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是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年份，作为纪念活动之一，我们将邀请诗人、小说家伊藤比吕美女士于3月10日～17日来华访问，进行巡回演讲。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伊藤比吕美女士的作品，我们分两期，发表两篇关于伊藤比吕美女士诗歌、散文、小说的评论。

　　今天发表第二篇：《性欲与诗歌的创造力：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在德语世界的反响》，作者是德国柏林自由大学的伊尔梅拉·日地谷（Irmela Hijiya-Kirschnereit）教授。日语原文发表于《现代诗手贴》2005年6月号。

性欲与诗歌的创造力：
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在德语世界的反响
（「性欲と詩的創造力―ドイツ語圏における伊藤比呂美」）
伊尔梅拉·日地谷
（Irmela Hijiya-Kirschnereit）

　　没有什么比诗歌翻译更难的了。将学术或技术文章翻译成另一种语言时，最重要的是将内容以简明易懂的形式准确地转换为目标语言。文学的翻译不仅要求内容完整准确，还需要有形式的呼应，两者几乎是一体的，不能分割。诗歌是文学中一种高度凝练的表达方式。诗歌翻译成功与否，取决于目标语言的受众是否将译作视为诗歌，而不仅仅是内容的转述。

　　诗歌翻译的另一个问题在于诗歌体裁的形式限制。内容越简洁，诗歌本身越优秀，越是包含着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元素，至少其中有些内容与特定的文化基因有着天然的联系，因此也很难让目标语言的受众立即理解。如果在文本中加入大量注释和文字说明，使这些诗歌更容易理解，就可能破坏诗歌作为一首诗的效果。为了避免此类情况发生，理想的做法是选择那些在目标语言中能达到诗歌效果的作品，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必须兼顾目标语言中出现的文化差异对原作艺术魅力的干扰。

　　要想知道作品的文化差异是否是目标语言受众接受它的主要因素，或者译作是否能够产生普遍的诗歌效果，一个办法就是仔细研究对它的评论。然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必须让评论家们阅读作品，这自然不是一件易事，尤其是对于一个此前籍籍无名的外国诗人。此外，许多评论家可能会对自己不太熟悉的外国文学底气不足，发表评论时会比较谨慎，笔锋也倾向于内敛和保留，尽量避免棱角分明的评论。无论如何，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开始，中欧国家的日本文学得到了大众的广泛认可，翻译日本文学的作品数量增加，作品的类型和风格也更加丰富，书评的论调相较以前也有了巨大的变化。

　　1993年，我从伊藤比吕美几本著作中精选出诗歌和散文，将其译成德文，作为奥地利Residenz出版社著名丛书之一出版。该书的受欢迎程度远超我的预期，仅我所知道的就有14篇书评登载在报刊杂志上，广播节目也进行了介绍，这些显示了反响之强烈。接下来，我想介绍一下伊藤比吕美的诗歌在奥地利、德国和瑞士等德语国家到底引起了怎样的反响。

