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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日本研究介绍系列 第三篇: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

本中心特此为您推出由中外学者撰写的海外日本研究概况以及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书评,以期促进中国学者与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三篇: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

《世袭与民主》介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贺平

作者介绍:

贺平:国际政治博士,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日本研究中心教授、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外交学系兼职研究员。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贸易政治学、东亚区域合作、国际日本研究,著有《区域公共产品与日本的东亚功能性合作:冷战后的实践与启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贸易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等,译有《日本史》(东方出版中心,2017年)、《高速增长》(香港中和出版社有限公司,2016年)等。

 

内容提要: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M. Smith)所著《世袭与民主》是近年来国际学界分析日本“世袭政治”的一部重要作品。该书对日本“世袭议员”的概念做了清晰界定,构建了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二元框架,对其成因和后果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国际比较的视野下透视“日本特质”、强调制度性因素的分析框架、注重数据处理与量化论证是《世袭与民主》的三大特点。对于如何理性地评价量化路径在日本政治研究上的方法论优势与缺陷,该书也提供了颇具意义的样本与启示。

 

  在日本媒体中,对于“世袭政治家”的揶揄、批判始终不绝于耳,在一些周刊和月刊中“世袭政治是封建残余”“世袭议员乃民主之敌”“世袭亡国论”等标题更是屡见不鲜。改革“世袭政治”甚至成为部分“世袭议员”自身高声疾呼的政策主张。在政策推进层面,这一改革的呼声也未完全停留在口头。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日本政治乱象丛生之时开始,如何通过公开募集等方式从根本上改变“世袭议员”泛滥的顽疾就已经成为日本政治的重要任务,自民党等政党也发表了《政治改革大纲》等一系列政策倡议和实施文件。(注释1)但与“XX军团”、“XX刺客”等短时风靡的现象不同,“世袭政治”似乎在战后日本根深蒂固、久禁不绝。由此,“世袭政治”也成为日本政治研究中一个颇具延展性的议题。
  2018年,美国学者丹尼尔·史密斯(Daniel M. Smith)所著《世袭与民主》一书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注释2)这一作品基于作者2012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博士学位论文,极大地拓展和深化了对日本“世袭政治”的既有研究,并以其出色的量化成果引起国际学界的瞩目和赞誉。从下文的介绍中可以看出,对于日本“世袭议员”的量化统计并非自史密斯始,但其作品无疑是迄今为止相关研究中最为深入和全面的成果,实现了实证研究与规范研究的有机结合。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本文将参考日本学者和欧美学者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对该书的主要内容进行评述,侧重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其量化研究的得失与启示。(注释3)整体而言,国际比较的视野、强调制度性因素的分析框架、数据处理与量化论证是《世袭与民主》的三大特征和优势,也是解读这一作品的几个切入口。

一、突破既有研究:在国际比较下考察日本特质

相比媒体舆论对于“世袭政治”的长期追踪,日本出版界对于“世袭政治”的关注也由来已久。但不少作品虽提供了诸多素材和线索,却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著作。(注释4)此外,鉴于日本政治人物多有著书立说的传统,“世袭政治家”本人对其背景和经历也每每有所言及。(注释5)在学术研究方面,早期有中久郎等学者对国会议员履历的分析、河野银子对女性众议员的出身统计等。(注释6)这其中,市川太一潜心探究“世袭政治”的演变,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至90年代初,以广岛县等地区为核心案例,做了大量精深的学理探究。(注释7)这些研究集结成册,成为著名的《“世袭”代议士研究》一书。(注释8)该书不仅得到日本学界的公认,也是国际学界的高引书目。进入21世纪后,以《选举研究》等专业期刊为平台,日本学界在这一研究领域陆续涌现了数篇高质量的论文,且多以量化分析见长。

「世襲」代議士の研究

 

