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电影） 第二讲：东映任侠电影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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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二讲：东映任侠电影十年：时代的光与影
姜滨，辽宁人，日本大阪艺术大学电影制作硕士、电影艺术博士；江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系主任、硕士生导师；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2011年度高级访问学者；中国高校影视史学会理事；江西省委宣传部电影处“龙标”专家评委。硕士、博士均获得日本国费奖学金，毕业电影作品分别在日本心斋桥剧场、大阪第七艺术剧场公映。在《电影艺术》《北京电影学院学报》《江西师范大学学报》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四十余篇，参与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两项，主持省部级课题六项，主编教材《电视编导基础》；出版专著《日本动漫艺术与动漫文化》；译作《鼠疫与现代中国》（排名第三）。
时代的高光：理想乡中的英雄
任侠电影中在其现代主人公身上赋予了日本武士应有的修养和气质、意志与精神：忠于自己信任与崇敬的主人；具有超强的正义感和忍耐力；具有不畏死亡、从容死亡的勇气；具有宽容和怜悯弱者的美德；具有正确的待人接物礼仪；冷漠外表之下有一颗热情的心。这种对于传统武士精神的总括性英雄化设计，既是长久以来日本人对于武士道精神的诸种理解的综合，又是对被否定的战争期间武士道思想的一种重新定位。在越来越意识到传统文化流失的60年代，这种整合性极好的提升文化优位意识的做法首先在民族情感方面便获得了认可与支持。
而标志性演员的出现，也促使由武士道精神衍生的庶民伦理——任侠道⁵在任侠电影中得以真正发扬光大，这个决定性的人物就是高仓健。高仓健在涉足任侠电影后迅速超越当时的“黑道电影老大”的鹤田浩二成为一号人物，由他主演的任侠电影超过70部。其中《日本侠客传》系列（牧野雅弘导演）、《网走番外地》系列（石井辉男导演），和《昭和残侠传》系列（佐伯清导演）等都是东映任侠电影的不朽名作，与生俱来的武士气质使他与任侠电影所塑造的武士形象完美地融合在一起。高仓健的英雄气质使已经被否定的武士道精神化身为新的任侠道精神并产生了仿佛存在于现实中的实体，任侠电影所虚构的生存之道义，人生之境界也使颓废的日本社会重新认知传统精神，而非战后占据主流的怀疑与否定倾向。这种英雄精神不再带有已逝时代的腐朽气息，而是充满了现代气味的奋斗意欲，这正是在战争重压下得到解放的日本民众所希望得到的“精神食粮”，也是面对传统与现实无所适从的年轻一代的“理想乡”。
东映任侠电影因得到了当时“全共斗”⁶的“斗士”们的欢迎而走向了鼎盛期。令人费解的是任侠电影反对当时的现代民主主义，眷顾传统文化与封建社会关系，而年轻的“斗士”们所持的却是反对现存封建体制，要求推进民主、提倡人权的相反立场。在这样一种虽然是虚拟与现实两极鲜明分化的关系下，任侠电影却成为了“斗士”们游行后也必去“吸收”的“精神食粮”：在“全共斗”时期，放映任侠电影的影院几乎场场爆满，甚至在通路上席地而坐，而从前看过去，几乎都是年轻的脸庞。他们受到任侠电影的鼓舞，手持类似短刀的木棒结成了机动队，仿佛武士般赶赴使命的“战场”。“在左翼的公共集会上高唱国际歌，但回到自己贴着高仓健、藤纯子海报的小屋里哼唱的却是表现男儿意气的‘唐狮子牡丹’”。⁷斗争核心的东京大学的“学园祭”上，更挂出了东映任侠电影的海报鼓舞士气。“任侠＋男人的友情”的主题获得了学生及对社会产生疏离感的群体的支持，电影宣传语“惹句”⁸中的“地獄みやげに拝んでおけよ 雨のしずくか血か汗か 濡れております唐獅子牡丹”（就把它当做朝拜地狱的礼物哟，那和着汗水与鲜血的雨，浸湿了的唐狮子牡丹）被改填为“とめてくれるなお母さん 背中の銀杏が泣いている 男東大どこへ行く”（母亲不要阻拦我哟，后背的银杏也在哭泣，我是与东大生死与共的男子）来激励学生。也正如佐藤忠男所总结的“任侠电影中所表现的，是社会底层的贫乏者的呼喊，而敌人是在现实中与民众对立的右翼的爪牙。”⁹
很多日本电影评论家对此作出的解释是，正因为任侠电影所提倡的任侠道是具有英雄特质的，与传统文化意识中的武士道精神相契合，而非军国主义时期为愚民而作出的狭义定位。这种超于常人的英雄特质又正好是当时追求理想、急于证明个体存在意义的年轻人所向往的。任侠电影中现代“武士”们面对强势对手的勇武以及从容看待死亡的情节设定让现实中的“斗士”们有了一种与电影在虚拟与现实中共同完成英雄行为的感觉。
青春的结末：现实中的暗影
