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第八讲：加藤周一和日本战后文…
无情的瘟疫使我们很难举办面对面的交流活动，但我们仍将继续努力促进日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因此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八讲：加藤周一和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
翁家慧
主讲人介绍：翁家慧，北京大学日本语言文化系副教授，1994年至2003年就读于北京大学日语系，获得文学博士学位，留校任教至今。现任该校日语系副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日本近现代文学、日本战后文学批评、中日比较文学，代表作包括专著《通向现实之路——日本“内向的一代”研究》，译著《羊之歌：我的回想》《广岛札记》《大江健三郎传说》等。
众所周知，加藤周一是20世纪日本极具影响力的文艺评论家、思想家、文化学者，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小说家和诗人。1919年9月，加藤出生于日本东京涩谷的一个医生家庭，从小热爱文学，倾心于西洋文艺。受父亲职业的影响，他从一高毕业后报考了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50年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专攻血液学。在学期间他一直去法文系旁听，结识了渡边一夫、中岛健藏等法国文学研究者，同时与中村真一郎、福永武彦等人结成了“玛蒂涅诗人俱乐部”，尝试创作韵脚格律诗。1951年至1955年，加藤留学法国，在从事血液学研究的同时，游历欧洲并对各国文化进行了深入考察。1955年2月回国后，加藤把在欧洲期间的见闻与思考付诸笔端，创作了日本文学、文化论相关的一系列评论文章，他提出的“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一说成为日本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观点之一。不久之后，加藤决定弃医从文，专职从事文艺评论工作。他使用多角度、跨学科的方法进行比较研究，在文学批评、文化研究、文学史论、美术史研究等领域留下了数量巨大的经典论著。其中《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日本文化の雑種性』），《日本文学史序说》（『日本文学史序説』），《日本艺术的心与形》（『日本 その心と形』），《日本文化中的时间与空间》（『日本文化における時間と空間』）等学术专著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日本学研究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加藤的主要著作收录在《加藤周一自选集》（10卷）和《加藤周一著作集》（24卷）之中，其中与文学批评相关的论文可谓恒河沙数，不胜枚举，因篇幅所限，小文无法一一展开论述，今天仅就他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的关系做一个简单介绍，希望能为中国的日语学习者、日本文学文化爱好者以及研究者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日本战后文学批评肇始于二战失败后的一片废墟之上，而加藤周一正是亲历者之一。他在自传《羊之歌》（『羊の歌』）中这样回忆道：
战争末期，川口市还实行灯火管制的时候，一群青年聚在一起，为即将上战场的伙伴们举杯送行。那些上战场的青年人中，有很多都活着回来了，回到了被战火夷为平地的东京。他们被征入伍的时候，早就已经没有运输船送他们去太平洋战场，本该让他们抱着火焰瓶飞扑到坦克履带底下的“本土决战”，最终也没有爆发。这些青年，他们不了解战场，他们知道的只有部队生活的荒诞；他们没有在中国杀人的经验，唯一的经验就是等着自己被杀。他们活着从来都不是为了将来如何，也觉得自己不必为现在和将来做任何打算。这群青年再次回到占领下的东京，创办了同人杂志《世代》。日高晋和诗人中村稔也混在这群青年当中，前者后来成了一名经济学家，后者写出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宫泽贤治研究专著。我和福永武彦、中村真一郎这两位小说家一起在《世代》上连续刊载了几篇文章，这些文章后来就成了我们三人合著的《一九四六——文学的考察》。[1]
战后日本恢复言论自由，各类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迅速发展。加藤从外部考察日本文学、文化和社会的批评视角受到主编们的青睐，《世代》、《世界》、《近代文学》、《思想》、《文艺》、《批评》等杂志纷纷刊载他的评论文章。
