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美遇上阿尔勒# 2020第六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于11月27日在厦门开幕，本届摄影季共推出26场展览，包括6场法国阿尔勒摄影节精选展览、10场聚焦华人优秀年轻摄影师的“发现奖单元”展览、1场汇集了最有国际影响力日本女性艺术家的“日本影汇”展览、1场呈现中国高等艺术院校摄影探索与发展的“中国律动”展览、4场“无界影像”展览，1场“致敬摄影大师”展览、1场“藏家故事”展览、以及2场“在地行动”展览在厦门展出。
在刚刚结束的开幕周（11月27日-29日），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评选出了本年度女性摄影师奖和发现奖，徐晓晓凭借作品《饮马长城窟行》夺得女性摄影师奖 （由策展人鲁小本代替艺术家本人领奖），而集美•阿尔勒发现奖则颁给了艺术家沈绮颖（由策展人刘潇代其领奖），两位获奖者分别获得3万元和 10万元奖金！
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将持续至2021年1月3日，爱艺术，爱摄影的小伙伴不要错过哦！@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戏剧） 第五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五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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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五讲：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
——日本歌舞伎（下）
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 李玲
主讲人介绍：李玲，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副研究员。2002年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系硕士毕业，同年就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2008—2009年担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客座研究员。2018年9月—2019年9月日本早稻田大学访问学者（获得国家留学基金资助，文化和旅游部艺术类人才培养特别项目），2013年始至今为日本早稻田大学演剧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研究方向为日本传统戏剧与中日戏剧比较研究。出版专著《日本狂言》（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年）、《雕刻灵魂的表情——日本能面与能面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7年）、《艺藻集——中日传统戏剧思考》（北京时代华文书局2018年4月）；出版译著：“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研究丛书”《品梅记》（文化艺术出版社2015年）、《不愿做奴隶的人——聂耳传》（新星出版社2019年7月1日）。发表《日本歌舞伎<女杀油地狱>研究》、《日本明治时代天览剧研究》、《日本狂言中的中国题材研究》、《试论中国的日本狂言研究中存在的几个问题》、《从功法、行当和家系角度考察日本歌舞伎女形表演艺术的传承》、《大木偶的命运——中国川北大木偶与日本木偶净琉璃的现状报告》、《吴兴国与猿之助——从京剧与歌舞伎的创新前沿看戏剧流派发展规律》、《试论20世纪初日本的一份戏曲名伶唱片目录资料》等论文。近年来在《北京青年报》“北青艺评”栏目发表多篇关于日本能、狂言及歌舞伎的文章。
诸位好！今天我继续来谈歌舞伎。上一节简单介绍了歌舞伎的起源发展、它的歌舞音乐和行当，下面来聊一聊歌舞伎的剧目。古典戏剧经过几百年的表演积累，曾经积累无数剧目，经过岁月的大浪淘沙后，传承至今并能够常演的戏必然有其存在的理由，有的是唱功演技有独到之处，或者是普世的情感理念能够穿越时空，催人泪下，中国戏曲是这样，日本歌舞伎也是如此。歌舞伎剧目从故事题材角度，大致可以分为历史剧、生活剧、舞蹈剧等；从故事来源角度，可以有改编自能乐、文乐木偶戏的剧目和纯粹为歌舞伎创作的剧目，以及明治时代后知识分子参与创作的新编戏等；从戏剧表演规模来看，可以有全本戏、简化的重排全本戏、折子戏等。这些情况与中国戏曲有不少相似的地方。同时歌舞伎与中国戏曲一样，其戏剧传统以演员表演、舞台呈现为中心，歌舞伎甚至更加热烈地追求声色娱乐出神入化的综合效果，因此它在美术、音乐、道具、表演每种戏剧分工都积累了纵深的发展和发达庞大的技术体系。与其星光熠熠的俳优史、表演史相比，歌舞伎文学史反而更多是借鉴改编其他剧种艺术并进行歌舞伎化的历史。当然，两个半世纪的江户时代里，近松门左卫门、竹田出云、并木宗辅、近松半二、鹤屋南北、濑川如皋、河竹默阿弥等作家作品脍炙人口，占据现代歌舞伎常演的传统戏剧目。