识的“学术之谜”。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哲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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