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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社会) 第三讲: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第三讲: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社会) 第三讲: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第三讲: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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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三讲: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
研究员 田香兰
主讲人介绍:
田香兰:女,1968年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法学博士。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研究员。现从事日韩老年社会福利及老龄产业研究。现任中国日本史学会、中华日本学会及全国日本经济学会常务理事;曾在韩国高丽大学、日本国学院大学担任访问学者。主要成果,独著:《日韩老年社会福利政策研究》《日韩老龄产业研究》;合著:《中日韩女子教育》《女子教育与东亚国家的现代化》。论文:《日本人口减少及老龄化对综合国力的影响》《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比较研究》《日本护理产业发展的制度环境、现状及问题》等三篇论文被人大复印资料全文转载。在《日本学刊》《东北亚论坛》《韩国研究论丛》《社会保障研究》等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完成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日韩两国依托产官学研发展老龄服务产业机制研究》。
一、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不仅需要人口特征研究视角,更需要老龄社会研究视角
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标准,老龄化率是指总人口中65岁及以上人口所占的比率,比率在7%-14%之间视为老龄化社会,比率在14%-21%之间则为老龄社会,超过21%视为超老龄社会。日本早在1970年人口老龄化率超过7%,进入人口老龄化国家;1994年人口老龄化率达到14%,进入老龄社会;2007年人口老龄化率超过21%,进入超老龄社会。日本人口老龄化具有老龄化速度快、老年女性多于男性、地区老龄化程度差异显著、农村老龄化率高于城市等特点。据日本《令和3年版老龄社会白书》显示(注释1),1970年,日本总人口为10467万人,65岁以上老年人口为733万人,老龄化率为7.1%。截至2020年10月,日本总人口为12571万人,老年人口增加到3619万人,老龄化率为28.8%。到2065年,日本总人口减少到8808万人,其中老年人口为3381万人,人口老龄化率将达到38.4%。2020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为81.41岁,女性平均寿命为87.45岁。到2065年,日本男性平均寿命将达到84.95岁,女性寿命达到91.35岁,将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国家。
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经济(储蓄、投资、消费、就业、经济增长、产业结构)、社会(社会保障、婚姻和家庭)、文化、教育、生活带来深刻影响。我国学界对上述领域研究比较普遍,但很少研究人口老龄化对日本综合国力的影响。一个国家为了保持一定的综合国力,必须维持适度的人口规模。日本人口老龄化不仅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而且削弱综合国力。日本人口老龄化从“经济价值”“国际影响力”“可持续发展”“国家安全与国内政局”“国民生活水平”“国家发展模式”等六个方面影响综合国力。
半个世界以来,日本一直摸索适应老龄社会的社会模式。自上世纪70年代,社会模式经历农业型-工业型-现代型社会的转变。目前处于从工业型转变为现代型阶段。因此,需要建立符合现代型社会的模式。现代型社会阶段显著特征就是人口老龄化。日本过去的社会模式适用于工业型社会即高出生率、低老龄化的社会。到了90年代政府认识到少子化也是老龄化加剧的重要因素,从而开始着手建立适应少子老龄化社会的新模式,并重视社会服务。进入21世纪,老龄化进一步加剧,对经济体制和社会保障制度进行全面改革,探索适应人口老龄化的社会模式。社会保障制度从“20世纪70年代模式”向“21世纪(2025年)日本模式”转换。“20世纪70年代模式”下的社会保障以年金、医疗、护理为核心内容,而“21世纪(2025年)日本模式”的社会保障将把雇佣、育儿支持、低收入群体、住宅等问题也作为重大课题。(注释2)
二、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不仅要老年人视角,更需要全龄人口视角
