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运会与新冠疫情——Pandemic and Olympic…
新冠疫情也影响到了留在日本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几位基金会邀请的访日学者，听取了他们眼中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视频内容中文翻译）
“系列访谈：后新冠世界中的‘分裂与交流’
外国研究人员眼中新冠疫情下的日本”
——Pandemic and Olympics——
奥运会与新冠疫情
Sahel Rosa
大家好。我是节目解说员Sahel Rosa。
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请来了几位疫情期间留在日本继续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我们将听取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意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在异国他乡遭遇的这一巨变，以及这一“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参与访谈的各位研究人员，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每年都会从世界各国邀请的“日本研究学者”。
这次的受访者是巴黎楠泰尔大学（Université Paris Nanterre ）的博士生Louise Claire Wagner，她同时还是活跃的摄影师，对奥运会举办地东京和巴黎进行比较研究。
Louise Claire Wagner
我是Louise Claire Wagner。我是一名城市研究学者兼摄影师。
提问者
从您个人角度以及研究角度来看，在东京经历新冠疫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Louise Claire Wagner
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觉得不安，特别是在最开始的时候。
首先让我感到为难的，是文化和社会活动几乎全部取消。因此，我计划中的研究调查也无法实施，未来的计划也不能确定。我的人生仿佛停滞了，但又感到似乎在加速。当各种设施关闭时，我就更加焦虑了。
后来在我常常面对焦虑的同时，我发觉自己的处境其实非常幸运。即使图书馆关闭了，还是能够看书；即使不去健身房了，还是能够运动。于是我开始试着每天早上散步或跑步。在决定住处时，我有意或无意地选择了住在国立竞技场附近。就这样，每天早晨的习惯活动成为了我灵感的源泉。同时在研究方面，我也能够回归本位。关于研究，各方面的情况都很复杂，所有的会议、采访和学术活动都推迟或取消了。事实上，作为我研究核心的调查活动也受到了影响，甚至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也推迟了。
提问者
从长远来看，您认为疫情会对日本人民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Louise Claire Wagner
也许人们会更加重视个性和灵活性，尤其是在工作环境中。这个问题很难有一个普遍适用的答案。以城市居民和白领阶层为例，在疫情之前，远程办公并不是一种普遍的工作方式。过去，“工作”这个词就是指去公司并在那里开展工作。但是随着新冠病毒的蔓延，远程办公受到了鼓励。一开始可能会不知所措，但我想很多人都已经习惯并乐在其中了。我们还能看到在家办公和珍惜自己时间之间的相互关系。
另一方面，家庭暴力、孤独感等负面情况也时有发生。作为一个城市研究学者，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在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人们对自己的人生、居住场所以及为何渴望生活在城市里，有了更深入的思考。在日本，城市萧条，人口过稀化的问题十分严重。我认为新冠疫情在这一些问题上将长期影响人们和社会。
提问者
您也是一位摄影师。在您的研究中，这一身份起到了什么作用？
Louise Claire Wagner
对于我来说，摄影其实也是研究的一部分。它既是研究抽象的一面，也是调查结果的表现形式。城市理论所捕捉到的城市形态，也是我在摄影作品中所表现的内容。而摄影作品还向我们展示了事物的反面或另一面。它使我思考应该看什么、应该知道什么，也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的见识。