　　大部分书评的标题和副标题都如实地反映出伊藤比吕美的诗歌给中欧人带来的强烈冲击，也展现出了评论家们对其作品的态度。德国《每日镜报》的标题是《震撼读者的日本诗人伊藤比吕美》；《南德意志报》的评论家则称她“摘下樱花这层面纱”；奥地利《标准报》的标题是《直视令人恐惧的事物》；德国《新时代》杂志的标题是《用文字进行杀戮：伊藤比吕美以激进的开放性震撼读者》；奥地利《萨尔茨堡新闻报》的标题则是《死亡：来自日本的大师（Meister，引用保罗·策兰的著名诗句）伊藤比吕美的残暴与压抑之诗》。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伊藤比吕美的诗歌主题和表达方式激进，会激起人们的内心共鸣甚至是反感，但评论家们却无一例外地对伊藤的文学立意及其表达方式给予了肯定。而且几乎是所有人都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评论家们在自己的书评中提醒读者注意伊藤诗歌中隐含的阐释上的陷阱。《新时代》杂志的评论家说：“被彻底摧毁的不仅仅是血淋淋的现实。伊藤以细腻的口吻写下的粗俗语言也打破了德语读者对日本文学的刻板印象。伊藤的诗歌不是娇艳的樱花，而是语言的杀戮。”奥地利《标准报》的评论家对诗人伊藤比吕美的创作力表示钦佩，并做出了如下结论：“与她的激进主义相比，目前欧洲流行的女性主义批评虽具有合理性，但难以望其项背。”《南德意志报》的评论家表示，伊藤提供的不是“无情的幻灭文学、暴露心理学或假惺惺的教育学。”伊藤的作品“缺乏”与“可以称为日本文学传统的极简美学”的关联性。《新苏黎世报》的评论员写道：“我带着抵触，甚至是反感拿起这位40岁诗人的书。”“伊藤在不借助任何外力的条件下，对所有的事物进行了切割。伊藤的切割非常完美，就像用高科技做了一场手术一样，几乎没有流血。她的记录似乎完全没有任何情感背景，但却充满了出人意料的隐喻，这使得她的文章具有多义性。在反复阅读之后，读者发现对她的诗歌的理解会截然不同。女性的性欲与诗歌的创造力交织在一起，呈现出一种水乳交融的形式。”评论家们完全注意到了伊藤诗歌震撼人心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几乎无一例外地得出了与《新苏黎世报》的这篇书评相同的结论。而日本文学在此时也完全摆脱了一直以来的那种具有异国情调的、娇嫩的、需要戴着天鹅绒手套小心触摸的形象，理所当然地仅仅被视为“文学”了，因为伊藤比吕美的诗歌并不是从遥远的世界断断续续传来的“异国信号”。

　　1999年，同样由Residenz公司出版了伊藤比吕美的第二本书，但译者不同。书名是《家庭的医学》，由伊藤与西成彦合著，其中对童话和讲经歌谣等进行了重新诠释。该书的内容似乎也给评论家们带来了不小的冲击，但与伊藤第一次相遇的经历似乎很好地帮助他们应对了这一冲击。其反响也出乎意料地好。评论家认为，两位作者的目的都是质疑并希望打破家庭是舒适安全的这一传统观念。但是，《波恩新闻总汇报》的评论家发出了批评的声音，他认为这本书“聪明的、有时甚至刁钻的反浪漫主义”是有局限性的，批评了两位作者作品中完全随意、甚至强行穿梭于德国、日本两国的童话和文学作品的方式。他在评论中屡次指出他们的作品与卡夫卡的《变形记》有关，也表示并不看好他们对于卡夫卡的作品以及其他文学作品和各种体裁略显粗暴的直接引用和间接挪用。《温特图尔信使报》的书评侧重于日本社会的演进和家庭问题。评论家指出，夏目漱石早在1905年就预言了家庭的崩溃，这本书可以视作这一社会变动的记录。但与此同时，伊藤和西成彦也让我们看到，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庭内部的问题始终大同小异。他们在作品中对家庭和童话这一主题的处理方式饱含幽默和诙谐，作者们“不惧任何禁忌的、非日式的直接”态度似乎使评论家忘记了这本书的缺点。

　　虽然前面提到的一则书评中批评了本书“随意”在各种体裁之间穿梭的做法，但《柏林报》的长篇书评反而称赞了这一点。因为这本书“极具优雅，充满才气”，是非常“机敏”的作品，它驱使伊藤和西成彦的读者们“愉快、高兴地成为他们的观点和分析的帮凶”。通常文学作品中的情节总是以方便讲述者的方式推进的，而童话则是由照顾孩子的母亲讲述的。根据伊藤和西成彦的说法，在童话中造成问题的总是女性。正是这些女性，疲惫而痛苦的母亲，给孩子们讲述故事，让他们陷入恐惧之中。作者似乎和读者一样享受着这种混乱的思考过程。这位评论家说道：除此以外，作者二人的分析还包括了对自我的幽默讽刺，这些自嘲使得本书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文学上都是一部极具独创性的作品。