  在英语学界,1992年,石桥通宏作为美国阿拉巴马大学一个硕士研究生,与史蒂文•里德(Steven R. Reed)在《亚洲综览》(Asian Survey)上共同发表了一篇关于日本“二世议员”的论文。(注释9)该文成为英语文献中关于日本“世袭政治”引用率最高的文献之一。(注释10)该文的合作者里德此时是阿拉巴马大学的副教授。两位作者对1958-1990年间530名自民党的“新任议员”进行了统计,考察其世袭比例和特征。1993年,里德赴日,开始在中央大学执教。在其不懈努力下,自建的战后日本选举数据库日臻完善,里德也用英文和日文出版了诸多优秀的论文和专著,成为这一领域研究首屈一指的学者。除了里德及其合作者的研究之外,谷口尚子在200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也在英文学界具有较大的反响。(注释11)
  在既有学术积累已颇具规模的背景下,史密斯的《世袭与民主》成功地勾连起两类研究。一类是前述日本学者的研究。这些研究往往聚焦对日本一国的剖析,较少有国际视野下的比较研究。(注释12)但在熟悉日本国情,特别是内幕挖掘和细节积累方面,日本学者往往比境外学者具备一定的优势。另一类则是理论研究。“世袭议员”是更广义上的“政治世袭”或“政治继承”的一部分。(注释13)什么样的人会进入政界?促使其迈出这一步的原因何在?国际学界在这方面的既有研究大多集中在对美国等国的分析。(注释14)史密斯对日本的研究为其增添了不可多得的国别样本。史密斯本人也希望,这一比较政治学的研究既有助于深刻理解日本“世袭政治”的演变,也能够在更宽泛意义上解读其他民主政体的类似情境。
  《世袭与民主》之所以能实现两类研究的互补和融合,离不开比较研究的取径。而正是在比较的视野下,所谓的“日本特质”才进一步彰显。具体而言,这些比较至少包括三个侧面:横向的国别比较;纵向的历史比较;带有“实验效果”的机制性比较。
  首先是不同国家间的横切面比较。平心而论,“世袭政治”并非日本一国独有,在不少国家的历史或现实中均不乏其例。史密斯主要使用了“民主国家世袭数据集”(The Dynasties in Democracies Dataset)和“日本众议院选举数据集”(JHRED)两大数据库。根据史密斯对1995-2016年间24个民主政体的数据统计,在1996年大选之后,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日本众议员来自于“民主世袭家庭”。这一比例仅低于泰国、菲律宾和爱尔兰。而在这一统计的另一端,比例最低的德国不到2%,阿根廷、芬兰、意大利等国也都不到5%。(注释15)与日本比例接近的是冰岛,但情况相对特殊。史密斯给出的解释是,这是由于冰岛人口规模过小,难以持续供给合适的非世袭候选人。在一般读者更为熟悉和关注的美国,尽管人们对近年来的一些主要领导人以及肯尼迪、布什等家族耳熟能详,但整体上其“世袭议员”的比例并不高。尽管在建国初期曾达到过15%的比例,但此后持续下降,近几十年来大体维持在6%-8%的水平。(注释16)
  其次是对不同阶段的纵向比较,主要聚焦在二战结束之后的近四分之三个世纪中。如果说前述的国际比较中,日本尚非“孤例”或极端的“特例”,那么在这一自身的前后比较中,日本倒成为一个相对“反常”的案例。大部分国家的“世袭议员”比例均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与之相对,日本则在动态起伏中逆势上扬。战后初期的1947年,日本众议员中的“世袭议员”比例仅为7%,但此后不断攀升。80年代末,众议员中“世袭议员”的比例超过30%,达到顶点。这一现象在自民党议员中尤为突出。1958年自民党成立后第一次选举中胜选的“世袭议员”不到20%,到了80年代初则超过40%。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新候选人中,有近一半来自世袭家庭。(注释17)特别是在首相和内阁成员中,“世袭议员”的比例居高不下。1994年之后,历届内阁中自民党议员的“世袭议员”比例高达61%。(注释18)在安倍晋三之前的十位首相中,有七人是“世袭议员”(包括安倍本人)。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数据库的限制,同时也考虑到日本政治中的“众议院优位制”,该书的分析对象事实上主要聚焦于众议员,而非所有国会议员,但对于有两院任职经历的众议员也做了统计。(注释19)
  其三,由于选举制度改革,日本在1994年前后的经历犹如一个“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因此在同一国家内部出现了难得的“对照比较”(controlled comparison)。(注释20)从1955年成立至1993年选举制度改革前,自民党的候选人推选进程呈现“去中心化”的特征,地方而非中央的政治势力在此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后援会等候选人个人的政治资源是其背后的决定性力量。在“单一不可转让投票制”(SNTV)下,对于日本各个政党特别是自民党而言,同一政党在一个选区往往要推出数位候选人,因此相比政党,候选人个人的作用更为明显,党内竞争也更为突出。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在“小选区比例代表并立制”(MMM)下,党内的同室操戈大大缓解,中央党部对推选候选人的作用显著增强。不少学者在既有研究中都已经指出,“世袭候选人”的身份重要性在选举制度改革后每况愈下。(注释21)史密斯的研究进一步印证了该判断。