日本政府从倾向于老年社会保障转变为全龄人口的社会保障。进入21世纪后,以老年人为中心的社会保障制度面临可持续性问题。劳动力不足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为了解决劳动力不足问题,政府于2016年制定“日本一亿总活跃计划”,建设终身现役社会。为了提高社会保障政策的效率,提出“地域共生社会构想”。“地域共生社会构想”是指不仅是老年人,儿童、残疾人等全龄人口都能在地域共同生活的构想。即帮助的人和接受帮助的人并非固定,相互支持,各自发挥作用。为此,一是提高地域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地域的综合支援中心、社会福利协会、NPO等为中心,由居民成为主体,共同解决问题。二是提供一体化的福利服务。三是建立综合性的咨询体制。为了综合提供咨询,加强各咨询窗口之间的联系,将把各领域的咨询人员聚集到同一个场所,建立咨询网络,开发各种社会资源。比如在市町村建立综合咨询窗口,对家庭遇到的育儿、护理等问题提供综合支援。2016年,建立“基于多部门协同下的综合性咨询支援体制”。厚生劳动省在全国积极推进共生型福利据点,利用“地方创生推进交付金”,通过地域间联合、官民协同、政策间联系,综合提供有关老年人、残疾人及儿童福利。
三、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不仅要个别政策视角,还需要综合政策视角
日本政府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政策经历了从个别政策的实施到综合运用各种政策的转变。20世纪70年代,日本进入人口老龄化时期,医疗保险制度、年金制度成为最大的争论点。年金方面,要求提高年金给付水平的呼声高涨。医疗保障方面,70年代初期确立了免费医疗制度,但到了后期,随着医疗费用的剧增,80年代初期不得不取消免费医疗,建立老年人保健制度。同时,为了减轻财政负担,对年金和医疗等社会保障制度进行改革。而到了后期,为了满足老龄化带来的长寿需求,将社会服务作为新的社会保障制度来考虑。进入90年代,随着少子老龄化的加剧,年金制度改革重点是提高年金支付年龄,而医疗保障方面通过修改《健康保险法》,提高个人负担医疗费比例。同时,通过创建护理保险制度,实现社会服务的制度化。
综合政策视角主要反映在日本构建的地域综合照护体系上。日本政府以2012年护理保险制度改革为契机,构建“地域综合照护体系”。《社会保障改革一揽子法》(2013)规定社区综合照护体系的定义为根据各社区的实际情况,为了使老年人尽可能在自己习惯了的社区有尊严地生活,综合提供医疗、护理、护理预防、居住及日常生活支援等服务。“地域综合照护体系”将自助、互助、共助、公助相结合,以市町村为单位,动员民间企业、NPO、协同组合、社会福利法人、志愿者等各类主体,提供综合、可持续的居家照护服务。
四、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不仅要单个战略视角,更需要战略体系视角
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体系由人口战略、社会战略及经济战略构成。人口战略包括“防止人口减少战略”“适应老龄社会战略”“适应人口减少战略”。社会战略包括社会保障战略、智能社会5.0战略及健康立国战略。经济战略包括经济转型战略、充分就业战略、日本再兴战略。这些战略交织在一起,共同构成日本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战略体系。
比如,“防止人口减少战略”内容包括提高出生率,减轻养育孩子负担;“适应老龄社会战略”内容包括制定《老龄社会对策基本法》,加快发展老年福利事业;“适应人口减少战略”包括制定男女就业平等政策,促进女性就业;实施吸收外国劳动力的移民政策;制定《老年人就业稳定法》,促进老年人就业。
夯实社会保障战略,旨在健全更加公平和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保障费用在日本财政当中的巨额支出和财源不足是最重要的课题。2012年10月,日本国会通过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相关法案,该法案涉及15部法律,其中关于社会保障的有13部,关于税制改革的有2部,体现了综合性和整体性。
推行“社会5.0”(超智能社会)战略及健康医疗战略,旨在改善全民素质,增强高质量为老服务供给和老龄产业。日本将技术创新作为缓解老龄社会问题和提高经济增长质量的重要举措,不仅提出“社会5.0”(超智能社会)概念,意欲依托技术创新打造新型社会形态。(注释3)2013年日本内阁府制定的“日本再兴战略”把国民健康长寿作为日本社会需要解决的问题,并通过发展康养产业,提高国民生活水平和国际竞争力,开拓新的增长领域。在《科学技术创新综合战略2017》中更进一步提出要利用科学技术创新来应对超老龄化、人口减少的问题,实现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其中包括为实现健康立国战略,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应用于健康、医疗、保健、护理等领域。
五、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不仅要国别视角,更需要东亚区域比较视角。
