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讲：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

第四讲：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 韦立新

 
主讲人介绍：韦立新，二级教授、历史学博士、博士生导师。曾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院长、日本研究中心主任，并兼任教育部第四届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现任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日语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华日本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常务理事兼古代史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华日本学会常务理事、东亚宗教文化学会理事。主要从事日本文学、日本文化、中日文化关系的教学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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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谈及日本的中世文学，具体应该从何时开始算起？范围应如何界定？这样一种对历史、文学史或文化史时段或范围的划分，究竟其意义何在？那是因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所发生的事件、所出现的人物，以及所呈现的社会、文化现象，必然反映出其各有不同的特征来。通过对其进行恰如其分的区分，有助于我们更准确地对其加以认识和把握。

　　我们所说的中世，一般指从源赖朝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的建久三年开始，到德川家康的江户幕府成立的庆长八年为止的时代，通常又称为镰仓室町时代。由于该时期最主要的特征是武士阶级掌握了政权，社会和文化也都相应出现了由“贵族社会、贵族文化”向“武士社会、武士文化”的转变，故又称其为“中世武家政权时代”。

　　该时代又分为前期的镰仓时代和后期的南北朝、室町时代。这就决定了中世文学、文化的第一特征：某种程度上继承和保留了前一个时代沿袭下来的“贵族文化”风格和要素，同时开始出现更符合武士阶级及广大普通民众需求的“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其次，由于该时期正值日本佛教界迎来以所谓“镰仓新佛教”的出现及佛教各大宗派的“复兴”为标志的全盛期，而该时期日本佛教呈现出来的显著特点，也是顺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世俗化”、“平民化”大趋势。凡此种种，都必然会在该时期的文学、文化上有所体现。因此，我主张把这种“世俗化”、“平民化”视为该时期文学、文化上的第二大特征。

　　有人认为：日本中世时期的文学艺术，乃是在新旧交替当中，由公家、武家和僧侣三方交替“混入登场”所形成的“漩涡”造就而成的。还有人认为：中世文化融合了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展现了该时期活跃于文化舞台上的“主角”们的风采。因此，我也主张在思考和把握日本中世文学、文化的时候，首先应该熟悉三个关键词：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在此之所以采用略显模糊的“中世文学、文化”的提法，是因为在思考和讨论该问题时，两者的关系实际上水乳交融、难以分割。我们把题目换成“日本中世文化的特征及其在文学上的反映”也许更贴切。

　　下面，我们先来谈一谈日本中世文学中所体现出来的“公家文化”成分。

　　日本在进入中世前期的镰仓时代后，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和经济实力的武士阶级，尽管也有意识地致力于培植与自己当权之后的“显赫”身份相符的“武家文化”，以抗衡平安朝时代的贵族文化，但毕竟时日尚浅、功夫未到，因此，该时期有一段“公武文化既相互对峙又协调并存”的时期。也就是说，在政治上已无可奈何地衰退下来的公卿贵族们，仍然有机会、同时也有积极意愿在文化舞台上继续引领风骚，以追回并维护自己日渐失去的优越和尊严。

　　这一点反映在文学上，那就是“和歌”方面的亮丽表现。

　　和歌作为“公家文化”的代表之一，本来就是专属于贵族们的宫廷社交文学，既然该时代还有机会让骨子里本来就瞧不起“武家文化”的贵族们“露一手”，其优越的“自尊”岂能容忍自己甘于平庸？于是乎，贵族们热心钻研和歌创作技法，竞相潜心于和歌创作，并以自己的和歌作品能入选“敕撰和歌集”为荣。（如《新古今和歌集》编撰者之一藤原有家，因有十九首和歌入选《新古今集》而为人称道。而同样是贵族出身并活跃于后鸟羽院歌坛的藤原家隆，其和歌作品竟有四十三首入选《新古今集》，晚年又有四十三首入选《新敕撰集》，被视为和歌歌坛上的“佼佼者”。）

　　谈及该时期的“和歌”，窃以为有必要强调以下要点：

　　（1）开创了“新古今风”，并在和歌史上具有一定划时代意义的《新古今和歌集》，尽管不是后鸟羽太上皇亲自编撰而成，但因其完美诠释并“贯彻”了后鸟羽太上皇所主张和推崇的和歌理念和风格，故此，后人多认为：将《新古今集》视为后鸟羽太上皇的亲撰作品亦不为过。