　　以上这些是伊藤比吕美两本著作在德语国家的部分反响，清楚地表明她的文学作品受到了欢迎。与吉本芭娜娜、村上春树相比，伊藤比吕美作品的读者群不同，作品销量自然不能与这两位作家相提并论，这一情况在日本也是相同的。但是，作为诗人，她似乎已在德语世界站稳了脚跟，即使是那些认为她的作品过于激进的人，也会认真看待她的作品。我衷心希望她的文学作品在世界上其他语言圈也能得到应有的关注。也许在不同的语言圈，人们对伊藤的诗歌和散文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应。读者的文学体验以及他们对阅读的期待在不同的文化区域会有很大差异。我非常好奇他们将如何看待伊藤比吕美的文学作品。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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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4年是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成立30周年的年份，作为纪念活动之一，我们将邀请诗人、小说家伊藤比吕美女士于3月10日～17日来华访问，进行巡回演讲。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伊藤比吕美女士的作品，我们分两期，发表两篇关于伊藤比吕美女士诗歌、散文、小说的评论。

　　今天发表第一篇：《Killing Kanoko / Wild Grass on the Riverbank》（杀死Kanoko，河原荒草) 译者序，作者是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美国西密歇根大学）Jeffrey Angles（安杰）教授。

《杀死Kanoko，河原荒草》译者序
Jeffrey Angles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社会讨论女性身体的方式发生重大转变，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女性主义的进步。女性话语的增加鼓励女性讨论自身的经历、欲望和身体，这样做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政治行为。因此，涌现出一代乐于讨论女性生活核心问题的作家。白石嘉寿子（1931年—）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和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最重要的诗人之一，她称赞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日本女性诗歌发生革命性变化的时代，这是由于诗人受到女性主义修辞的启发，开始坦率地描述女性的经历——特别是性、怀孕和性欲的主题——这是在过去鲜少出现的。（注释1）

　　东京作家伊藤比吕美是包括白石嘉寿子在内的许多人心目中新一代诗人中的领军人物。她出生于1955年，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和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因一系列的戏剧性诗歌选集而崭露头角，这些诗集完全改变了日本人的写作方式。在一本近期的现代诗歌选集中，诗人城户朱理这样描述伊藤对诗歌界的贡献。

　　“伊藤比吕美可以被称作是“诗歌萨满”（shi no miko），她的出现是“战后诗歌”的重大事件。她的生理敏感性和写作风格不属于任何现有的框架，成为了“女性诗歌”（joseishi）日后繁荣发展的推动力，正如萩原朔太郎以其病态敏感性和口语风格彻底改变了现代诗歌一样。（注释2）”

　　萩原朔太郎（1886年—1942年）是二十世纪日本诗学中最具特色的人物之一，在比较伊藤比吕美和萩原朔太郎后，我们会发现伊藤比吕美对现代日本文学做出的巨大贡献。许多作家和评论家都做出这样的高度评价，例如第十一届中原中也诗歌奖的最年轻得主水无田气流向我表示伊藤比吕美是“诗歌女神”（shi no megami），激励着整整一代的年轻作家，包括气流自己。

　　伊藤比吕美的作品在风格和内容方面具有极强的原创性。从她二十多岁时发布的早期作品来看，她很早就开始与二十世纪日本诗歌相对局限和“技巧性”的措辞开启了终身的斗争。她的许多诗歌使用扩展的，有时甚至是笨拙的段落，语言相对通俗。当然，伊藤比吕美不是第一位尝试口语诗的日本诗人，但她的诗歌与其他作者的不同不仅仅是她风格简洁，拒绝使用古典韵律模式，她还广泛地使用诗歌主流外的措辞：孩子气的词汇、刻画女性话语的独特语言模式、粗俗的表达，甚至脏话。（注释3）