二、构建分析框架:“世袭政治”的成因与后果

  为了与量化研究相适应,《世袭与民主》一改不少著作中对“世袭政治”的印象主义式的阐述方式,在精确定义核心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八个假设,并对其加以量化论证。
1.定义:何为“世袭候选人”
  “世袭候选人”(legacy candidate)是《世袭与民主》一书的核心概念,由此又连带出“继承候选人”(hereditary candidate)(注释22)、“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等重要概念。
  根据史密斯的定义,“世袭候选人”是指任何竞选国家公务、且通过血缘或婚姻与曾在国家立法或行政职务中任职的政治家有关联的候选人。从样本数据可得性的角度考虑,这一定义强调“国家立法或行政职务”,即中央而非地方层次的公务。按照这一定义,如父亲为地方知事或市町村首长,但未曾担任过中央政府的公务,则其儿子竞选国会议员时不算为“世袭候选人”,尽管前者的政治履历和资源在后者的政治生涯起步阶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至于罗宾•勒布朗(Robin M. LeBlanc)等其他学者描述的“地方议员”,即便存在事实上的“世袭关系”,也不属于本书的分析范畴。(注释23)因此,史密斯对“世袭候选人”的界定范围明显小于其他学者,对日本“世袭议员”的判定比例也普遍低于大部分类似研究。(注释24)
  进而言之,如“世袭候选人”竞选成功,则变身为“世袭议员”,由此建立起一个“民主世袭家庭”(democratic dynasty)。每一个这样的家庭都为国家层面的政治职务提供了两个以上的家庭成员。(注释25)根据史密斯的统计,在1947-2014年间,日本共有463个家庭提供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候选人,其中的373个家庭成功地成为“世袭家庭”。(注释26)无论在日文还是在中文中,经常听到的“二世”、“三世”等就是指这一类“民主世袭家庭”的成员。(注释27)
  在“世袭候选人”中,还有一类更为特殊的“继承候选人”,即该候选人从家庭成员身上直接继承了在同一个选区的“地盘”和后援会组织。(注释28)换言之,如果一个候选人选择在与父辈不同的选区“另辟战场”,则其尽管仍属于“世袭候选人”,但不是“继承候选人”。在大部分情况下,两者是重叠的,但确实不乏河野太郎(神奈川县第15选区)与河野洋平(神奈川县第17选区,原神奈川县第5选区)父子等少数案例。
  在1947-2014年间参选的众议员候选人共有10600人,根据上述定义,其中有600人(6%)为“世袭候选人”,而在3065位最终胜选的候选人中,有477位(16%)为“世袭候选人”。可见,在战后日本,近80%的“世袭候选人”成功地赢得至少一次选举,而对非世袭候选人而言,这一比例仅为27%。(注释29)“世袭候选人”在竞选中的巨大优势由此可见一斑。
  众所周知,按照日语发音,日本政治中有三个ban十分重要:作为组织动员基础的“地盘”(地盤,jiban)、象征知名度的“招牌”(看板,kanban)、代表竞选财力的“钱包”(鞄,kaban)。通过世袭,这些在任政治家所享有的资源有可能整体或部分地传递给继承者。换言之,相比非世袭的候选人,“世袭候选人”在这三方面具备了先天的优势。由此,“世袭议员”在政治生涯的三个重要阶段——推选、竞选、晋升——均享有“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注释30)可以说,这一荫庇是“世袭议员”的最大财富,也是“世袭政治”存在和延续的根本动力。
2.推导:“世袭候选人”的成因与后果
  在上述概念界定的基础上,《世袭与民主》试图回答两个问题:为何政治世袭在日本大行其道、连绵不绝,其结果又如何?
  为了回答前一个问题,史密斯建立了一个供给和需求的二元框架。他强调,结构性的供需关系是导致日本“世袭政治”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在供给方面,在既有选举制度的条件下,“世袭候选人”凭借其“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能够为自身及所在政党的胜选带来巨大价值,特别是当其所世袭的前任在任时间较长或世袭家族已延续几个世代时,这一优势就更为明显。而在需求方面,由于前述“世袭候选人”的潜在优势,政党领袖也乐得给予其参选资格,降低了控制推选进程的愿望和能力,从而使“世袭候选人”在诸多候选人中脱颖而出,为日后政治生涯的平步青云迈出关键的第一步。
  按照这个供需框架,史密斯进一步细化出以下八个假设,前两个聚焦供给层面,后六个则关注需求层面。(注释31)
  假设1:现任者在职时间越长,就越有可能出现一位家庭成员作为候选人追随其脚步进入政界。
  假设2:现任者如是一个既有世袭家族的一部分,就越有可能出现一位家庭成员作为候选人追随其脚步进入政界。
  假设3:潜在的“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越明显,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强烈。
  假设4:相比以政党为中心的选举背景,在以候选人为中心的选举背景中,对“世袭候选人”的需求更高。
  假设5:政党与公民社会中各个集团的机制性联系越弱,政党内部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假设6:候选人推选进程中,候选人资格越具有排他性,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假设7:候选人推选进程和决策越向地方行为体分散,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假设8:在职的现任者去世后,对于“世袭候选人”的需求就越高。
  在需求层面的六个假设中,假设3和假设8分别侧重个人层次,而第4-7个则强调体系和政党层次。史密斯认为,在这八个假设中,最重要的是第4-7个假设。(注释32)假设5、假设6和假设7分别是在假设4作为既定条件下的进一步推论。因此,根据史密斯的逻辑,在1994年选举制度改革后,在如下两个假设中将出现最明显的变化:由于选举从以候选人为中心转向以政党为中心(假设4),由于通过公开募集等方式,候选人的包容性更高(假设6),也由于在比例制选举中,个人知名度的重要性下降,政党的“公推力”上升(假设4),自民党内“世袭候选人”的比例将出现下降的趋势。(注释33)
  如果说“是何原因”这一问题及八个假设主要聚焦于“选举前”和“选举中”阶段,那么“结果如何”这一问题则关注“选举后”阶段,意在分析“世袭议员”对于民主运作和代议政治的影响。对此,史密斯在书中考察了三个因素。首先是性别代表。其研究证实,通过女承父业或妻承夫业的世袭方式,女性更容易进入政界,客观上改善了日本政治中的性别失衡状态。其次是候选人的代议风格。通过对竞选纲领的文本分析发现,与非血缘的后继者相比,“继承候选人”与其前任的政治主张更为接近,萧规曹随的迹象明显,因此政策更具有稳定性和延续性。最后是立法行为。史密斯发现,“世袭议员”与非世袭议员在国会小组发言中的时间长短相差无几,因此仅就这点而言,很难判断“世袭议员”是否在民主议政的态度和能力上劣于一般的政治家。
  对于一般读者比较关心的“世袭议员”充斥内阁的问题,史密斯认为,“世袭议员”之所以比非世袭议员更有可能进入内阁,其背后的两方面原因都直接或间接地与“继承而得的在任优势”有关。(注释34)一方面,这种优势源于“世袭议员”所享有的家族名望和政治经历,这成为首相和党内要员挑选内阁成员的重要考虑因素;另一方面,这些优势在竞选阶段使“世袭议员”更易胜选或连任,因而在同等条件下比非世袭议员更早成为“资深议员”。在内阁成员普遍重视年资的背景下(通常,连续担任5-6届议员被认为是入阁的最低标准),在阁僚竞争中也自然更具优势。(注释35)

