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日本中世文學的特徵及其反映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四講：日本中世文學的特徵及其反映

廣東外語外貿大學 韋立新

主講人介紹：韋立新，二級教授、歷史學博士、博士生導師。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方語言文化學院院長、日本研究中心主任，並兼任教育部第四届高等學校外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現任廣東外語外貿大學東亞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日語語言文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華日本哲學會常務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常務理事兼古代史專業委員會會長、中華日本學會常務理事、東亞宗教文化學會理事。主要從事日本文學、日本文化、中日文化關係的教學與研究。
 
 
第四講：日本中世文學的特徵及其反映 MP3（音频）→【请点击这里】

 
 
　　談及日本的中世文學，具體應該從何時開始算起？範圍應如何界定？這樣一種對歷史、文學史或文化史時段或範圍的劃分，究竟其意義何在？那是因為在不同的社會、歷史背景下，所發生的事件、所出現的人物，以及所呈現的社會、文化現象，必然反映出其各有不同的特徵來。通過對其進行恰如其分的區分，有助於我們更準確地對其加以認識和把握。

　　我們所說的中世，一般指從源賴朝被任命為征夷大將軍的建久三年開始，到德川家康的江戶幕府成立的慶長八年為止的時代，通常又稱為鐮倉室町時代。由於該時期最主要的特徵是武士階級掌握了政權，社會和文化也都相應出現了由“貴族社會、貴族文化”向“武士社會、武士文化”的轉變，故又稱其為“中世武家政權時代”。

　　該時代又分為前期的鐮倉時代和後期的南北朝、室町時代。這就决定了中世文學、文化的第一特徵：某種程度上繼承和保留了前一個時代沿襲下來的“貴族文化”風格和要素，同時開始出現更符合武士階級及廣大普通群眾需求的“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其次，由於該時期正值日本佛教界迎來以所謂“鐮倉新佛教”的出現及佛教各大宗派的“復興”為標誌的全盛期，而該時期日本佛教呈現出來的顯著特點，也是順應了當時社會發展的“世俗化”、“平民化”大趨勢。凡此種種，都必然會在該時期的文學、文化上有所體現。因此，我主張把這種“世俗化”、“平民化”視為該時期文學、文化上的第二大特徵。

　　有人認為：日本中世時期的文學藝術，乃是在新舊交替當中，由公家、武家和僧侶三方交替“混入登場”所形成的“漩渦”造就而成的。還有人認為：中世文化融合了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展現了該時期活躍於文化舞臺上的“主角”們的風采。因此，我也主張在思考和把握日本中世文學、文化的時候，首先應該熟悉三個關鍵字：公家文化、武家文化和庶民文化。

　　在此之所以採用略顯模糊的“中世文學、文化”的提法，是因為在思考和討論該問題時，兩者的關係實際上水乳交融、難以分割。我們把題目換成“日本中世文化的特徵及其在文學上的反映”也許更貼切。

　　下面，我們先來談一談日本中世文學中所體現出來的“公家文化”成分。

　　日本在進入中世前期的鐮倉時代後，掌握了政治上的實權和經濟實力的武士階級，儘管也有意識地致力於培植與自己當權之後的“顯赫”身份相符的“武家文化”，以抗衡平安朝時代的貴族文化，但畢竟時日尚淺、功夫未到，因此，該時期有一段“公武文化既相互對峙又協調並存”的時期。也就是說，在政治上已無可奈何地衰退下來的公卿貴族們，仍然有機會、同時也有積極意願在文化舞臺上繼續引領風騷，以追回並維護自己日漸失去的優越和尊嚴。

　　這一點反映在文學上，那就是“和歌”方面的亮麗表現。

　　和歌作為“公家文化”的代表之一，本來就是專屬於貴族們的宮廷社交文學，既然該時代還有機會讓骨子裡本來就瞧不起“武家文化”的貴族們“露一手”，其優越的“自尊”豈能容忍自己甘於平庸？於是乎，貴族們熱心鑽研和歌創作技法，競相潜心於和歌創作，並以自己的和歌作品能入選“敕撰和歌集”為榮。（如《新古今和歌集》編撰者之一藤原有家，因有十九首和歌入選《新古今集》而為人稱道。而同樣是貴族出身並活躍於後鳥羽院歌壇的藤原家隆，其和歌作品竟有四十三首入選《新古今集》，晚年又有四十三首入選《新敕撰集》，被視為和歌歌壇上的“佼佼者”。）