上世纪90年代,随着中日韩三国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中日韩三国学者基于比较研究视角,开始讨论东亚社会福利制度及发展道路的独特性。自上世纪70年代,中日韩三国陆续进入人口转变时期,即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阶段转变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阶段。其中,日本人口转变最早、其次是韩国,中国最后。中日韩三国经历的人口转变及人口老龄化具有共性,也有其特点。低出生率和老龄化直接降低劳动年龄人口的比重,引起抚养比上升,对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带来影响。应对人口老龄化,不仅涉及养老及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还影响经济发展。日韩两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验和教训对中国有着借鉴意义。中国可以从日韩两国借鉴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护理服务培训、技术开发、管理模式等方面的改革经验和模式构建。也可以吸取日韩两国的教训,即对福利的刚性需求及社会保障支出持续增加,在制度构建初期积极谋划,避免出现不可持续问题。(注释4)同时,中日韩三国可以在健康、医疗、护理等产业开展广泛深入的合作。老年人作为消费者,对医疗、护理服务的需求持续增加。老年康养市场庞大,三国可以合作开发药品、医疗器械、护理器械。老年人作为生产者,中日韩三国通过老年人才银行,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促进老年人才的流动。
注释
2. 王伟:《日本社会保障制度》,世界知识出版社,2014年,第235页。
3. 张季风主编:《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日本共同应对的路径与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38页。
4. 张季风主编:《少子老龄化社会——中国日本共同应对的路径与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136页。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日本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理论”,由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李国庆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社会)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一亿总中流”社会到“差距社会”——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与分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管理系副教授 俞祖成
第三讲 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田香兰
第四讲 日本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理论
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 李国庆
第五讲 了解日本学术研究的一个具体的视角——以日本家族社会学会为例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朱安新
第六讲 从社会转型看日本青年的“族”现象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 师艳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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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推出了新教材《いろどり:生活中的日语》。该教材主要面向在日本工作、生活的人群。通过该教材,大家可以学习到贴合现实生活的日语,并应用于实践。关于本教材文字内容和音频,可通过以下网址全部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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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给大家介绍日本的紧急联系电话、积分卡、商场的咨询台、大甩卖、百货店的特色展销会。
◆緊急時の電話番号 / 紧急联系电话
在日本必须要记住的电话号码是“110”和“119”。“110”是报警电话。被窃或遭遇事故(自己造成事故)等需要紧急报警的时候,拨打这个电话号码。110报警电话接通后,接线员会先问“是事件还是事故”。“119”是火警电话,遇到火灾和需要救护车时,拨打这个电话号码。119火警电话接通后,接线员先问“是火灾还是医疗救护”。不论是打110还是119,在被问到所在地点、什么时候发生了什么事、现在情况如何等时,要报上自己的姓名和联系方式。回答问题时请保持冷静。
虽然觉得很不舒服,但并不紧急,不知道是否应该叫救护车时,在部分地区可以拨打“#7119”,联系“急救安心中心”。可以通过电话说明目前的情况等,确认是叫救护车比较好还是自己去医院比较好。
此外,在日本使用救护车是免费的。
◆ポイントカード / 积分卡
积分卡是一种店铺服务,在店里购物后,根据所购物品的价格积分,然后可以使用这些积分兑换商品,或者在购物时抵扣相应的金额。积分卡中,既有可以在多家店铺通用的积分卡,如“T 积分卡”“Ponta卡”等,也有由家电商城或书店等自己发行,只能在这家店使用的积分卡。有的积分卡带有磁条,有的积分卡是在纸质的卡片上盖章。
大多数积分卡是按照每100日元积1分(相当于1日元)的比例积分,但有时也会举办促销活动,比如在特定期间内或在购买特定商品时双倍积分等。
◆ショッピングセンターのインフォメーション / 商场的咨询台
大型商场大多设有咨询台。咨询台的工作人员负责回答客人关于各楼层信息及商场内设施的各类咨询。此外,还与警卫室合作,应对走失或遗失物品等突发情况,负责为商场的客人提供周到的服务。
◆セール / 大甩卖