明治维新后文人创作的新戏称为新歌舞伎，其中有不少剧目循环上演，传承至今，成为新经典戏。但不得不提的是，江户时代前几位作家的显赫名声首先来自木偶戏创作，他们的作品是净琉璃木偶戏全盛时代的栋梁之作。注重质朴叙事的古代净琉璃说唱，在近松门左卫门的推动下上升到抒情的歌唱化、戏剧化的剧诗，辞章的典故、双关和七五调的节奏被树立为创作技巧的典范，而这些净琉璃木偶戏作品的歌舞伎化，包括能乐谣曲的歌舞伎化，都极大提升了歌舞伎作品的音乐品质、台词韵律、审美意境等。因此歌舞伎作为大众戏剧，它兼具着一种平衡，在浓烈的娱乐、智慧的写实中又融合写意和审美。等到了如今言文一致的时代，我们所处的诗歌口语化的时代，人们依然能在歌舞伎大白话的对白中获得生动的生活感觉，又在抒情唯美的唱词里感悟往昔的诗人之心。歌舞伎戏剧文学在日本文学史上比较默默无闻，但这一点儿都不动摇它以一种现在进行时的姿态出现在世界戏剧剧坛，或者说，正是因为存在未完全固化的空间，给予作品改编翻新和表演更多的创作自由。
2019年7月东京歌舞伎座，摄影李玲
2019年7月东京歌舞伎座演出广告，摄影李玲
歌舞伎和中国戏曲一样，关于古典戏剧故事中反映封建时代道德和习俗的内容，人们都曾经深有疑虑。为了向文明国度看齐，明治新政府曾经取缔剧场乱象，禁演烧杀淫乱的糟粕戏，而且禁止剧场内熄灭照明灯火，于是那些故意熄灯灭火的幽灵怪谈戏就被禁演了。二战日本战败后，驻日盟军司令部禁止上演像《忠臣藏》那样赞颂为主君复仇，忠君尚武的戏剧表演。随着歌舞伎逐步解禁复兴，1960年战后歌舞伎首次访美演出时，演出剧目就有经典名作《忠臣藏》。这出戏有一折《判官切腹》，讲盐治判官不堪受辱，在将军的议事厅动武反抗奸臣，结果受罚不得不切腹自尽，遣散所有家臣。判官含泪悲壮地切腹自杀，弥留之际，他最忠诚的手下正赶来见他最后一面。这一幕历来静寂沉痛而内心激越，情感复杂，加上非凡的说唱伴奏，非常激动人心，而且演这一幕时，因肃穆而千钧一发的迫切氛围，传统上是不允许观众起立走动的。但是，这样一出二战后禁演的戏，可以到美国去演吗？可以演切腹自杀的场景吗？当时日本外务省提心吊胆，向剧团方面提出：干脆换一出别的戏不好吗。相关人员几经研究并向美国的日本通教授请教，最后决定并不改戏，照原样演《忠臣藏》。最后切腹自杀一幕并没有引起误解，在公演的7出戏中，《忠臣藏》反而获得了美国观众的最高评价。著名的戏剧研究家河竹登志夫当时作为歌舞伎访美的随团文艺顾问和演出调查员将此事记录于他的著作中，这也促进他去思考研究日本传统戏剧的个性特征，在异质文化中重新审视自我，也许是完善自我认知的一个途径。
最后一点，我想谈谈歌舞伎的舞台美术。歌舞伎尤其以五彩斑斓的色彩、巧夺天工的机关道具来强化精彩的舞台呈现。方形舞台中心一个很大的圆形面积是可以360°左右旋转来切换场景，圆形里还有好几块长方形面积可以上下移动，像讲江洋大盗石川五右卫门的《楼门五三桐》这出戏里，五右卫门站在京都雕梁画栋的南禅寺山门上观赏漫山遍野的樱花，这时整个建筑物向上抬升，露出第一层山门，五右卫门站立的位置变成第二层，楼下出现了他的仇人。类似这种一楼变二楼，整个屋顶翻转过来的大型装置变幻具有相当艳丽奇幻的视觉冲击，仿佛一幅移动的锦绘。加上其他位置及花道上的隐形机关和剧场高空吊装设备，一人演十几个角色、快速变幻服装、飞天遁地等令人眼花缭乱的表演技巧是歌舞伎高度的娱乐性体现，这些彷如魔术般的奇景即便是现代的戏剧团体都是很难达到的高度，而歌舞伎在18世纪中期，由借用能乐野外舞台转移固定到室内全盖式剧场后，随着复杂情节的全本戏的发展，不但行当和表演不断拓展，演职人员对剧场和舞台的研究、分工有了飞跃，戏剧表演相关的每一样职业分工都自成体系。例如，负责歌舞伎大道具的长谷川勘兵卫家族从17世纪中期的第一代工匠开始，至今已经传承到第17代；舞台上可移动道具的称为小道具，19世纪中叶藤浪家族创办的专业小道具店铺传承至今，是经验极其丰富、分工细致的现代企业。这些舞台美术的分工有多细致呢？举一个例子，大道具制作一块背景板，木工按照需求切割、钉装，平涂刷色和描绘花纹则是两个工种，新徒弟负责洗画笔画刷；拉幕布、用梆子打节奏、撒雪花撒花瓣都是多年练习后才能获得的职位。负责舞台服装、制作假发、负责梳头、负责检场的人员均以匠人之心追求技术的高度和完美。
追求技术之道和游戏精神大概是歌舞伎传承正统又不断创新的力量，这也是江户时代平民文化的特质。江户时代出版业兴盛，人们对歌舞伎的喜爱不仅在于欣赏台前表演和浮世绘艺人宣传画，幕后各种道具机关的图样和变化手段都被出版传播，流传于大街小巷。首次出版于1803年8卷本的《剧场训蒙图彚》就是讲解剧场、扮装、道具的百科全书。随文图里有描绘如何构筑舞台下方的机关，如何靠人力拉动演员从地下升至台上，斩首断腰等滑稽表演的手段等。作者式亭三马是江户时代通俗小说家，一边经商一边写了许多接地气的小说，周作人曾翻译过他的作品。三马特别爱看戏，他在《剧场训蒙图彚》的序里说：“虽观戏者众而会观戏者寡矣……会者为谁。曰，平安八文舍与湖上李十郎而已。”八文舍是日本人，出版了许多艺人评论的书籍，而李十郎则是中国戏曲家李渔，三马把这两人奉为世上最懂戏的人。中国同时期也出现了许多戏曲创作、表演和美学的研究理论，但戏曲一桌二椅的虚拟世界与舞台美术纷繁复杂的歌舞伎似乎走了不同的道路。歌舞伎能够以商业演出自力更生地存续下来，我想其追求匠心的娱乐性、技术性的因素在网络大时代里仍然继续发挥着作用。技术虽然只是表现手段，但当它发展积累为一个大体系并不断有所追求时，它往往会升华为本质精神的一部分。所以，戏剧表面上是艺人明星的刻苦及闪光，背后是每一种分工职业的恪守本职和尽善尽美。
《剧场训蒙图绘》卷4，文化电子图书馆数据库