　　談及該時期的“和歌”，竊以為有必要強調以下要點：

　　（1）開創了“新古今風”，並在和歌史上具有一定劃時代意義的《新古今和歌集》，儘管不是後鳥羽太上皇親自編撰而成，但因其完美詮釋並“貫徹”了後鳥羽太上皇所主張和推崇的和歌理念和風格，故此，後人多認為：將《新古今集》視為後鳥羽太上皇的親撰作品亦不為過。

　　（2）喜愛和歌的後鳥羽太上皇始終難忘復興貴族文化之初衷，親自引領“九條家”歌壇，復興“和歌所”，敕命編撰《新古今和歌集》並親自傾注心血於該編撰事業。因執著於“王政復古”而不為鐮倉武家政權所容，最終遭至流放於隱岐的孤島上。但他在和歌創作方面的實踐和造詣及其獨特風格，在日本文學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頁。

　　（3）《新古今和歌集》呈現的所謂“新古今風”，作為具有感覺性、繪畫性、故事性和象徵性的新風格，與《萬葉集》、《古今集》合稱為和歌風格的三大典型。

　　作為從和歌派生出來的另一種詩歌形式，由多人共同合作創作的連歌，也在中世開始盛行，並由宣導和歌、連歌、佛道三者如一的著名連歌師心敬，和致力於將古典和艺文推向全日本的宗衹大成於該時期後期的室町時代。

　　大家知道，進入鐮倉時代以後，還出現了許多“說話（民間故事、傳說）集”，所收集內容包括了公卿貴族的逸聞趣事、民間各種神佛“靈驗談”，還有其它坊間流傳的、以平頭百姓為“主人公”的形形色色的民間故事等。而橘成季編纂《古今著聞集》，就是該時期流行的“說話文學”代表之一。

　　同時代問世的還有《宇治拾遺物語》、《十訓抄》、《發心集》、《寶物集》，以及作為佛教說話集而知名的《沙石集》等。

　　“說話文學”在文體、內容方面呈現的多樣性，構成了日本中世文學的又一大特徵。我們既可以從《古今著聞集》瞭解到中世時期公卿貴族們的所思所想及其生活狀態，同時又可以從其它說話集裏窺探出該時期佛教在“民間普及”過程當中的“世俗化、大眾化”傾向，以及文化的“庶民化”傾向。

　　作為最能反映武士活躍的中世戰亂時代的一大文學體裁，該時期出現了一系列以《保元物語》《平治物語》《平家物語》《太平記》等為代表的“軍記物語”（又稱戰記文學）。該類軍記物語雖然都是以武士世界為描述對象，但並不只局限於某一特定人物的個體行動和事件，而將重點置於描寫某一氏族、某一集團的興衰和隆替，真實而生動地展現了登上歷史舞臺前臺的中世武士們的生活狀態和風采。其中頗具代表性的《平家物語》，整個基調流露出濃郁的佛教無常觀，使我們從中不難窺出該時期佛教“世俗化”、“大眾化”的影響。

　　作為中世文學的又一大部分，主要由五山禪僧們創作的五山（漢）文學，因得益於中日之間禪僧們的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以及在五山禪林中積纍下來的漢詩文創作方面的文學“土壤”，造就了諸如雪村友梅（《岷峨集》）、中岩圓月（《東海一漚集》）、絕海中津（《蕉堅集》）、義堂周信（《空華集》）等一批傑出的文學僧，足以令中世文學添彩生輝，其成就亦不容小覷。

　　中世時期佛教的“世俗化”、“大眾化”傾向，其影響顯然波及到了整個中世的社會和文化。反映在文學方面，則是出現了不少以佛教無常觀為基調的優秀作品。在這一方面，除了上述提到的《平家物語》外，還有作為中世隨筆文學的代表傑作《方丈記》（鴨長明著）和《徒然草》（兼好法師著）。

　　該時期由於京都與鐮倉之間的往來盛行，如此背景下產生了《十六夜日記》、《東關紀行》、《海道記》等記錄東海道旅途見聞的遊記文學作品，後期還問世了不少往來於諸國各地的公家、連歌師們的旅行記。該類遊記文學作品的出現，自然也成為了中世文學的一大特色。

　　最後還應該關注的是：能樂、狂言等傳統戲劇表演藝術，也是到了中世時期以後，在觀阿彌、世阿彌父子的努力推動下，日益興盛、普及，分別大成於中世後期的南北朝時代和室町時代，這顯然亦可視為該時期文化“世俗化”、“大眾化”的典型反映。

　　以上是我在學習和思考日本中世文學方面的一點心得體會，在這裡分享以供大家參考。非常感謝日本國際交流基金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提供了這麼好的平臺。祝大家學習、工作順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