服装店、家电商城、家具城等以低于一般定价的价格大量出售商品的活动被称为“セール(大甩卖)”或“バーゲン(特价)”。在日本,大甩卖经常在一月或七月发奖金的时候进行。有时,无论是什么季节,新店开业时都会进行“开业促销”。相反,关店或者装修时,为了清库存,会进行“关店、装修甩卖”。你可以通过店铺的网站或者地区的社区杂志等寻找甩卖或特价活动的信息。
◆デパートの特設フェア / 百货店的特色展销会
商场或百货店等全年都会举办各种各样的特色展销会。在限定的时间内,集中展示、销售符合当季主题的商品。尤其是以食品为主,集中销售某一特定地区的名产、特产的“物产展”十分常见,比如“北海道物产展”“九州物产展”等。有的物产展还汇集了全日本有名的车站便当。此外,还有2月的“情人节展销会”,为迎接4月开学典礼的“新入学展销会”,5月的“母亲节礼品展销会”等配合活动举办的展销会。也有根据季节举办的展销会,如“新春首卖展销会”“夏季奖金展销会”“秋季新品展销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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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課 ポイントカードを忘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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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自転車を盗まれ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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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二讲:日本募捐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
副教授 俞祖成
主讲人介绍:
俞祖成:政策科学博士(同志社大学,国家公派),曾执教于(日本)同志社大学大学院综合政策科学研究科,现任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公共管理系执行主任,(全球)城市基层治理研究中心主任。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挂职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政府凉城新村街道办事处副主任。兼任民政部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治理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中华日本学会理事、中国社会保障学会慈善分会理事、上海市政治学会理事等学术职务。长期从事日本公共管理、城市基层治理以及社会组织政策研究。迄今在中外学术期刊发表70篇论文,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等10余项研究课题,荣获“第16届日本NPO学会优秀奖”,入选“2018年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计划”。代表性研究成果:『現代中国のNPOセクターの展開』(山口書店,2017年)、《社区公共危机管理指导手册》(格致出版社,2020年)、《城市社区治理的困境:居民权利与义务的失衡》(《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冈本仁宏教授
当然,推动战后日本募捐市场日趋活跃和繁荣的因素,也不仅仅停留于面向非营利部门的税收减免制度。道理很简单,面向非营利部门的税收减免制度尽管同时涉及面向捐赠者和募捐者的税收减免待遇,然而其制度设计的前提在于“存在足够数量且能够公平竞争的募捐者(劝募者)群体”。对此,日本募捐协会在其编撰的《捐赠白皮书2013》中指出,在当下日本,“开展劝募(募捐)或提供捐赠的行为,基本处于自由状态。当然,这些行为需要遵守相关事项或接受有限规制”。对此,我们不禁想追问的是,日本是如何形成今日捐赠和募捐的自由状态?其遵守事项和有限规制究竟包括哪些内容?换言之,如欲洞察推动日本募捐市场日趋活跃和繁荣的原因,离不开对其募捐政策的变迁内容及其规制逻辑的全面考察。
日本募捐学会宣传图
日本捐赠白皮书
众所周知,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发轫于150余年前的明治维新运动。面对来自欧美列强的殖民危机,日本政府意识到必须尽快完成国家统一并壮大国力以免遭国难,为此选择了构建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体制以推进近代化进程。在这一国家目标的号召下,政府(政治)力量迅速垄断所有公共事务。基于这种集权式的国家战略思维,日本政府逐渐形成“公益=国益”的固化认知,并将“许可主义”彻底贯彻至公益法人的设立以及针对所有民间募捐行为的规制。
通过对战前日本相关政策的梳理发现,战前日本政府针对几乎所有组织或个人开展的募捐活动实行极其严厉的“资格准入许可制度”。与此同时,那些为数不多的被官方获准开展的募捐活动,还需接受相关政府部门的严厉监管。换言之,在国家力量全面垄断和掌控的战前日本社会,募捐活动不但不受官方欢迎,而且受到“资格准入许可制度”的严厉抑制。此即战前日本募捐政策的规制逻辑。
