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講：大江健三郎文學——在魯迅的文學之光引導下前行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六講：大江健三郎文學——在魯迅的文學之光引導下前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許金龍

主講人介紹：許金龍，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日本語言文學專業，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外文系教授，曾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特別研究員（Fellow）前往東京大學文學部訪學十個月，為其後翻譯和研究大江健三郎文學打下較好基礎，陸續翻譯其長篇小説《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兩百年的孩子》、《別了，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水死》和《晚年樣式集》等長篇小説，以及《大江健三郎講述作家自我》、《讀書人》和《定義集》等長篇隨筆，其中《別了，我的書！》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獎。與此同時，發表《“穴居人”母題及其文化內涵》和《殺王：與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的對決——試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時代精神》等代表性論文，並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江健三郎文藝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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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這位新文化運動健將、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其留下的巨大文化遺產和精神資源不僅為一代代中國人所繼承，也為亞洲乃至全世界諸多作家、詩人、政治家甚或普通民眾所珍視。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日本作家，在他的整個創作生涯中，魯迅不僅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參照系，更是其重要的思想資源。正如他本人於2009年1月19日在北京大學講演時所言：“我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換言之，在我思考文學的時候我總是會想到魯迅。”從文學創作到社會活動，大江的行動主義無不彰顯出其對魯迅“勇敢戰鬥的人文主義、果敢前行的悲觀主義”精神的繼承與呈現。聚焦大江晚期作品，尤其可見這兩者之間的張力。

與魯迅幽暗意識共情的基點

　　“幽暗意識”的提法源自學者張灝對於中西宗教、哲學中懷疑精神之比較研究。在高歌猛進的五四新文化樂觀主義思潮之中，魯迅的絕望氣質在文化現代化進程的昂揚話語中形成了一股“逆流”。但魯迅這種“幽暗意識”，不能被片面理解為單一的消極主義或虛無主義，它仍與一種向上的肯定性力量間發生着複雜的糾葛。這種糾葛體現為魯迅在文學創作與言論批判上的行動主義，以摩羅詩力的反叛性想象和現代哲學的批判性質疑來介入現實，而大江在日本戰後複雜社會生態中，以想象性、批判性的寫作介入現實的姿態，正暗合了魯迅這一文藝思想。

　　大江早在少年時期閲讀《孔乙己》時，魯迅的幽暗意識就已深深觸動和刺激着他的想象。從早年的創作實踐一直貫穿到《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水死》、《晚年樣式集》這“晚年六部曲”中，大江的社會批判與文學詩思已顯著地表現為絕望與希望並行的主線。正如魯迅的幽暗意識中亦潛藏着行動主義的動因，大江的文學世界亦構築於對光明願景的嚮往之上。在由幽暗意識通往肯定性力量的途中，大江與魯迅對於時代的批判性思索的互文，正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否定性的“重新評估”後，通往“肯定性道德”的思想機制。這種尼采式的肯定性倫理同樣也影響了魯迅。這正是大江與魯迅的幽暗意識產生共情的基點。

“救救孩子”：始自於絕望的希望

　　可以説，絕望與希望的矛盾是魯迅恆久的哲學思考，同樣也是大江健三郎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主題。譬如其長篇小説《同時代的遊戲》，講述“村莊=國家=小宇宙”的人們，通過堅壁清野和麻雀戰、伏擊戰以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等多種戰法，與“無名大尉”指揮的“大日本帝國皇軍”進行了頑強的戰鬥。儘管這場力量極為懸殊的五十日戰爭以村民們的失敗而告終，更有諸多村民為此犧牲了生命，作者卻意味深長地在戰爭臨近結束時，讓“年齡不同的孩子們組成的這個隊伍”，“在那位大漢的帶領之下，小心翼翼地朝原生林的更深處走去”。這些逃脱“被吃掉”之厄運、隨同徐福式的人物前往遠方“創建新世界”的孩子們，一定不會再去吃人，而“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的美好心願則會在這個“新世界”裏得以實現。