　　她的诗歌巧妙地捕捉到口语特征，通常给人一种错觉——这些诗歌好像直接从叙述者的讲述变成了文字。无独有偶，许多评论家表示伊藤比吕美是“萨满”，使用语言作为媒介，将幽深、神秘之处的想法转变为语言。一些评论家将伊藤比吕美的作品称为西苏的女性书写，源自身体深处的某个地方；而另一些评论家则认为她的作品挖掘了日本的文化潜意识，甚至可能是全体女性的潜意识。

　　伊藤比吕美经常使用口语作为诗歌词汇并不意味着她没有精心设计诗歌结构或者她的诗歌没有巧妙的措辞。她的许多作品，特别是早期的诗歌，展示出密集而复杂的逻辑，表现出博学多才的技能。诗人石井辰彦认为她的作品“原汁原味”，虽然她的词汇相对直白，但是她的诗歌结构经过深思熟虑，每一句短语都会对整体产生巨大作用，更像是细胞对整个生物体的运作发挥自己独特的功能。（注释4）伊藤比吕美拒绝屈服于二十世纪日本诗歌机构对“诗意”的限制，她不断挑战着主流的诗意概念，并且在这一过程中指出更主流的诗歌风格不足以体现当代体验。

　　1982年，出版公司思潮社推出了广受好评的丛书《女性诗的现在》（joseishi no genzai），帮助确立了女性诗歌的新浪潮。该丛书选取了井坂洋子（1949年—）、平田俊子（1955年—）和白石公子（1960年—）等大量后起之秀的作品，她们在日后成为了二十世纪末诗歌历史中固定出现的人物。丛书中的第一本书是伊藤比吕美的《青梅》（Aoume），这本书结合了自由诗和几乎是叙述式的散文片段。虽然这些诗歌通俗、口语化，但是伊藤比吕美的作品涉及了许多重要的主题，从作者对奥斯维辛的印象到明确说明手淫以及入迷地窥探死亡。在这些诗歌中，人们也可以发现伊藤比吕美对女性主义心理理论的热爱逐渐增加。

　　随着伊藤比吕美作为“女性诗人”的名声渐长，她对自己在文学界的地位越来越反感，认为出版业将她的作品归为女性诗歌，是简单地将她和众多女性作家混为一谈，且忽视了她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她坚持自己要被视为诗人并且不使用“女性”这一形容词，因为这个形容词轻率地对她的作品进行了分类。

　　但与此同时，她的作品越来越倾向于女性身体、性取向和母亲身份的问题。她愿意涉猎产后抑郁、杀婴和酷儿性欲等敏感话题，这让日本社会感到震惊，因为那个时代的日本更倾向于将女性形象塑造为自豪的妻子、母亲和安静的护工。既有批评者谴责她的主题，也有女性主义评论家称赞她为女英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她在发表《领地论2》（Teritori ron 2，1985年）和《领地论1》（Teritori ron 1，1987年）后生下了她的第一个孩子Kanoko。她的母亲经历使她开始探索母子关系的意义、母亲身份对母亲性行为的需求以及怀孕和分娩的心理影响。事实上，这些书籍中的许多诗歌都描述了怀孕和育儿，以至于文学界内外的许多人开始将她称为“分娩诗人”（shussan shijin）。直至今日，两卷《领地论》中关于母性的诗歌仍是她最有名的作品，经常出现在选集和文学学者的分析中，频率甚至超过了她所有其他作品的总和。