二战后,日本启动从近代化转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在“盟军最高统帅总司令部”的强势主导下,日本实现了从“皇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快速转型。尤其是1946年《日本国宪法》(新宪法)的颁布,迫使日本政府全面启动民主政治建设进程并对战前颁布的法律法规进行修订或废止。当然,战前日本的募捐政策也不例外,并由此引发战后初期曾一度出现“募捐规制空白期”。然而,由于战后初期的经济萧条以及社会运动风起云涌等多重因素的叠加,处于放任自由的民间募捐活动迅速引发一系列募捐乱象。无奈之下,日本部分地方政府从1948年起陆续出台并实施“募捐取缔条例”。在这里,所谓募捐取缔条例,是指“除了法律规定的特殊组织(例如日本红十字会和共同募金会)以及中央或地方政府所开展的募捐活动之外,要求其他所有组织或自然人在开展募捐活动之前必须获得地方自治体的首长或公安委员会的许可或向其提交备案的地方法规。”
通过相关政策文件的梳理和考察,我们不难发现,从1948年至20世纪60年代初期,日本部分地方政府基于整治募捐乱象的目的,通过出台募捐取缔条例,一定程度上恢复实施了“募捐资格准入许可制度”,同时对那些获准开展的募捐活动进行了监管,并有权对募捐活动所引发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这种规制逻辑,我们可将其概括“资格和行为的双重规制”(简称为“双重规制”)。
日本捐赠相关会议
不过,事实上,战后初期日本部分地方政府恢复实施的“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其辐射区域和社会影响都是比较有限的。针对这一现象,日本宪法学者林代喜美曾给出如下解释:实施募捐取缔条例的市町村数量呈现“减少的原因,目前难以摸清。但据我推测,或许是因为如前所述的社会形势(笔者注:募捐乱象)得到缓解的缘故吧。目前,市町村出台的大部分募捐取缔条例事实上已成为‘休眠条例’。在都道府县层面,尽管募捐取缔条例的数量并未减少,但它们事实上也已陷入‘休眠’状态。究竟为何出现这种状况?在我看来,那是因为尽管现实社会中存在大量的涉嫌违反募捐取缔条例的募捐活动,但这些募捐活动开展后却几乎未引起任何纷争。”
日本募捐活动现场
如何理解林氏这番颇为费劲的解释呢?在笔者看来,随着日本社会从“经济复兴期”到“经济腾飞期”,进而从“经济安定期”到“经济低成长期”的多次转型,日本的国民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升,民主政治体系也日趋完善,依法治国体制更是迅速健全,加上NPO法人制度的创设以及新公益法人制度的实施,战后初期频繁出现的募捐乱象也基本销声匿迹了。此即“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日渐式微的主要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20世纪80年代,日本宪法学者林喜代美曾对《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提出严厉批判,同时也影射了其他实施募捐取缔条例的日本地方政府。遗憾的是,这种批判究竟起到哪些社会效应,笔者无从得知。不过,据笔者的反复查证,林喜代美批判之后的日本社会似乎未曾出现一例关于募捐取缔事件的法律诉讼。或许是受到林喜代美批判所带来的压力,德岛县议会于2009年2月废止了《德岛县募捐取缔条例》。
在当下日本,其募捐政策的主要内容呈现为:(1)日本红十字会、共同募金会等基于官方力量所开展的募捐活动,分别接受《日本红十字法》、《社会福祉法》等专项法律的规制;(2)宗教法人、社会福祉法人、学校法人、医疗法人、更生保护法人,则分别接受《宗教法人法》、《社会福祉法》、《私立学校法》、《医疗法》、《更生事业法》等专项法律的规制;(3)NPO法人、公益财团法人/公益社团法人、一般财团法人/一般社团法人可以自由开展募捐活动。不过,如果欲享受税收减免待遇,则需接受NPO法及公益法人制度改革关联三法案等法律相关规制;(4)上述法人之外的所有法人团体、非法人团体以及自然人,均可自由地开展公开募捐活动。不过,不管是个人发起的募捐活动(含个人求助),还是团体发起的募捐活动,如果触犯刑法、民法等法律法规,相关责任人将受到相应处罚。根据日本募捐协会的梳理,个人或团体在开展募捐活动中,尤其需要注意遵守《公职选举法》、《政治资金规正法》、《个人信息保护法》、《特定商业交易法》、《特定电子邮件法》、《道路交通法》以及前述部分地方政府仍在实施的募捐规制条例。
日本捐赠的一种模式
综上,我们认为,日本政府已摒弃“秩序中心主义”的立法理念,基本废除“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最大限度地解除募捐活动的资格准入许可制。同时,主要通过刑法等法律法规对募捐活动所引发的违法行为进行治理,即采取了“依法对募捐行为进行有限规制”(简称“政府有限规制”)。在官方募捐规制政策日趋缓和的时代背景下,日本民间社会为了回应政府所释放的巨大善意,日本唯一的劝募联盟组织——日本募捐协会主动召集相关利益方进行协商,分别于2011年和2012年制定并发布《街头募捐的十大注意事项》和《募捐行动基准指南》,从而开启基于民间行业力量的募捐行为自律之路。据此,日本募捐政策实现了从“双重规制”向“政府有限规制和民间行业自律并行”的转型。此即当代日本募捐政策的规制逻辑所在。
日本募捐关键词
纵观近代以来日本募捐政策长达150余年的演变历程,其规制逻辑清晰地呈现为:囿于“公益=国益”的固化认知,战前日本政府形成了“基于资格准入许可的全面规制”型募捐政策。二战结束后,由于经济凋敝以及来自民主政治建设和新宪法等的多重压力,日本社会曾一度出现因规制空白而形成的“放任自由”型募捐政策,进而为治理因“放任自由”而引发的募捐乱象,日本部分地方政府转向采取“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形势的剧烈变迁,加上遭到来自宪法学者等民间批评,日本部分地方政府不得不将“双重规制”型募捐政策调整为“依法对募捐行为进行有限规制”。最后,在官民两股力量的协同下,日本最终形成“政府有限规制和民间行业自律并行”的募捐政策,据此最大限度地解除了针对募捐活动的规制。