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影响，歌舞伎与世界各地其他表演艺术一样不得不中止演出，经济上受到挫折，我们期待它能走出困境，有更多样化的发展。（完）
本中心温馨贴士：如果您想进一步了解歌舞伎，可以在以下网站上看到更为丰富的图片和视频资料：
独立行政法人日本艺术文化振兴会的官方网站（日语/英语）
https://www2.ntj.jac.go.jp/dglib/modules/learn/
“歌舞伎世界”(中文)
https://www2.ntj.jac.go.jp/unesco/kabuki/sc/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戏剧）
题目及主讲人
麻国钧 中央戏剧学院
第五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六讲 “中国近代戏曲与日本”
李莉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第七讲 “中日现代演剧交流”
第八讲 “新中国成立后至上世纪80-90年代的日中戏剧交流”（暂定）
第九讲 “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 ——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的戏剧轨迹”
每周四（计划）发布，敬请期待！
阅读繁体版↓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沙龙预告 | “正发声”的女性声音 x “正发生”的女性现实# “不论媒介是电影或是装置艺术，不论展现的内容是呈现女性独特的情感表达或是身份困境，都拥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即让更多的女性可以发出声音，并使这些声音被更多人听到。”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X北京中间剧场基于以上共识策划而成“科技艺术节的特别企划”#《“正发声”的女性声音 x “正发生”的女性现实》的沙龙活动# 详情→沙龙预告 | “正发声”的女性声音 x “正发生”的女性现实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学者投稿『をちこち（遠近）』(4)# 2018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学者，绿色潇湘理事长，河流守望者秘书长刘盛先生日前向基金会总部的电子杂志『をちこち（遠近）』投稿，发表了他的访日研究感想和心得，我们把中文版与您分享【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众参与】→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学者投稿『をちこち（遠近）』
『をちこち（遠近）』日文
寄稿シリーズ「中国知識人の訪日ストーリー」＜4＞
「日本の環境汚染の歴史から見る、中国における河川保護の主な問題と動向」
链接↓网页链接
（外网打开较慢，请耐心等待。）
2018年7月16日至8月24日，在日本开展了为期40天的考察和参访，主题是“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众的公益参与”。在日本期间，我陆续拜访了超过10家河流保护和公益相关的公益机构，收益匪浅。
研究日本河流保护问题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初期的一个经济体。我希望看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主要环境污染问题和公众和社会在这个问题中的核心关切和角色，对于现阶段中国尤其有参考意义。从2015年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之后，围绕河流保护的工业污染治理得到极大关注和政策行动力，“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开始成为很多河流污染的污染源。
相对美国和欧洲，中国和日本的生活习惯大体相似，在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表现有非常同源的参考性，例如琵琶湖的污染以及治理的过程，非常值得中国很多内湖的学习（目前已经有很多交流学习项目，例如太湖和洞庭湖）；琵琶湖从70年代初开始，大量的工业污水和农业生活污水导致严重的富营养化，而且多次反复，发生严重的赤潮，经过将近30年的协同治理，目前已经水清岸绿，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琵琶湖的水质
工业污染的治理，重点是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则需要广泛的公众动员和公众教育，形成社会共识。当“普通公众”成为“污染主体”的时候，公众共识和集体行动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琵琶湖周边，还有很多很小的公益组织从事各种水保护，例如专门养萤火虫的机构，还有从事“水井和泉水”的研究者，以及用废油做的肥皂等再利用生活技能的推广。