　　比上述作品更為積極的創作，是大江在“奇怪的二人配”這晚年六部曲中所做的進一步嘗試。譬如在《被偷換的孩子》裏，借助沃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筆下的女族長之口喊出“忘卻死去的人們吧，連同活着的人們也一併忘卻！只將你們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們敞開！”。這讓我們立刻聯想到《狂人日記》的最後一句話——“救救孩子……”因為惟有孩子，尤其是尚未出生的孩子才象徵着新生與未來、純潔與光明。再譬如在《愁容童子》裏，那位如愁容騎士般不知妥協也不願妥協、接二連三地受到肉體和精神上不同程度傷害的主人公古義人，在深度昏迷時仍在病牀上為傷害了他的這個世界祈禱和解與和平。這就如同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云，“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説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又譬如《別了，我的書！》日文版紅色腰封上醒目的標示“始自於絕望的希望”，讓我們無法不聯想到魯迅《希望》中的“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相較於整整60年前在《奇妙的工作》等初期作品裏對魯迅作品的參考，在此時的解讀中，大江更是在用辨證的方式理解和詮釋絕望和希望，更願意在當下的絕望中主動和積極地尋找未來之希望的通途。

　　在《兩百年的孩子》這部並不很長的小説裏，作者安排三個小主人公根據老祖母遺下的畫作，於1984年暑假期間，從老家一株千年老樹的樹洞乘坐時間旅行器，前往當地曾發生於1864年和1867年的兩次農民暴動的現場，目睹了暴動農民的悲苦、憤怒以及反抗。其後，這三個孩子又去了2064年的未來，卻震驚地發現，眼前這個未來並不是自己所憧憬的未來。在所謂“國民再出發”的口號下，未來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純精神化運動”的國教，利用被修改的憲法摧毀國教之外的其他教會、寺院和神社，試圖從精神上對國民進行高度控制。更為可怕的是，政府動員了全國90%的青少年，將他們組成一支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的準軍事組織……作者為我們描繪的2064年發生在日本一個山谷中這些似曾相識的畫面，讓人無法不聯想到二戰期間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

　　大江对“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所表现出的恐惧和戒备当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两百年的孩子》问世前的1999年，日本保守势力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在小说问世三年后的2006年，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保守势力不顾国内诸多在野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为日本中小学教育重回战前的“道德教育”和进一步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制定“国民投票法”创造有利条件。显而易见，大江在《两百年的孩子》里的担忧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面对这些有可能实质性改变日本社会本质和走向的严峻局面，大江并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预见性地通过《两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不断向孩子们提出警示，并亲自来到北京，呼吁中日两国的孩子们从现在起就携手合作，以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

　　2007年，被大江本人視為“與此前所有構想全然不同的、具有決定性的作品”——長篇小説《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問世，書名取自於美國著名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代表作《安娜貝爾·李》中的詩句。小説講述如同安娜貝爾·李一般純潔、美麗的少女櫻成長為電影女明星，在事業處於巔峯之際得知自己幼時曾慘遭美軍蹂躪，從此沉寂三十年之久。然而，櫻在絕望的境地裏始終抱有希望並為之不懈努力，終於在森林裏的女人們幫助下，從邊緣地區邊緣人物的記憶和傳承中汲取力量，到達了“羣星閃爍”“光輝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國”。

　　與大江此前的作品相比，這部小説確實顯現出“一種令人意外的特質”，那就是歷經數十年的艱苦跋涉後，大江健三郎這位從絕望出發的作家終於為自己、為孩子們、為所有陷於絕望中的人，更是為着“悠久的將來”尋找到了希望。或者説，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櫻都確信可以將魯迅筆下的那座“絕無窗户而萬難破毀的”令人絕望的鐵屋子砸開，確信如魯迅所説的希望“是不能抹殺的”，“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這幅照片為許金龍教授（右）於2008年2月陪同知名作家莫言先生拜訪大江健三郎先生（左）時，由莫言先生幫助拍攝的。

在末日景象中與魯迅互文

　　然而，就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問世大約三年半後的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部發生9.0級強震並引發特大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極為嚴重的核泄漏事故。這種慘淡的末日景象幾乎立即就遮蔽了大江剛剛為孩子們尋找到的那束微弱光亮，無可避免地使得他再度陷入不安、恐懼和絕望。在長篇小説《晚年樣式集》裏，大江用第一人稱描述了主人公從3·11深夜開始，不分晝夜坐在電視機前持續觀看東日本大地震各種畫面的悲慟情形。“結束以後……再次去往二樓途中，我停步於樓梯中段用於轉彎的小平台處，像孩童時代借助譯文記住的魯迅短篇小説中那樣，‘發出嗚嗚的聲音哭了起來’。”

