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講：日本武士道的虛像與實像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哲學/思想）
第四講：日本武士道的虛像與實像
北京大學歷史系副教授 唐利國
主講人介紹：唐利國，1974年生。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博士，日本新潟大學博士。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研究方向為日本史、日本政治思想史。專著兩部：《武士道與日本的近代化轉型》，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年；《兵學與儒學之間——論日本近代化先驅吉田松陰》，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6年。
學界通常認為日本武士道論存在一個從山鹿素行到吉田松陰再到明治開國元勛的傳承系譜，其實這不過是井上哲次郎（1855-1944）為了塑造近代日本的國民認同，取捨剪裁，精心繪製的一個虛像：山鹿素行是江戶時代提倡武士道教育的集大成者，吉田松陰繼承了山鹿素行的教導，並通過教育松下村塾的子弟而傳續到明治時代，成為推進日本近代化的精神因素。
山鹿素行（1622-1685）吸收中國儒學而形成的武士道論實際上是其兵學即山鹿流兵學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為近世日本兵學的代表性流派，山鹿流兵學在儒學的強烈影響下形成了兼具政治學、倫理學的特徵，而並非像人們所經常誤解的那樣僅僅局限於軍事學。然而，本來作為山鹿流兵學的一個組成部分的武士道論，被井上刻意分離出來加以強調。
基於這一認識框架，戰前日本學界一般認為松陰對素行的武士道論是一種單純的繼承關係。但是這裏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矛盾：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論是服務於幕藩制度穩定化的學説，為什麼其後學吉田松陰卻成為促使幕藩制度解體的先驅？
考慮到在日本近世除了山鹿素行所代表的深受中國儒學影響的居於主流的武士道論之外，還存在一種以《葉隱》為代表的反映了日本戰國時代的武士作風的武士道論，於是不少日本學者又另外建立了一個從《葉隱》到松陰的武士道傳承系譜。
日本著名政治思想史家丸山真男便認為，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論適應了近世日本家產官僚制的進展，《葉隱》則是在幕藩體制的和平環境之下對戰國時代武士作風的意識形態總結；幕末政治狀況的變化，使得吉田松陰為代表的志士們復活了《葉隱》所代表的傳統武士精神。丸山寫道：“在吉田松陰那種典型的‘忘我’忠誠和主體性中，在他那絕對的皈依感情和強烈的實踐性的對立統一中，明顯地貫穿了《葉隱》裏的傳統意識。”
但不可忽視的是，松陰的武士道和《葉隱》的精神，在某些根本問題上其實存在着非常尖鋭的對立。《葉隱》提倡一種死亡美學，其最著名的主張是：“所謂武士道，就是死。面臨生死選擇之際，唯速求死而已。”而松陰卻主張：“私慾私心全無者，偷生不妨。有死而不朽之預見，可死；有生成大業之預見，可生。”兩者的差異如此明顯，以至於和辻哲郎、相良亨等均將其分別歸入兩種不同的類型。更重要的是，《葉隱》在明治以前基本上只限於在佐賀藩士這樣一個非常狹窄的範圍內流傳，並無史料顯示出身於長州藩的吉田松陰曾經受到過《葉隱》的影響。
其實，吉田松陰武士道精神源流的問題看似複雜，卻不過是近代以來從井上哲次郎到和辻哲郎等日本學者，削弱甚至否定中國儒學對日本的影響，從而製造出來的一個偽命題。
如果從歷史事實出發，不難發現吉田松陰的武士道論，與《葉隱》所代表的那種關注以死亡問題核心的戰鬥者個人倫理的武士道論不同，是一種重視作為統治者的倫理修養和政治技術的武士道論，其本來便是作為山鹿流兵學的一部分，繼承自山鹿素行，只是松陰適應幕末變局，在素行學説的延長線上，進行了一定的重新解釋和積極的實踐。
被井上哲次郎奉為日本武士道論經典的《武教小學》，本來便是山鹿流兵學的核心著作《武教全書》的一部分。被井上視為松陰武士道論代表作的《武教小學講錄》，本來便是其為親戚子弟講解素行的《武教全書》的筆記，原題為《武教全書講錄》。松陰講解兵學而闡發武士道論，原本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只是，假如承認這一點，就隱然形成了“中國儒學——山鹿流兵學——吉田松陰武士道論”的思想系譜，這是熱切希望挖掘日本獨特傳統的某些學者所不願承認的。這一潛在的學術外動機與近代性學科分化觀念的影響相互強化，使得井上哲次郎確立的認識框架至今仍未得到很好的反省。
然而，割裂武士道與兵學之關係的分析視角，不但導致了對松陰武士道之日本特殊性的過度強調，也導致對日本近世兵學的觀察失真，反而不利於全面認識日本傳統學問在近代轉型期的歷史意義。
在此視角的影響之下，討論武士道時不考慮兵學幾乎成為慣例，而對兵學的討論也往往忽視對武士道論的分析。近年在日本學界以對近世兵學的研究而知名的前田勉，便明確地將武士道論排除在自己對兵學的研究之外，直接以所謂儒學和兵學的對抗關係為前提，去考察“以兵學與朱子學為兩極而展開的近世日本思想史”。由於沒有認識到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論本來便是山鹿流兵學不可或缺的一個組成部分，前田缺乏對近世日本兵學積極接受儒學影響的理解，將山鹿素行的學説單純地定性為德川時代“兵營國家”的支配思想，一味強調山鹿素行基於排除紀律違反者的軍隊統制論而形成了排除無用者的社會主張，認為其“批判朱子學的根源性理由是此排除無用者的邏輯”。