作者与在琵琶湖附近保护萤火虫的朋友们合影（左起第二位是作者）
80年代，中国就提出：我们不要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还是先把环境污染了。中国目前也发生着大规模的污染转移，从城市郊区搬迁到更远的地方，从东部搬迁到中西部。污染也许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隐蔽和不可见，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这样的产业转移伴随的污染转移，好像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可缺少的。
人和水，人和河流，有很多关系，但是水的污染者也是人。如何通过公众参与机制的规划，产品的设计，来引导公众关注和保护河流，是我们河流守望者一直在探索的事情，我们把“河流保护的公众参与”作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提出了“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远景，希望人人都可以成为河流守望者。
日本回来之后，我带回来很多样品和资料，很多信息现在还在消化，希望运用到我的工作之中。日本同仁在和我分享的时候，也道出了我的困惑：如果都是讲道理的话，公众是不愿意听的，他们需要看到解决方案，告诉我：如何办？这方面日本人的严谨和细致，让我启发很大，因为中国的公益组织目前大部分停留在“讲道理”的阶段。
例如东京市民雨水学会，是一个没有全职的“小”组织，但是全国有100名左右的会员，他们开发了一款展示水污染全过程的“桌面游戏”，在办公室用雨水回收插件做了好几个不同场景的雨水回收装置，可以在不同的房屋状况下自主做雨水回收工作，让人看了就想马上回家自己动作做一个，我还一下子买了10个带回来，后来还去拜访了雨水插件的发明人，她授权我们使用，并鼓励我们在中国做雨水回收的推广。雨水回收在中国刚刚起步，还很小众，不仅仅是雨水回收的政策，还是雨水回收的公众教育，都做得很少。
回收雨水装置
我参加日本的環境技術展覧会，看到一个用于捡拾垃圾的“钳子”，这个钳子的设计一下子吸引我，因为它的设计理念，也正好击中了我们开展“联合净滩”中的痛点，在垃圾捡拾过程中一些大的垃圾无法抓起，同时在长度上不匹配，而且也不好随身携带。这样的产品虽然不能普及，但是会让人觉得垃圾捡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鼓励持有人经常去河流旁边捡拾垃圾，美化环境举手之劳。听说这个“钳子”还获得了日本设计大赏，日本的工匠精神在这里体现的让人感动。
这些产品和场景，我在京都环境科学中心还看到了很多，有专门为小朋友提供的环境绘本室，有展示工业化历程和垃圾分类的展区，也在楼顶种植了水稻，还有大量的互动教具，足够一个小朋友家庭在里面高兴的玩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下来，一个环保的种子就种下来，没有任何说教。从人出发，从产品出发，来做公众参与，是我此行最深刻地体验和收获。
我希望继续努力，把日本这样很好的设计带回到中国。
当然，我也看到日本公益行业在使用互联网方面还不多。而中国的互联网在公益和社会创新领域的应用非常之广泛。我在日本期间也做过好多分享，介绍中国的河流保护以及公益行业的情况，尤其是提出的“互联网公益组织”的概念受到很多日本同仁的关注。河流守望者的使命是“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所以我们也在做数字化转型，搭建一个互联网社区，为一线的河流守望者提供“互联网巡河工具”，我们开发了“巡河宝”小程序，让河流守望者更方便简单的开始巡河任务，并激发他们坚持下去。
日本40天，参访了将近40家不同的机构和人，让我对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益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有浓厚慈善文化的地方，大家会很关注本地社区，但是公益气氛并不好。在日本人与未来防灾科技中心，我看到并理解了地震对于日本社会的重塑，和中国的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中国的“公益元年”一样，日本1995年的阪神地震也是日本的“志愿者元年”，个人加入为动机的义工团队，进而发展为有组织的团队。推动1998年发布了《NPO法律》，主要是福利和残疾等、救灾和环保等。
极大的灾害和事件，才是环境问题解决的契机，日本也一样，中国也是如此，这也许是人类必须经历的劫难，只有此，才可能有更多共识。
我1983年出生，今年37岁（参访的时候是35岁），大学毕业24岁开始进入公益行业工作，从事公益环保已经超过14年，在我们绿色潇湘，我都算年纪最大的“老资格”，但是在我参访日本的公益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基本上都是超过50岁的“老同志”，甚至好几个年过七旬的机构理事来接待我，他们看到我的名片，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好年轻啊！
