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講：孟子思想在日本為什麼不受歡迎？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哲學/思想）
第二講：孟子思想在日本為什麼不受歡迎？
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教授 郭連友
主講人介紹：
學歷：
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社會文化專業碩士畢業；日本東北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博士畢業（日本思想史專業），獲文學博士學位。
工作經歷：
天津外國語學校日語系助教、講師；北京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中心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曾任北京日本學研究中心副主任、主任。日本名古屋大學客座教授。
社會兼職：
中華日本哲學會原會長、現副會長；中國日語教學研究會副會長；國際儒學聯合會理事等。
學術成果：
著（譯）作：
《吉田松陰與近代中國》、《近世中日思想交流論集》、《日本文化藝術叢書》、《日本哲學與思想研究》、《日本學研究》、《德川思想小史》、《第三代系統論》、《日本文化與日本人的形成》、《日本思想史入門》、《日本演劇史》、《日本舞蹈的基礎》等多部學術論文數十篇。
中國明末進士、著名的博物學家、詩人謝肇淛曾在其隨筆《五雜組》中記下了這樣一段傳聞，他寫道：“倭奴之重儒之書，信佛法。凡中國經書，皆以重價購之，獨無孟子。云，有攜其書往者，舟輒覆溺，此一奇事也。”。日本江戶時代中期的蘭學家桂川中良（1744～1808）也在隨筆《桂林漫錄》中引用這一傳聞，寫道：“孟子屬忌諱之書，與日本神之御意不合。自古有傳聞，云，如有船自唐土載該書而來，必顛覆。然至彼書無恙舶來日本之世，亦不為朝廷所用……”
在上述傳聞中，雖然“舟輒覆溺”、“必顛覆”的説法令人難以置信，但這段傳聞給我們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即日本似乎自古以來就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很難被日本所接受。
對此，我們不禁要問：事實究竟如何？在日本圍繞着孟子思想到底發生了什麼？排斥孟子思想始於何時？孟子的哪些思想遭到排斥？人們出於何種考慮排斥孟子思想？孟子思想在日本有沒有產生過影響？如果有的話，那麼孟子思想到底產生了哪些影響？帶着這些疑問，我們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重新進行一番考察。
眾所周知，孟子主張“民貴君輕”，肯定“湯武放伐（易姓革命）”，其思想中藴含着濃厚的“民本思想”。這種思想在其政治主張上表現為“仁政（王道）”、“安民”；在其人性論（即道德論）方面則表現為“性善論”。“性善論”與“仁政論”是孟子思想的兩大支柱。孟子政治主張的最大特色可以説就在於尊重人民和重視人民。孟子在道德論中除了主張“性善論”外，還提出了君臣道德的“義合”説，即“相對的君臣關係”。孟子的君臣觀與“民本思想”、“易姓革命”在中國和日本都曾引起過激烈的論爭。
從日本學者井上順理的考證和研究中我們得知，《孟子》一書大約公元730年以前就已經傳到了日本。針對《五雜組》的傳聞中提到的日本排斥孟子的現象，井上先生通過大量實證研究否定了日本自古禁忌、排斥孟子的傳聞，指出日本中世以前並不存在《孟子》由於其思想內容而遭到禁忌的事實。
那麼，關於禁忌孟子思想的傳聞難道是空穴來風？其實並非如此，這一切都與江戶時代的思想有關。
進入江戶時代以後，《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民本思想”等常常被人們提出來，成為江戶時代諸學派爭論的導火索。江戶時代，《孟子》幾起幾落，甚至出現了各個學派之間以及在同一學派內部圍繞“尊孟”、“非孟”而爭論不休的特殊現象。
江戶初期最有代表性的儒學家林羅山（1583－1657）曾肯定《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並把它作為德川家康（1542－1616）創立江戶幕府偉業正當化的理論武器。據傳1612年德川家康與林羅山談到“湯武放伐”，林羅山對家康説：“湯武順天命、應人心而伐桀紂，自始亦毫無為自身考慮之意，其本意只在於為天下除暴，救萬民於水火，萬萬不可稱‘惡’”家康對他的這一觀點十分讚賞，認為“此説純正且甚明晰”。但是，後來林羅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轉變，並以朱子學“天即理”為理論根據，主張人們的高低貴賤是由先天決定的，放棄了基於天命觀的、肯定“易姓革命”的思想。
縱觀以後在江戶時代諸學派中圍繞《孟子》展開的議論，我們不難發現其焦點幾乎仍然集中在是否贊同孟子的“易姓革命”方面。與此相關聯，孟子的“君臣觀”、“民本思想”、“王道思想”等亦成為爭論的主要話題。林羅山以後，山崎暗齋學派、古學派、國學派、後期水戶學派等著名學派，也都圍繞着孟子“易姓革命”思想展開了或肯定、或批判的不同爭論。
山崎暗齋（1618—1682）學派圍繞孟子問題出現的意見分歧和爭論足以説明孟子思想與日本近世社會的身份制度有着極大的衝突。山崎暗齋站在“大義名分”的立場上著有《湯武革命論》一文，指責周武王討伐殷紂王是以臣弒君，是絕對不可以的，“革命”歸根到底只不過是聖人的“大權”，他根本不承認臣對君實施放伐的“革命”。不僅如此，他還強調臣下對君主的單方面的絕對忠誠和恭順，並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君臣大義”。