將近世兵學和武士道論割裂開來進行研究的結果便是，既無法認識到作為近世兵學之組成部分的武士道論的合理性側面，也無法認識到近世日本兵學的道德性追求。
只有認識到，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論是其兵學的一個組成部分，才能夠真正理解作為近世兵學典型代表的山鹿流兵學乃是近世日本武士的綜合學問。素行立足兵學吸收儒學而形成的武士道論，與以《葉隱》為代表的強調非理性的“死亡美學”的日本武士傳統有着本質不同，旨在適應近世武士由戰鬥者向統治者轉變的時代需要，為其提供頗具理性主義的倫理教誨和政治指導。
以這種新型的武士道論為其重要內容的山鹿流兵學，積極地接受儒學的影響而發展為涵蓋倫理學、政治學等內容的綜合學問，絕非像今人所經常誤解的那樣僅僅局限於軍事學。山鹿素行批判日本固有的兵學道：“古今論兵之士，專為殺略戰陣，故兵法陷於一技之中。……士之業曰兵法。若不以兵法盡修身正心治國平天下之道，兵法者不足用也。”這裏的“士”即武士的責任已經不只是打勝仗，而是要通過個人修養和政治實踐來實現儒家理想的社會秩序。他聲稱孔子、孟子等“諸先聖先賢皆兵法之大家也”，面對孔孟等人並無兵書傳世的質疑，素行聲稱：“當世之四書、六經者，皆此（即兵書）也。”
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論其實包括了君道論、臣道論和士道論三個部分。他不是僅僅強調下位者的服從道德，也很重視作為統治者的武士所應有的道德修養和統治技術。然而，井上哲次郎致力於構建以所謂武士道為核心的國民道德，只強調素行的“士道論”，因為其中要求效忠、服從等的內容比較多；而比較強調在政治思考與行動方面的主動性的“君道論”和“臣道論”，則被井上有意無意地忽略了。只有綜合考慮山鹿素行關於君道、臣道和士道的議論，才能夠完整地把握山鹿素行的武士道論兼容倫理學和政治學的性質。
素行強調，身為武士應該懂得“聖學之道理”，而且有很多知識需要學習：“其上於武門又多有大小之事。小事云者，至於衣類、食物、屋作、用具之用法，皆有武士之作法也。更有武藝之修習、武具馬具之製法用法。大者有天下之治平禮樂、國郡之制，山林、河海、田畠、寺社、四民、公事訴訟之處置，以及政道、兵法、軍法、陣法、營法、築城、戰法，此皆武將武士日用之業也。”與此同時，素行又強調：“然雖自己一身修得武門之學問，驗之實事而無功者，無聖學之理也……能知聖學之定規鑄型、入規矩準繩時，見事能通，聞事則明，則無論何事來時，既已明白思慮其種種，故逢事無屈。此為大丈夫之意氣。”素行所確立的山鹿流兵學，以儒學為根基，包羅萬象，可以説是近世武士的綜合學問。
明確了山鹿流兵學的綜合性，便不難理解其非但不會在西方的軍事優勢面前一觸即潰，反而能夠在某種程度上積極求新求變，從而在日本從近世向近代轉型的特定歷史時刻，極為吊詭地發揮了獨特的變革功能：體制重建的努力成為觸發體制變革的導火索，同時也限制了變革的深度和廣度。
作為山鹿流兵學傳人的吉田松陰，既沒有在西方壓倒性的軍事力量面前喪失信心，也沒有固步自封，能夠比較積極地接受新知，尋求變化。而松陰在家學修業過程中形成的把軍事問題作為政治問題、進而作為道德問題來把握的思維模式，也使之能夠較早地認識到幕末日本所面臨的並不僅僅是軍事危機，同時也是日本國內政治的危機，更有可能發展成為民族認同的危機。因此，他認為：“羣夷競來，雖可謂國家之大事，但不足深憂。可深憂者人心不正也。苟人心正，百死以守國，其間雖有成敗利鈍，未至遽失國家。”通過繼承和重新解讀近世日本兵學，松陰獲得了應對危機所必需的思想資源，成為倒幕維新運動的著名先驅。但也正是因其對傳統的依賴，使得近世日本兵學的保守性側面，同樣在日本近代化發展道路的選擇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
進而言之，也只有真正認識日本近世兵學作為武士階級綜合學問的特質，正確理解近世武士道論和近世兵學不可分割的緊密關係，才能真正理解中國儒學與日本近世兵學的關係，從而更加全面、更加準確地評估儒學對近世日本社會的影響。近年比較流行的一個觀點是把近世日本沒有科舉、作為一種職業的“儒者”地位不高等因素，視為儒學對日本社會影響有限的論據。
這樣的看法至少是不全面的。儒學並不僅僅是通過“儒者”來影響日本社會。如本文所揭示的，以山鹿流為代表的近世兵學，在兵學的名義下積極接受儒學，這正是儒學影響日本武家社會的重要途徑。雖然學習儒學不能保證地位低下的人立身出世，但是憑藉身份制度出仕的武士，如果不懂儒學只懂武藝，在近世日本其實也是難以出人頭地的。
吉田松陰曾如此描述自己觀察到的重視儒學和吏才超過武藝的社會現象：“文學之士，潛心於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之學，心術工夫精密，他日可臨官建功。武藝練達之人，工夫粗脱，治平之時，雖蒙召出仕更無其所。宜用不學武藝而有吏才之人，卻成世俗之通論。”在和平年代，戰鬥技術遠沒有政治技術更有現實意義。這也正是為什麼山鹿素行重視心術和治術的兵學能夠吸引很多身為大名和高級旗本的弟子。
總之，只有充分考慮“日本近世兵學”這一特殊的學問類型，客觀地認識到儒學對日本的影響，才能夠更好地理解日本武士道的實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