日本的环境运动早已经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潮，那个时候的“主角”，今天已经年过六旬，很多河流保护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新老更替的问题，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公益。我想年轻人不来做公益，除了薪酬整体不高之外（中国也一样），除了日本社会的整体老龄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才会希望这个社会最勇敢，最热情，最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来创业。
这是好事，日本同仁不应该羡慕我们。
刘盛
1983年出生。作为保护河流组织“绿色潇湘”理事长，从事环保活动。刘盛先生还建立和运营提供融资咨询服务的机构，是一位中坚实务家。2018年他参加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日中知识交流强化项目，作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经济研究所海外短期访问学者，在大塚健司主任研究员的指导下，就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市民参与公益活动，进行了学术研究。
『をちこち（遠近）』日文
寄稿シリーズ「中国知識人の訪日ストーリー」
＜4＞
「日本の環境汚染の歴史から見る、中国における河川保護の主な問題と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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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wochikochi.jp/relayessay/2020/11/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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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日本語教師による日本語教育の理論及び実践に関する研究促進のため、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北京外国語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及び高等教育出版社は、2021年3月13日(土)及び14日(日)、第5回“日本語教育学の理論と実践をつなぐ”シンポジウムを開催します。
本シンポジウムは、日本語教育実践の設計、実施、及び研究方法について考え、議論する場を設け、日本語教育学の理論と実践を更に結びつけることを目的とするもので、回を重ねるごとに多方面から反響をいただいています。今回は国内外の専門家を招いた基調講演と「各国の日本語教育の実践研究の現状と課題」についてのパネルセッション（日本側講師はオンラインで参加）に加え、広く発表者を募って日本語教育学実践研究の発表会を行います。詳細は、発表要旨提出要領をご覧ください。
多くの日本語教師及び研究者の皆様のご発表ならびに一般参加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す。
日 時：2021年3月13日(土) ・ 14日(日)（13日午前8:30-9:00受付，14日午後解散）
内 容：基調講演、パネルディスカッション、研究発表会、2019・2020年度日本語教育学実践研修成果発表会（詳しい日程(予定)はこちら）
対 象：中国国内外にお住まいの日本語教師、日本語教育研究者（上限90名）
※参加希望の方で、発表を希望される方については、ご提出いただいた発表要旨に基づき選抜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結果はメールにてお知らせいたします。
会 場：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徳外大街4号高等教育出版社A座四階報告庁）
（例年どおりオフライン（対面式）行います。当日、体温測定等の防疫措置を取ることがあります。ただし、状況によっては全面オンラインでの実施に切り替える可能性もあります。）
参加費：無料（交通費及び宿泊費は自己負担）
講 師：横溝紳一郎教授（西南女学院大学）、張文麗教授（西安交通大学）、小山悟准教授（九州大学）、朱桂栄副教授（北京外国語大学）、池津丈司日本語教育上級専門家（国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お問い合わせ先：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日本国際交流基金会） Tel: +86-10-8567-9511 E-mail：sousyo@jpfbj.cn
お申込み：こちらの応募フォーム よりお申し込みください。
申込み締切：2021年2月1日(月)
発表要旨提出要領：ご発表をご希望の方はこちら をご覧ください。
国際交流基金 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高等教育出版社 総編集事務室