我经常在照片中表现的是难以用文字表达的要素，例如空气、光线、声音和情感。我发现有趣的是，令人印象特别深刻的照片都是我在努力研究时拍摄到的。因此拥有不同的表现方式，对我来说是必要的，并有助于我创作出兼具艺术性和逻辑性的东西。
提问者
请问您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Louise Claire Wagner
我的研究课题是举办奥运会和残奥会期间的城市转型。最初，我计划对被选为举办夏季奥运会的两个城市——东京和巴黎进行比较研究。但东京奥运会因疫情的影响而推迟，所以我决定重新制定研究计划，只专注于东京奥运会。这样就可以一边追踪当地的筹备工作，一边调查他们对延期的反应。另外，无论最终是否举办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我都可以调查本届奥运会的遗留产物和长期影响。
提问者
可以请您详细地讲一讲吗？
Louise Claire Wagner
当然可以。我是在神乐坂区域进行城市形态调查时，对东京奥运会和残奥会产生了兴趣。那是2015年到2016年的时候。
2013年9月7日，东京被选为奥运会主办城市。所以2013年是筹备活动的第一年。在神乐坂，我所调查的一些居民，担心当地的环境会发生变化。因为为了配合奥运会的举办，计划要拓宽道路。尽管我不曾了解这个道路拓宽计划，但是我意识到举办奥运会对城市的影响以及作为主办城市的重要性。奥运会和残奥会的筹备实施工作已经确定了期限。在主办城市，各种各样的城市规划都在赶工或创建。主办城市不可避免地会发生重大变化。
因此，我这次首先要谈的是东京城市和举办奥运会相关的基本信息，然后是关于新冠病毒的流行和奥运会的推迟举办，接着是2020年时东京的城市样貌。而在进行最后的总结之前，我先说说自己的感受和体会。我想谈谈在新冠疫情中，继续进行研究和调查搁置事项的情况。
1936年，东京被定为1940年第12届奥运会的主办城市。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以往的主办城市都是欧美国家。然而1938年夏天，日本以战争为由退出了。因此，首次在亚洲举办赛事是在1964年的东京。为了赛事的举办，竞赛设施的建设和交通基础设施的配备取得进展，开通及维修了道路，并且还修建了立体高速公路。10月1日，新干线开通，此时离奥运会开幕还有9天。然而1964年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不仅体现在城市发展上，也体现在象征性意义上。东京奥运会的举办被称为“日本的复兴”，它向世界展示了战后重建和现代化。当时建造的房产至今仍在，但东京这个城市已随着时代变迁发生了变化。在日本，建筑的使用时间往往比其他国家短，城市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昔日盛大活动的财富会留下多少？
虽然备战2020年奥运会的城市变化可能没有上次那么明显，但仍开展了大规模的筹备工作。东京一直在为设想的各种情况做准备，包括建设新的场馆、构筑先进的安保系统，高温对策，以及为外国游客提供通俗易懂的标识。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的事情发生了。那就是全球性的疫情。就在奥运会临近和筹备工作进入最后阶段之际，新冠病毒开始在世界各地肆虐。随着疫情的蔓延，许多活动不得不取消或在没有观众的情况下进行。重新研讨奥运会也势在必行。最初，国际奥委会与东京奥组委和日本政府都表示“不考虑取消或推迟”。我自己也赞同这个想法。因为毕竟这是奥运会，是包括候选期间在内、花了7年时间来准备的盛会。在现代奥运会的历史上，此前仅有5次取消奥运会，并且都是因为战争。虽然比赛有时会受到内部或外部因素的影响，但世界最大的体育盛典被推迟这一现象非常罕见。同时也会对经济、政治和物流系统的发展产生影响。
2020年3月23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明确表态，声明如果不采取任何对策、如期举行奥运会，他们将不会参加。3月24日晚，我去参加了一个叫做“反五环会”的团体的月度集会。这是一个呼吁取消举办东京奥运会的公民团体。日本国内主要的反对理由是，用于奥运会的资金应该用于灾区。这里指的是因2011年地震受到海啸和核电站事故影响的地区。那天晚上，我的脑中闪过许多想法。听到反对的声音，我想的是：“筹备工作都快要完成了，这时取消不是太晚了吗？”之后我去看了东京奥运会的倒计时器。它被安装在东京站前面。当时我想，如果推迟或取消，倒计时器该怎么办。它是会被重置、停止还是拆除？然后在回家途中，我听到了令人震惊的消息。决定延期举办奥运会了。数字是很容易更改的，第二天就调整了时钟，以显示当前的日期和时间。大约一周后，已被推迟至2021年夏天的“东京2020年奥运会”重新开始倒计时。