　　与白石嘉寿子（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使用爵士乐伴奏表演作品）和祢寝正一（1948年—）（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因戏剧性和有趣的朗读风格而出名）一样，伊藤比吕美也认为文学已经长时间与声音分开。她的许多诗歌是为了尽可能大声的朗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她创新性地开发出一种作品表演方式。例如，在朗读本翻译选集收录的一首诗歌《杀死Kanoko》（Kanoko-goroshi）时，她有时会播放两种声音中一种声音的录音版本并且“同时大声朗读另一版本”，使得声音产生复杂的相互作用，每种声音从不同的角度描述母亲的经历。在表演《我是Anjuhimeko》时，她像萨满一样坐在地上并敲击鼓、桌子或门，不时打断叙述并吸引人们关注她精心嵌入文本中的节奏。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伊藤比吕美和丈夫西成彦（欧洲和后殖民文学学者）的关系破裂，决定离婚并前往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伊藤比吕美选择美国的原因之一是她在数年前通过金关寿夫的日文译本接触到美国原住民诗歌后，对这种诗歌的兴趣日益浓厚。由于她对美国原住民诗歌感兴趣，她开始接触先锋诗人杰罗姆·罗森堡的作品。杰罗姆·罗森堡出版过许多重要的美国原住民诗歌选集并帮助“人类文化诗学”成为当代美国诗歌界的一股重要力量。1990年，伊藤比吕美在杰罗姆·罗森堡访问日本时与他会面，1991年，伊藤比吕美带着两个女儿前往杰罗姆·罗森堡任教的加利福尼亚州大学圣迭戈分校。

　　在加利福尼亚州旅居是伊藤比吕美人生的转折点。她很快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交到了朋友并在那里安了家，但是她只会基本的英语，这让她强烈地感觉到她是外国环境中的外来居民。她在日本和美国之间频繁往返，使用三个月的旅游签证在美国待一段时间后再次返回日本。1997年，她最终获得永久居留权，与她的伴侣、英国艺术家哈罗德·科恩（1928年—2016年）定居美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至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初，伊藤比吕美、哈罗德·科恩、两个从日本带来的女儿和他们的一个亲生女儿一起生活在靠近圣迭戈的一座安静城市——恩西尼塔斯。她越来越频繁地往返于恩西尼塔斯和日本南部的熊本市，最终她在2018年获得美国公民身份，但是选择返回日本任教。

　　美国的经历让她的作品在体裁和主题方面发生了数次重要的改变。她高产的散文数量进一步增加，并且开始写中篇小说。当被问到这一转变时，她通常解释说是因为她对诗歌的限制产生厌倦，她觉得散文更适合探索她作为移民的新经历。这些中篇小说大量涉及移民经历，这些移民在进入新环境后开始探索新身份和自我表达方式，甚至是从语言中进行探索。（注释5）伊藤比吕美经常从女性主义的视角探讨这些问题，清晰地描述了女性移民的地位，特别是不会讲英语的女性移民。

注释：

1.白石嘉寿子，《八十年代的女性诗歌：与女性运动的比较》(“Hachiju-nendai to joseishi: Feminizumu undo to heiko shite”)，《现代诗手帖》34，第9期（1991年9月），第64-69页。

2.野村喜和夫和城户朱理，《战后名诗选II》（Sengo meishi sen Ⅱ），现代诗文库特集2 （东京：思潮社，2001年），第230页。

3.在二十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女性语言”和“男性语言”在口语上存在差异，但是在当代日本，这种差异正在快速消失。“女性语言”使用男性语言中鲜少出现的特定句尾助词，且通常使用更礼貌的用语。通过使用这些语句的部分，女性会培养出文雅的女性气质（这对于想要游走于性别边界的变装皇后等人也很有用）。除直接引语外，男性和女性语言的区别主要是口语问题，与书面语的关联较少。但是伊藤比吕美在她的早期诗歌中尝试创作了具有各种女性口语特色的诗歌。

4.石井辰彦，《诗如呼吸：伊藤比吕美的诗艺》（”Ikizuku nikutai toshite no shi: Ito Hiromi no arspoetica”），《作为现代诗的短歌》（东京：书肆山田，1999年）第221-232页。

5.伊藤比吕美的一本小说《室内盆栽》的译本，伊藤比吕美和哈罗德·科恩，《美国-日本女性杂志》，与伊藤比吕美有关的特殊问题，编者为Jeffrey Angles，第32期（2007年）：第115-163页。这本杂志还收录了伊藤比吕美的其他文章和译作。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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