北京外国語大学北京日本学研究センター
2020年11月
※一昨年の様子はこちら をご覧ください。なお、昨年は新型コロナウイルスによる肺炎の流行により中止となりました。
※通知の原本PDFはこちら。
#转载｜“2020年长三角地区巡回日语教师研修会”顺利举行# 我们中心的日语教育专家们参加了在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举办的“2020年长三角地区巡回日语教师研修”。除了日语教学讲座以外，我们介绍了新教材《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详情请→网页链接
关于这本新教材，请参考这个网址↓网页链接
以下文章来源于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作者商外二部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上海唯一以“外国语”命名的中职校。 知行合一，有内涵有腔调的国际化学校。
关于这本新教材，请参考这个网址：https://www.jpfbj.cn/irodori/（点击页尾阅读原文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2018年7月16日至8月24日，在日本开展了为期40天的考察和参访，主题是“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众的公益参与”。在日本期间，我陆续拜访了超过10家河流保护和公益相关的公益机构，收益匪浅。
研究日本河流保护问题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初期的一个经济体。我希望看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主要环境污染问题和公众和社会在这个问题中的核心关切和角色，对于现阶段中国尤其有参考意义。从2015年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之后，围绕河流保护的工业污染治理得到极大关注和政策行动力，“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开始成为很多河流污染的污染源。
相对美国和欧洲，中国和日本的生活习惯大体相似，在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表现有非常同源的参考性，例如琵琶湖的污染以及治理的过程，非常值得中国很多内湖的学习（目前已经有很多交流学习项目，例如太湖和洞庭湖）；琵琶湖从70年代初开始，大量的工业污水和农业生活污水导致严重的富营养化，而且多次反复，发生严重的赤潮，经过将近30年的协同治理，目前已经水清岸绿，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琵琶湖的水质
工业污染的治理，重点是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则需要广泛的公众动员和公众教育，形成社会共识。当“普通公众”成为“污染主体”的时候，公众共识和集体行动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琵琶湖周边，还有很多很小的公益组织从事各种水保护，例如专门养萤火虫的机构，还有从事“水井和泉水”的研究者，以及用废油做的肥皂等再利用生活技能的推广。
作者与在琵琶湖附近保护萤火虫的朋友们合影（左起第二位是作者）
80年代，中国就提出：我们不要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还是先把环境污染了。中国目前也发生着大规模的污染转移，从城市郊区搬迁到更远的地方，从东部搬迁到中西部。污染也许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隐蔽和不可见，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这样的产业转移伴随的污染转移，好像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可缺少的。
人和水，人和河流，有很多关系，但是水的污染者也是人。如何通过公众参与机制的规划，产品的设计，来引导公众关注和保护河流，是我们河流守望者一直在探索的事情，我们把“河流保护的公众参与”作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提出了“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远景，希望人人都可以成为河流守望者。
日本回来之后，我带回来很多样品和资料，很多信息现在还在消化，希望运用到我的工作之中。日本同仁在和我分享的时候，也道出了我的困惑：如果都是讲道理的话，公众是不愿意听的，他们需要看到解决方案，告诉我：如何办？这方面日本人的严谨和细致，让我启发很大，因为中国的公益组织目前大部分停留在“讲道理”的阶段。
例如东京市民雨水学会，是一个没有全职的“小”组织，但是全国有100名左右的会员，他们开发了一款展示水污染全过程的“桌面游戏”，在办公室用雨水回收插件做了好几个不同场景的雨水回收装置，可以在不同的房屋状况下自主做雨水回收工作，让人看了就想马上回家自己动作做一个，我还一下子买了10个带回来，后来还去拜访了雨水插件的发明人，她授权我们使用，并鼓励我们在中国做雨水回收的推广。雨水回收在中国刚刚起步，还很小众，不仅仅是雨水回收的政策，还是雨水回收的公众教育，都做得很少。