　　這裏所説的“魯迅短篇小説”，是魯迅創作於1925年10月17日的《孤獨者》，而“發出嗚嗚的聲音哭了起來”這句譯文，則是大江本人親自翻譯的“地下忽然有人嗚嗚的哭起來了”那句話語。對魯迅文學有着深刻解讀的大江當然知道，《孤獨者》與此前和此後創作的《在酒樓上》和《傷逝》等作品一樣，説的都是以魏連殳為象徵的舊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令人絕望的社會里左衝右突、走投無路的窘境乃至絕境。凝視黑暗現實卻無法尋見光明進路的挫敗與孤獨，通過《孤獨者》與《在酒樓上》中的敍事勾勒出魯迅本人繫縛於時代暗潮的精神困境。這種知識分子的低潮感，在魯迅的文本中聯結為“幽暗意識”的脈絡。魏連殳所象徵的樂觀主義改革者在最終的碰壁後發出的“嗚嗚的哭聲”，正是這種“幽暗意識”的孤獨嗚咽。在大江與魯迅的互文中，這一嗚咽當然是大江對於魯迅文學之幽暗意識在日本災難語境中的復現。

　　在持續觀看災區實況轉播的情景和人們的姿容表情時，大江及其文本內的分身長江古義人突然理解了多年來一直無法讀懂的《神曲》中的詩句——“所以，你就可以想見，未來之門一旦關閉，我們的知識就完全滅絕了。”

　　放射性雨水污染了牧場，以致剛剛出生的小馬駒將永遠無法“在那片草原上奔跑”；“不久之後，阿亮（大江之子大江光在小説裏的分身）將喪失記憶，頭腦裏一片黑暗，上了年歲後就在這種狀態中走向死亡”；“如果整個國家的所有核電站都因地震而爆炸的話，那麼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未來之門就將被關閉。我們大家的知識都將成為死物……所有人的頭腦裏都將一片黑暗並走向毀滅”……面對這幅末日景象，大江立即聯想到了魯迅《孤獨者》裏的主人公魏連殳的悲慘境況——為了“還想活幾天”，從而“這半年來，我幾乎求乞了，實際，也可以算得已經求乞。然而我還有所為，我願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的……”。當然，在逐漸滑向毀滅深淵的過程中，魏連殳是不甘心的，即便在即將毀滅的前夕，他還在掙扎着“偏要為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然而，他終究還是於沉默中在“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被黑暗所吞噬。好在魯迅在文本中的分身“我”“終於掙扎出來了”。魯迅及其分身此時已經選擇了要在沉默中爆發而非死亡的求生道路，從而越過終結性臨界點並感到“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

　　顯然，魏連殳的悲慘際遇引發了大江的共情，電視裏的可怕景象疊加了這種共情。然而大江沒有過多沉溺於恐懼和絕望之中，或者説，他沒有時間沉溺其中，因為他需要借助魯迅的力量，從眼前這幅頹敗和絕望的末日圖景中，凝練出超越個體生命的巨大能量，正如托馬斯·曼在《死於威尼斯》那部作品中所言：“那座城市的秘密、絕望、災難、毀滅，就是我的希望。”於是，大江像他的前行者魯迅那樣，在這“未來之門將要關閉”的危急時刻，通過《晚年樣式集》開始了他的反本質主義敍事，針對主流媒體主張繼續維持“潛在核威懾力”的社論以及政府高官堅持借助民用核電站持續保有“核的潛在威懾力”之言論提出質疑和駁斥。

　　為了文本內外的阿亮和大江光，以及全世界孩子的未來之門不被關閉，大江在通過小説於絕望中尋找希望的同時，也在頻繁走上街頭大聲疾呼，呼籲人們警惕日本政府借核電民用之名為核武裝創造條件，呼籲一千萬人共同署名以阻止日本政府重啓核電站，呼籲人們“救救孩子”！借助與魯迅的互文，大江以“幽暗意識”為共情的起點，從而延伸出他所理解的魯迅於絕望中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狀態，並以此為日本後災難時代的寓言，賦予其肯定性的正面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