东京的奥运筹备工作延长了一年，但由于这种情况前所未有，所以关于计划修改没有任何指导。东京奥组委的工作人员是从地方政府和公司借调的，并计划在奥运会结束后返回原工作单位。酒店不得不更改数以千计的预订，许多设施被迫调整日程安排。新建的奥运村本应在奥运会结束后用作住宅。奥运会结束后，将在2024年前对奥运村进行改建，5500多套房屋中，大部分将作为商品房出售。第一期于2019年7月至8月开放申请，约900套房屋已经有了买主。第二期的销售原定于2020年3月底开始，但已被推迟。
2020年，许多城市的寻常风景发生了巨变。原本繁华的街道突然变得萧条。五环纪念标志被放置在日本体育奥林匹克广场（The Japan Sport Olympic Square）前和日本桥。2020年1月，在台场海滨公园的海面上也漂浮着一座巨大的五环标志。在公共建筑和商业大楼中张贴了印有标志和吉祥物的海报。到了2020年2月，东京都的路灯上都挂上了“TOKYO 2020”的旗帜。这些奥运会视觉工具本来能够提升人们的精神状态。但在决定推迟举办后，这些象征看起来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这一情景在我的脑海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孩子们的街头画作中没有了欢乐，带有奥运会标志的商品显得不合时宜。一些设施几乎已经准备好迎接奥运会的到来。例如，位于东京江东区的有明城市体育公园（Ariake Urban Sports Park），在2020年春天就已经设好观众席，白色帐篷也被运送进来。在2020年7月24日星期五，即第32届奥运会开幕式预定日的那一天，我试图想象运动员、运营人员、媒体和大批观众的情景。但实际上，当晚只有少数记者和摄制人员聚集在国立竞技场。到2020年结束的时候，奥运会的标志仍然留在那里。它仿佛已成为东京这个城市中应有景色的一部分，被湮没其中。
在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支持下，我于2019年9月来到东京，以便能够从奥运会举行的前一年停留到奥运会结束后。我计划通过三个主轴，来推进我的研究。它们分别是文献调查、实地视察和采访。但是由于疫情的影响，出现了干扰。调查的实施方法和日程协调变得不确定，甚至有必要重新考虑研究的核心。这迫使我不仅要重新安排我的日程，而且需要重新构建我的研究理论框架。
国立国会图书馆拥有我的研究不可或缺的专业文献，是我很喜欢的场所。它自2020年春季起暂停开放，因此我以在线文章为中心开展我的查阅工作。
我仍在继续会场等的视察活动。最初的计划是访问江东区的小学。我计划要去参观学校的奥林匹克教育项目，听孩子们讲述他们环境的变化。然而，由于3月份学校同时停课，这个计划也推迟了。当学校重新开学时，预防新冠的措施已经到位，对举办奥运会的期待变成了负面情绪。体育比赛场馆的启用仪式和重要活动等，也因疫情的影响被推迟或取消。
所有的研究活动都被取消或改为线上进行，我也试图按计划进行采访，但奥运会的推迟导致我和许多人之间的碰面及谈话都受到限制。有一段时间，我几乎是固执地在继续我的研究并提交了报告。但某个时刻，我突然意识到，我的状态就像“东京2020”的旗帜和海报以及位于东京江东区的有明城市体育公园（Ariake Urban Sports Park）里的帐篷一样。我只是留在东京，等着看会发生些什么。
随着原定的奥运会举办日期的临近，情况变得越来越糟。突然间就变成了空荡荡的状态。原本应该填好的日程表，变成了一片空白。原本应该有很多约定的会晤，应该要和人们进行交流。这一趋势在2020年夏季尤为明显。在原本应该举行奥运会闭幕式的8月9日晚，我感到自己很孤独。同时，感伤却又有些激昂的奇妙感，与我对自己所进行的研究产生的深厚感情一并涌上我的心头。我并不是完全孤独的。因为我的心与国立竞技场、五环纪念标志和皮埃尔·德·顾拜旦（Pierre de Coubertin）的雕像在一起。他令古代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得以复兴。他不是简单地等待世界各国团结起来，而是认为通过各种文化的汇集，人类就会生出希望。他相信，体育可以连接世界各国。全世界都在封锁各国的边境、减少人群聚集，这与刚才的理念相去甚远。
日本原本预计2020年将有4000万外国游客。但实际上，与2019年相比，平均月减少率为85%以上。仅从物理层面来看，东京被选为奥运会和残奥会的主办城市，但新冠病毒的爆发推翻了最初的计划。东京的案例说明了规划和按计划执行一个大规模的长期活动、并对不可预见的事态作出反应的难度。相关人员对不确定性的容忍度将受到考验。
非常感谢大家的倾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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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