回收雨水装置
我参加日本的環境技術展覧会，看到一个用于捡拾垃圾的“钳子”，这个钳子的设计一下子吸引我，因为它的设计理念，也正好击中了我们开展“联合净滩”中的痛点，在垃圾捡拾过程中一些大的垃圾无法抓起，同时在长度上不匹配，而且也不好随身携带。这样的产品虽然不能普及，但是会让人觉得垃圾捡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鼓励持有人经常去河流旁边捡拾垃圾，美化环境举手之劳。听说这个“钳子”还获得了日本设计大赏，日本的工匠精神在这里体现的让人感动。
这些产品和场景，我在京都环境科学中心还看到了很多，有专门为小朋友提供的环境绘本室，有展示工业化历程和垃圾分类的展区，也在楼顶种植了水稻，还有大量的互动教具，足够一个小朋友家庭在里面高兴的玩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下来，一个环保的种子就种下来，没有任何说教。从人出发，从产品出发，来做公众参与，是我此行最深刻地体验和收获。
我希望继续努力，把日本这样很好的设计带回到中国。
当然，我也看到日本公益行业在使用互联网方面还不多。而中国的互联网在公益和社会创新领域的应用非常之广泛。我在日本期间也做过好多分享，介绍中国的河流保护以及公益行业的情况，尤其是提出的“互联网公益组织”的概念受到很多日本同仁的关注。河流守望者的使命是“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所以我们也在做数字化转型，搭建一个互联网社区，为一线的河流守望者提供“互联网巡河工具”，我们开发了“巡河宝”小程序，让河流守望者更方便简单的开始巡河任务，并激发他们坚持下去。
日本40天，参访了将近40家不同的机构和人，让我对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益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有浓厚慈善文化的地方，大家会很关注本地社区，但是公益气氛并不好。在日本人与未来防灾科技中心，我看到并理解了地震对于日本社会的重塑，和中国的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中国的“公益元年”一样，日本1995年的阪神地震也是日本的“志愿者元年”，个人加入为动机的义工团队，进而发展为有组织的团队。推动1998年发布了《NPO法律》，主要是福利和残疾等、救灾和环保等。
极大的灾害和事件，才是环境问题解决的契机，日本也一样，中国也是如此，这也许是人类必须经历的劫难，只有此，才可能有更多共识。
我1983年出生，今年37岁（参访的时候是35岁），大学毕业24岁开始进入公益行业工作，从事公益环保已经超过14年，在我们绿色潇湘，我都算年纪最大的“老资格”，但是在我参访日本的公益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基本上都是超过50岁的“老同志”，甚至好几个年过七旬的机构理事来接待我，他们看到我的名片，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好年轻啊！
日本的环境运动早已经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潮，那个时候的“主角”，今天已经年过六旬，很多河流保护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新老更替的问题，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公益。我想年轻人不来做公益，除了薪酬整体不高之外（中国也一样），除了日本社会的整体老龄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才会希望这个社会最勇敢，最热情，最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来创业。
这是好事，日本同仁不应该羡慕我们。
刘盛
1983年出生。作为保护河流组织“绿色潇湘”理事长，从事环保活动。刘盛先生还建立和运营提供融资咨询服务的机构，是一位中坚实务家。2018年他参加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日中知识交流强化项目，作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经济研究所海外短期访问学者，在大塚健司主任研究员的指导下，就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市民参与公益活动，进行了学术研究。
『をちこち（遠近）』日文
寄稿シリーズ「中国知識人の訪日ストーリー」
＜4＞
「日本の環境汚染の歴史から見る、中国における河川保護の主な問題と動向」
链接↓
https://www.wochikochi.jp/relayessay/2020/11/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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