然而，關於這一問題，他的三個直系弟子中的佐藤直方（1650—1719）和三宅尚齋（1662—1741），因與老師的見解不同而被斷絕了師生關係。唯獨其中的淺見絅齋（1652—1711）則始終恪守師説，忠實地繼承着“大義名分”的立場，他指出：“嗚呼，自放伐之事一行，而千萬世無窮之下，凡亂臣賊子弒君竊國者，未嘗不以湯武為口實。”對“湯武放伐”持否定態度。
然而，同為暗齋直系弟子的佐藤直方和三宅尚齋對此則持有不同觀點。直方在與尚齋合著的《湯武論》一文中充分肯定“湯武放伐”並以《孟子》中的原文為根據，指出“堯舜湯武其揆一也。”他的“湯武放伐”思想是以中國傳統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觀”為依據，並表現出對中國儒家提倡的“有德者為君”思想的忠實繼承。三宅尚齋也基本上和佐藤直方站在同一立場，充分肯定“湯武放伐”，批判山崎暗齋的絕對君臣觀念，明確指出其師暗齋之説流於偏頗。然而，到了後世，由於政治、社會、文化等方面的影響，直方、絅齋主張的“合理主義”思想在日本社會並未形成主流，而暗齋強調的“絕對君臣觀”與“尊王論”相結合，在後來的思想史上產生了極大影響，其影響一直延續到幕末。
下面再讓我們簡要地看看日本江戶時代其他幾個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學派，如古學派、國學派、後期水戶學派對《孟子》“君臣觀”、“革命論”的看法。
在古學派中，與山鹿素行（1622—1685）和荻生徂徠（1666—1728）相比，伊藤仁齋（1627—1705年）最重《孟子》中的“易姓革命”思想並給予了極高的評價。他在《孟子古義》、《語孟字義》中認為，“湯武放伐”並非朱子所説的“權”而是“道”，他認為：“道者天下之公共也”，湯武是為天下除“殘”、“賊”，決不是出於個人私情。然而，仁齋的這種思想，其結果只停留在了理論認識階段，並未發展成對體制的批判。
國學派對《孟子》的“君臣觀”、“革命論”分明採取了否定和批判的立場。國學派的集大成者本居宣長（1730—1801年）繼承了古學派復古主義的一面，對外來思想尤其是來自中國的儒家思想採取了嚴厲批判和排斥的態度。他在《玉勝間》中嚴厲批判《孟子》的“湯武放伐”論和“君臣觀”，他寫道：“‘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此乃甚過之惡言也。而《孟子》終篇，只屢言對親當孝，卻無一言云對君當忠。又，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以此一章，可知孟軻之大惡。此雖為人君教人之語，實乃過於信口之惡言也。此書非人臣者宜讀之書，實乃教人臣不忠不義之物也。”可見，《孟子》在宣長眼裏是一本教臣下“不忠不義”的書。
後期水戶學派對孟子的“易姓革命”思想基本上也持否定態度。他們在繼承儒家思想中的“天命”觀念的同時，去掉了其中藴含着的“易姓革命”思想。後期水戶學派一方面強調“天祖”及其天皇的權威，另一方面也充分肯定幕府統治的正統性。後期水戶學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藤田東湖（1806ー1855）曾著有“孟軻論”一文，他站在尊王立場上，對孟子的“君臣論”、“革命論”乃至“王道論”等進行嚴厲批判，認為孟子的“王道論”不符合孔子的思想，指出孟子的王道思想不適用於日本。
然而，繼承了後期水戶學“尊王思想”的幕末思想家吉田松陰卻對一直以來被人們視為“危險思想”的孟子思想極為重視。為了使日本盡快擺脱“內憂外患”的危機狀況，他積極向孟子思想尋求“救國良方”，演繹了將孟子思想與自己的改革思想完美結合的一幕。
首先，松陰站在人性平等的立場上對孟子“性善論”給予高度評價，試圖通過承認和相信民眾所具有的優良的道德心來打破身份制的束縛，從而調動民眾參與政治的自覺性和能動性，賦予民眾在“尊王攘夷”以及國家獨立中擔負起政治使命的主人公資格。
此外，松陰在充分肯定孟子“仁政論”的同時提出了重視民生的“民政論”主張。松陰的“民政論”主張經常與人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穩定、民心的凝聚和人才的選拔等結合在一起來論述。他所追求的“民政”→“安民”→“保全國家”的思考路徑與孟子的“王道”政治路線頗為接近。也就是説，不是通過增強軍備，而是通過“仁政”（道德政治）來把人民組織和凝聚起來，以此來謀求國家的統一和獨立。
同時，孟子的“民政論”還為松陰批判海防論、批判現行幕藩體制及其制度（封建制、武士階層、三勤交代等）、追究為政者的失誤（重税所導致的人民的叛離）提供了理論武器。對於德川幕府，松陰從“培里來航”時起，就曾追究其不履行攘夷的政治責任，認為“幕府失天下之心久矣”。在《講孟札記》中，松陰明確提出了如果幕府不履行保衞國家獨立的職責的話，可以廢掉它的“倒幕革命思想”。這些觀點都是以孟子“民本思想”為依據的。此外，松陰所主張的“尊王思想”雖然有些是基於日本的“記紀神話”等傳統思想，但從內容上看裏面藴含着諸多孟子“王道思想”的內容。
除了上述代表性的思想家和學派的觀點外，江戶時代，圍繞着孟子的“君臣觀”、“革命論”而爭論不休的事例屢見不鮮，並出版了不少觀點鮮明對立的著作。同時，江戶時代還出現了大量註釋《孟子》的論著，據井上順理調查，僅江戶時代《孟子》註釋書就多達456種以上。
通過對上述書籍進行深入細緻的考察和研究，我們一定能更深入地了解和認識“孟子思想與日本”這一問題中所表現出來的、作為外來思想的儒家思想與日本思想的衝突、融合的歷史，從而揭開更多尚未被我們充分認識的“學術之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