　　（2）喜爱和歌的后鸟羽太上皇始终难忘复兴贵族文化之初衷，亲自引领“九条家”歌坛，复兴“和歌所”，敕命编撰《新古今和歌集》并亲自倾注心血于该编撰事业。因执着于“王政复古”而不为镰仓武家政权所容，最终遭至流放于隐岐的孤岛上。但他在和歌创作方面的实践和造诣及其独特风格，在日本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3）《新古今和歌集》呈现的所谓“新古今风”，作为具有感觉性、绘画性、故事性和象征性的新风格，与《万叶集》、《古今集》合称为和歌风格的三大典型。

　　作为从和歌派生出来的另一种诗歌形式，由多人共同合作创作的连歌，也在中世开始盛行，并由倡导和歌、连歌、佛道三者如一的著名连歌师心敬，和致力于将古典和文艺推向全日本的宗祇大成于该时期后期的室町时代。

　　大家知道，进入镰仓时代以后，还出现了许多“说话（民间故事、传说）集”，所收集内容包括了公卿贵族的逸闻趣事、民间各种神佛“灵验谈”，还有其它坊间流传的、以平头百姓为“主人公”的形形色色的民间故事等。而橘成季编纂《古今著闻集》，就是该时期流行的“说话文学”代表之一。

　　同时代问世的还有《宇治拾遗物语》、《十训抄》、《发心集》、《宝物集》，以及作为佛教说话集而知名的《沙石集》等。

　　“说话文学”在文体、内容方面呈现的多样性，构成了日本中世文学的又一大特征。我们既可以从《古今著闻集》了解到中世时期公卿贵族们的所思所想及其生活状态，同时又可以从其它说话集里窥探出该时期佛教在“民间普及”过程当中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以及文化的“庶民化”倾向。

　　作为最能反映武士活跃的中世战乱时代的一大文学体裁，该时期出现了一系列以《保元物语》《平治物语》《平家物语》《太平记》等为代表的“军记物语”（又称战记文学）。该类军记物语虽然都是以武士世界为描述对象，但并不只局限于某一特定人物的个体行动和事件，而将重点置于描写某一氏族、某一集团的兴衰和隆替，真实而生动地展现了登上历史舞台前台的中世武士们的生活状态和风采。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平家物语》，整个基调流露出浓郁的佛教无常观，使我们从中不难窥出该时期佛教“世俗化”、“大众化”的影响。

　　作为中世文学的又一大部分，主要由五山禅僧们创作的五山（汉）文学，因得益于中日之间禅僧们的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以及在五山禅林中积累下来的汉诗文创作方面的文学“土壤”，造就了诸如雪村友梅（《岷峨集》）、中岩圆月（《东海一沤集》）、绝海中津（《蕉坚集》）、义堂周信（《空华集》）等一批杰出的文学僧，足以令中世文学添彩生辉，其成就亦不容小觑。

　　中世时期佛教的“世俗化”、“大众化”倾向，其影响显然波及到了整个中世的社会和文化。反映在文学方面，则是出现了不少以佛教无常观为基调的優秀作品。在这一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平家物语》外，还有作为中世随笔文学的代表杰作《方丈记》（鸭长明著）和《徒然草》（兼好法师著）。

　　该时期由于京都与镰仓之间的往来盛行，如此背景下产生了《十六夜日记》、《东关纪行》、《海道记》等记录东海道旅途见闻的游记文学作品，后期还问世了不少往来于诸国各地的公家、连歌师们的旅行记。该类游记文学作品的出现，自然也成为了中世文学的一大特色。

　　最后还应该关注的是：能乐、狂言等传统戏剧表演艺术，也是到了中世时期以后，在观阿弥、世阿弥父子的努力推动下，日益兴盛、普及，分别大成于中世后期的南北朝时代和室町时代，这显然亦可视为该时期文化“世俗化”、“大众化”的典型反映。

　　以上是我在学习和思考日本中世文学方面的一点心得体会，在这里分享以供大家参考。非常感谢日本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提供了这么好的平台。祝大家学习、工作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