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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芥川龍之介文學的魅力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

第六講：芥川龍之介文學的魅力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秦剛

　　非常榮幸能參與講授“日本文學系列講座”，我是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的秦剛。我擔任的這一講的主題是“芥川龍之介文學的魅力”。

　　芥川龍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不僅在日本家喻戶曉，在國際上也有極高的知名度。對於今天的中國讀者來說，閱讀芥川文學的魅力究竟在哪裡？我重點從三個方面講述一下心得體會。

　　首先，芥川龍之介是代表一個時代的作家，他的文學代表了一個時代的文化成果。

　　芥川龍之介出生於明治25年即1892年，死於昭和2年即1927年，終年35歲。他成人前的20年，正好是明治後期的20年，這期間日本先後在甲午戰爭和日俄戰爭中獲勝，躋身於近代國家的行列。他20歲時的1912年7月，年號改元為大正，所以芥川龍之介的創作人生基本上屬於大正時期。他在改元昭和的7個月後服毒自盡，被文學史家視為宣告“大正文學終結”的歷史事件。因此，芥川龍之介是日本大正時期文學的代表者。

　　大正時期的社會文化，以“大正教養主義”、“大正民主主義”的盛行為特點，言論開放、思想活躍，都市文化與大眾文化全面興起，日本文學迎來一段黃金時期。這種文化空氣的形成，尤其和出版媒體的空前繁榮相輔相成、密不可分。這一時期有大量的文藝刊物創辦問世，芥川龍之介在大學時代就發表小說，並隨即步入文壇，就得益於文藝期刊的全面崛起。他和東京帝國大學的文學同人共同創辦了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成名後被稱作“新思潮派”，其文學起步就是以同人雜誌為平臺的。大學畢業後，他在海軍機關學校擔任過兩年的英文教官，同時在最重要的綜合刊物《中央公論》上接連發表小說。之後辭去教職，成為大阪每日新聞社的簽約社員，轉身為職業作家。在日本，作家通過寫作能獲得穩定的收入，就是從這一時期開始的。

　　《大阪每日新聞》在芥川龍之介1919年入社時的發行量為50多萬部，而8年後在他離世之年，發行量已增長到130多萬部。銷量大幅上升的報紙和不斷湧現的各類刊物，為這位大正文壇的明星作家提供了展示文學才能的舞臺。例如，他為1918年創刊的童話雜誌《赤鳥》創作的《蜘蛛之絲》等多篇童話，在1919年創刊的《改造》上發表的《將軍》、《河童》等小說，都成為他的代表作品。芥川的同窗、作家菊池寬於1923年創辦的期刊《文藝春秋》，也成為他發表創作、連載評論的重要陣地。芥川龍之介故去數年之後，《文藝春秋》還創設了芥川獎。

　　出版媒體的發展，文藝創作機制的成熟，文學讀者群體的形成，為優秀作家的出現提供了充足的外部條件。也可以說，是時代打造了芥川龍之介，他的創作正是“大正教養主義”時代的文化成果，他的作品也必然成為表達和記錄這個時代的文字。在類型多樣的芥川龍之介的創作中，“歷史小說”是一個主要的類別，既有《羅生門》為代表的以平安時期為故事背景的小說，也有集中再現江戶時期或明治時期的歷史人物、歷史片段的作品群。然而，即便是這類“歷史小說”，其本質是關於歷史的一種文學方式的話語敘述，這些文學話語是在大正時期的文化脈絡中生成出來的，它們所參與建構的其實仍然是大正時期的歷史文化。

　　第二個方面，我想強調的是，芥川龍之介的文學是以匯通東西的藝術修養為基礎的現代性文學。芥川龍之介深曉西方文藝，是一位具有高超的文藝鑒賞力和世界性的文學眼界的作家。

　　他從小學二年級開始學習英語，讀中學時英語和漢文成績在同年級中無人可敵，進入第一高等學校後，繼續學習英語的同時還系統學習過德語，自修過法語，在青年時期就用原文閱讀了大量的西方文藝經典。就讀東京帝國大學時他選擇攻讀的是英國文學科，完成的畢業論文是《威廉·莫裏斯研究》。從小學到大學，出生於東京的芥川龍之介走過的是明治末期西化教育體制所鋪就的一條知識精英的培養之路。

　　在他死後留下的遺作《某傻子的一生》裏，開篇處他回顧了就讀“一高”時，在東京日本橋的丸善書店翻閱西文圖書的情景：“那是一家書店的二層，二十歲的他攀到書架邊的梯子上正在搜尋新書。莫泊桑、波德賴爾、斯特林堡、易蔔生、蕭伯納、托爾斯泰……／不覺間已是日暮時分，但他還在專注地讀著書脊上的文字。那裏並排擺放的與其說是書，不如說就是世紀末本身。尼采、魏爾倫、龔古爾兄弟、杜斯托也夫斯基、豪普特曼、福樓拜……”這個場景裏羅列出的一長串的西方文學家、思想家的名單，最直觀地體現出他20歲時對世界文學的廣泛涉獵。成為作家之後，對西方文學的借鑑和汲取在他的作品創作中更是隨處可見。