募捐者权利宣言
在笔者看来,驱动日本募捐政策实现渐变演进的因素,从宏观层面而言,战后日本国民生活水平的大幅度提升、民主政治体系的日趋完善以及依法治国体制的逐渐健全,均为日本募捐政策的递进式转型奠定了基础条件;从微观层面而言,国民守法意识的提升、违宪审查对政府形成的无时不在的压力、学界和实务界的批判、以及通过NPO法和新公益法人制度成功废除社会组织法人资格许可制等,最终汇合成一股巨大的力量,直接推动日本募捐政策走向今日的“有限规制和民间自律并行”之格局。
捐赠与团结
【注】本文节选自拙文《日本募捐政策:演变历程与规制逻辑》,近期将刊发于《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如需引用,请以正式出版文字为准。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由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田香兰研究员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社会)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一亿总中流”社会到“差距社会”——日本全民中产社会的形成与分化
第二讲 日本募捐政策的演变及其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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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 多元视角下的日本人口老龄化研究
天津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員 田香兰
第四讲 日本环境治理的实践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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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いろどり』日本生活TIPS 47:~应该穿什么衣服去呢?~#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推出了新教材《いろどり:生活中的日语》。该教材主要面向在日本工作、生活的人群。通过该教材,大家可以学习到贴合现实生活的日语,并应用于实践。关于本教材文字内容和音频,可通过以下网址全部免费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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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課 どんな服を着て行けばいいですか?
1.今からお見舞いに行くんです
2.食器は自分で片付けなくちゃ
3.国によって違うんですね
4.日本の習慣についての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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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届SGRA中国论坛“亚细亚(ASIA)如何被构建,摩登(MODERN)造就怎样的变化?”由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共同主办,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后援的“第15届SGRA中国论坛”,将于2021年11月20日(周六)北京时间下午3点-4点30分 / 日本时间下午4点-5点30分,通过Zoom Webinar在线上举办,详情→第15届SGRA中国论坛“亚细亚(ASIA)如何被构建,摩登(MODERN)造就怎样的变化?”
由渥美国际交流财团关口全球研究会(SGRA)、北京大学日本文化研究所、清华东亚文化讲座共同主办,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后援的“第15届SGRA中国论坛”,将于2021年11月20日(周六)北京时间下午3点-4点30分 / 日本时间下午4点-5点30分,通过Zoom Webinar在线上举办。
评论者:王中忱(清华大学中文系)
刘晓峰(清华大学历史系)
赵京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林少阳(香港城市大学中文及历史学科)
http://www.aisf.or.jp/sgra/wp-content/uploads/2021/10/C_SGRAChinaVForum15.pdf
信息咨询:SGRA事务局(sgra@aisf.or.jp; +81-(0)3-3943-7612)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亚洲中心 × 东京国际电影节共同主办 线上对谈系列“Asia Lounge”#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亚洲中心与东京国际电影节共同举办“Asia Lounge”线上对谈系列活动,将于10月31日(周日)~ 11月7日(周日),每天发布由亚洲各个国家及地区具备一定代表性的电影导演与日本当前活跃在第一线的电影从业者所进行的线上对谈节目(有英日双语翻译),详情→网页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