那么，加藤的文艺批评到底有何独特之处呢？海老坂武教授认为，加藤的著作鲜明地刻画了日本文化的全貌。从杂交种文化论开始，他就一直在探索和追寻“日本式的东西”。他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对文学和美术作品的研究上，希望能从中提炼出日本文化的特征。这些特征让日本人看到自己的形象，并由此了解什么是日本文化。此外，海老坂教授指出，加藤非常关注世界局势（尤其西欧和中国），擅长在变幻莫测的局势中判断并确定日本在政治上、文明史上的位置。在持续性观察过程中，加藤不断地指出日本人当下面临的问题。[2]由此可见，加藤通过文学批评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全面认知日本文化，准确定位日本在国际政治和文明史上的位置。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加藤在游历欧洲期间发表的《西洋游历途中有关日本文学的思考》《日本文化的杂交种性》等文章中就指出战前左翼文学被镇压，当时的文学没有社会性，作家们以一种方言报告自己的私生活，而志愿当作家的人读这些文章，其他人由于生活不同或关心的对象不同，即使读了也不得要领。他们的文学通过非合理的、独特的日语修辞法来进行，试图把日本文学纯化为日本式的东西。但战争一结束，这些思想立场在逻辑上彻底失去了必要性。这种独特的日本式修辞法对于战后的任何问题都发挥不了作用。他指出，企图以传统的日本文学同西方文学相对来捍卫传统的方法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日本社会已经西化到一定程度，想要消除西方因素，就像阻挠社会的现代化进程一样，不过是一种徒劳。[3]对于战前文学的分析与判断源自加藤在战争期间大量的阅读和思考以及作为医生的战争体验。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不久，他作为一名血液学领域的专家，参加了由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和美国军医团共同组成的“原子弹爆炸影响联合调查团”。在与美国军医团接触过程中，他意识到在血液学领域，日本与欧美相比落后得不止一星半点。同时，他也发现这种落后不仅体现在血液学领域，实际上还包括日本文学家在精神上的落后，以及自己作为读者在阅读欧洲文学时方法上的落后。
我通过阅读他们的作品，在心里建构起他们的形象，但却很难通过这些形象去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动机。也就是说，我的阅读理解方式、我所建构的法国文学家的形象，明显是有缺陷的。另外，战后不久出现了风靡一时的萨特和加缪，他们的文学完全超出了以往文学概念的范畴，如果不改变阅读方式，就很难理解或掌握这些文学的核心内容。我感觉到日本在知性训练方面的“落后”。小说创作技巧上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当务之急是从更为本源性的问题出发，一切都要推翻重来。但我还太年轻，总觉得自己无所不能，总觉得自己还有足够的时间来打磨那件“善其事”之“器”。面对日本的“落后”，以及比它更为落后的我自己的“落后”，在这样一个时代，这样一个向着无限的未来敞开大门的时代，与其为“落后”正名，不如奋发图强、迎头赶上。[4]
加藤周一敏锐地捕捉着欧洲文学新思潮兴起的迹象，同时也关注到日本战后文学的新动向，并运用其独特的比较文化研究方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考察与鞭辟入里的分析。他认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国民关注国内外局势，思考日本社会将来的走向，因此政治学家丸山真男、社会学家清水几太郎、文艺评论家中野好夫、小说家野间宏的作品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到了七十年代，日本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社会进入大众消费时代，村上春树和赤川次郎等中间小说作家人气高涨。加藤指出，这并非日本独有的现象。六十年代末德国学生引用马列术语时，也是频频使用法兰克福学派，也就是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作家的语言。[5]
本文简单介绍了加藤周一与战后文学批评的关系，概括地说，加藤的战后文学批评是基于日本文化和日本社会研究视野之下的一枝独秀，同时，也是现代日本人准确认知自我形象、了解本民族文化的一面镜子。
[2] 参见海老坂武：《加藤周一——质问二十世纪》，岩波书店，2013年。
[3] 参见加藤周一：《杂交种文化》，讲谈社，1974年，第39-40页。
[4] 加藤周一：《羊之歌：我的回想》，翁家慧译，北京出版社，2019年，第210-211页。
[5] 参见加藤周一：《“知识人时代”的终结——战后日本的社会、知识人、文学》，收入《文学所见的两个战后——日本与德国》，朝日新闻社，1995年，第288-290页。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
题目及主讲人
王凯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韦立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周以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秦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第八讲 “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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