东映任侠电影的盛行并非偶然，1959年法国新浪潮导演弗朗索瓦·特吕弗的《四百下》中，“不良少年”安托万的结局刺痛了无数年轻人的心，那是一种前无进路后无退路的困境中的迷茫与无助。而在二战后成长起来的日本年轻人，在对国家机器、民族大义以及社会秩序等的认知上早已与自己的父辈们分道扬镳：他们如安托万一样渴望认同，渴望更加自由的存在，更幻想寻找到一个在不放弃自己的个人主义立场前提下可以置身其中的共同体。这种渴望与寻找化为现实中叛逆与斗争的形式，斗争的最大政治标的则是美国，以及被美国操控的日本政府。在民主、人权等普世诉求内所包裹的是拒绝作为美国“殖民地”国民的个体意志，“全共斗”的“斗士”们即是如此。而随着抗争形式升级，如任侠电影中为理想而献身的主人公般，激情的青春终究在现实中迎来了最后收场。
1968年1月，任侠电影名作《博弈：总长赌博》（山下耕作导演，鹤田浩二主演）上映，鹤田浩二在最后复仇场面中对金子信雄说了一句表白台词：“我与任侠道没什么关系，我只是个睚眦必报的杀手”，仿佛昭示了任侠电影的最后结末：任侠电影所表现的任侠道只不过是一种理想，一种以少数英雄者的忍耐与复仇完成自我救赎的理想。数日后，美国的企业号航母从长崎县佐世保入港，引发20余万民众的大规模抗议行动。3月，要求美军返还东京部分设施计划无果，东京学生示威队伍多次与警察产生冲突。6月15日，以医学部的问题¹⁰为导火索，东大学生占据安田讲堂，与大学乃至于政府对峙。次年1月18日，政府出动了8500人的机动部队，甚至使用了催泪瓦斯与高压水枪，最终学生631人被捕，安田讲堂“沦陷”，东大学生运动惨淡收场。此次对抗由NHK电视台全程现场直播，视听率达到了44.6%。对此事，三岛由纪夫¹¹的评价是“如果共斗派是有决心的话，讲堂是多少机动队也攻不破的。如果机动队有所行动，只要有一人自愿从塔顶跳下，以生命引导世论方向，机动队就会不得不撤退。”但现实中没有人想过真像高仓健、鹤田浩二所塑造的任侠一般“献身成仁”，而是全部缴械投降。最终成为所谓“侠客”的只有三岛由纪夫。
1972年，东映任侠电影时代结束的标志性作品《关东绯樱一家》公开前后，众多学生追随的联合赤军（从日本共产主义同盟分离出来出的极端左翼组织）制造了系列“私刑”杀人事件，其呈现出的残忍与其所倡导的和平、革新主义形成鲜明对比。1972年2月9日，赤军主要首脑永田洋子等8人被捕，残余5人在长野县轻井泽的河合乐器浅间山庄挟持人质与警方对峙。一直到2月28日上午10时，警察动用装甲车、高压水枪及瓦斯开始攻击，8小时后救出人质并抓获5人，警方2人殉职、12人负伤，另有平民3人无辜卷入殒命。这一事件的全过程由电视台实况转播，将联合赤军的真正行为意图传达给世间民众——即通过制造无差别杀人等恐怖活动来增加其存在影响力。这一事件又称“学生运动的墓场”，东映任侠路线的第一支持者学生们的运动热情因联合赤军制造的连续杀人事件及被捕而激减，学生们对于社会的认识也从任侠电影所制造的“梦想”中逐渐回归现实。对此，立松和平作出如下总结：“解放的瞬间终于没有到来，任侠电影似的最后拔刀、最后的战斗最终没有成为现实。时代已经看不到未来，正被一片阴霾所笼罩，而以遥远的革命斗争为梦想的学生们也失去了自己的立场。”¹²与任侠电影的衰败同时，狂热支持任侠电影的学生运动开始落下帷幕，一个激情的时代也标志结束。
1973年的《无仁义之战》（深作欣二导演，菅原文太主演）衍生出了另一种时代诉求：主角从冷峻帅气的高仓健、柔情铁汉的鹤田浩二换成了桀骜不驯、行仪不整的菅原文太，其人性缺点尽显。故事中也再无纯粹的忠诚与忍耐，有的只是赤裸裸的背叛和为了利益善恶不分的抗争与杀戮。任侠电影中浪漫虚幻的理想乡终于被浓浓的沧桑历史感带入了深刻而残忍的现实。正如深作欣二导演所说的“日本虽败战却开始了高度经济成长时代，但这种时代的潮流之中失去方向感的人很多……人们在景气的骚动中感觉的却是心灵深处的贫穷。”¹³
结语
东映任侠电影制作人俊藤浩滋如是说：“与印象中描写暴力团因利害关系及私欲而争斗的电影感觉相违，任侠电影是侠客的电影，登场的黑道者持过去日本人曾尊崇的牺牲精神，为了弱者，为了任侠道所秉持的义理与人情而舍命不惜。这在现实中可能被认为是‘傻瓜’，但是大家还是与这种精神产生了共鸣。也正因为这种共鸣，十年间，任侠电影能够发展隆盛”。¹⁴在丧失精神家园的时代，恰恰缺乏的就是这种如任侠般在理想主义下无所畏惧又有所遵循的行为与意志的指引。
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博弈进程中，东映任侠电影以其鲜明的媒介特性参与到风云变幻的时代更迭中，体现出对传统文化的眷顾，对各种运动思潮的受容。不仅融入日本社会的政治变革、文化博弈乃至于经济转型的社会动态，更于内在勾勒出日本人的现代集团伦理与国民精神。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用影像书写思想”——记电影导演大岛渚”，由日本电影大学特任教授晏妮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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