　　比如他的名作《竹林中》的故事素材，雖然主要來自於《今昔物語集》，但經過學者的細緻研究，發現這篇作品的構思，有可能借鑑了法國13世紀傳奇《蓬蒂厄伯爵的女兒》，英國詩人羅伯特·勃朗寧的長詩《指環與書》，以及美國作家安布羅斯·比爾斯的恐怖小說《月夜黃泉路》等來自於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作品元素。因為芥川龍之介擅長在東西方兩大文化體系中得心應手地擷取滋養，所以比較文學視角的研究一直是芥川文學研究的一個重要部分。

芥川龍之介短篇集《竹林中》、秦剛等譯

人民文學出版社

　　芥川龍之介對西方文化的閱讀和吸納可以說是全方位的，他對自己的定位並非“小說家”，甚至也不限於“作家”或者“文學家”，他真正的志向是“藝術家”，因此提出過“藝術至上”的文學主張。而且對文學之外的西方戲劇、美術、音樂、宗教、哲學等，都有廣泛的興趣。在他的創作中，“東方與西方”是一個一以貫之的文學主題。比如，被分類為“切支丹物”的日本天主教題材作品《奉教人之死》、《諸神的微笑》等，還有“明治物”即以明治開化時期為時代背景的小說《開化的殺人》、《舞會》等等，再現的就是東西方文明的相遇和交匯的歷史現場，有的作品探究了超越東西的終極價值的追求，有的作品揭示了東西文化碰撞下的分裂與矛盾。他在絕筆之作《西方之人》中，將耶穌作為西方精神、現代精神的化身，並將自我的人生投射在耶穌身上，這是他的畢生文學的終極之作。“東方與西方”的主題，歸根結蒂其實就是關於何為現代性的追問。

　　在東西方文化遺存中廣收博采，行走於時代文化的峰巔，這樣的現代意識及文學實踐，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躋身20世紀世界文學經典行列的一個重要原因。

　　第三個方面，我想列舉的就是這位日本作家與中國之間的深厚緣分。受益於成長在養父家的家風的影響，芥川龍之介自幼嗜好閱讀，其中最吸引他的就是《水滸傳》、《三國演義》等中國古典小說的日譯本，他曾將《西遊記》列為兒時第一愛讀之書。中學時他開始時時品讀《唐詩選》，徜徉於中國古典詩文的世界，甚至一度有過成為漢學家的夢想，大學期間他聽過漢學家鹽谷溫講授元曲《西厢記》的課程。在大正時期的青年作家裏，芥川龍之介是公認的漢學修養最高的一人。自然，在他的創作中有很多取材自中國古典文學作品，例如《黃粱夢》、《杜子春》、《尾生之信》、《秋山圖》等等。此外，也有《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馬脚》等以現代中國為故事空間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小說的素材，來自於芥川龍之介1921年春夏間的訪華經歷。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芥川龍之介受大阪每日新聞社的派遣，以中國觀察員的身份訪問中國，在3個多月的時間裏走訪了上海、南京、長沙、北京等10多個都市，這是他生前僅有的一次海外之行。回國後執筆完成的遊記先在《大阪每日新聞》上連載之後，於1925年結集出版成《中國遊記》。這部《中國遊記》近年來在中日兩國都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去年年末，日本NHK電視臺播放了使用8K超高清影像拍攝的電視劇《异鄉人上海的芥川龍之介》，受到中日影迷的熱議。而對《中國遊記》的全面解讀，對芥川龍之介訪華的重新評價，正是進入全球化時代後，在中日學者的共同努力下煥然一新、成果豐碩的一個領域。芥川龍之介當年觀察中國的“他者之眼”，為中日雙方留存下回顧歷史、反觀自我的“鏡中之像”。

　　以上，我從三個方面概述了芥川龍之介文學的特點和魅力。

　　芥川龍之介的文學與知性所代表的大正時代，正好已經過去了一個世紀。在他短暫人生的後半程，還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西班牙流感爆發和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等一系列歷史性的重大事件。其中，1918年爆發的西班牙流感在日本奪去了大約40萬人的生命，新婚不久的芥川龍之介曾先後兩次感染西班牙流感，而且症狀十分嚴重，他甚至已經寫好了辭世俳句。所幸兩次患病都最終治癒，但是他的生父新原敏三卻因染上西班牙流感而病故。

　　目前國內出版的芥川作品的各種譯本可謂數不勝數，山東文藝出版社還出版了中文版的《芥川龍之介全集》，芥川龍之介是目前唯一的全部作品可以通過中文閱讀的日本經典作家。通過對作品完整、系統的閱讀，不僅能够全面領略他的小說創作的藝術成就，還可以進一步瞭解他所身處的時代，從百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百年前的世界與今天的世界之間，體會和觀察到歷史的循環、變化與關聯。

　　以上就是這一講的內容，感謝你的收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