三、可能的不足与后续的发展

  《世袭与民主》出版后,在不到两年时间内,欧美主流学术期刊已经发表了十余篇书评,赞誉有加。与英文学界在第一时间的评介相比,日文学界对该作品的关注还相对有限,日文书评屈指可数。(注释36)史密斯虽然也在该书出版后不久接受了《中央公论》的访谈邀请,但似乎畅销媒体更重视其哈佛大学的教职身份,而非研究方法或结论。(注释37)与之相对应,一个可喜的特殊现象在于,待鸟聪史、砂原庸介、佐佐田博教等中生代的日本学者陆续在英文国际学术期刊发表书评,且在普遍赞赏的同时,纷纷提出了颇具见解的评论和商榷。例如,待鸟聪史在其书评中敏锐地指出首相解散国会重新选举的权力因素。与别国相比,日本的首相在这方面自由裁量权颇大,由此导致的选举时机和选举成本自然也会对根基深厚的”世袭候选人”和初来乍到的非世袭候选人造成不同的影响,带来不同的选举结果。(注释38)砂原庸介指出了战后自民党长期一党执政对于“世袭政治”的机制性作用。(注释39)佐佐田博教则强调投票率持续下降和选民政治态度的变化对“世袭候选人”的影响。(注释40)
  结合已有书评的相关评析,本文认为《世袭与民主》一书在以下三个方面或许不无继续讨论的空间。
  第一,供给与需求的分析框架是《世袭与民主》最核心的解释机制。相比供给层面,史密斯更强调需求层面对“世袭候选人”的作用。但整体上,全书的分析不免给人一个印象:需求层面不过是供给层面的延伸乃至间接表现。第二,史密斯明确指出,历史和文化并不是对日本“世袭政治”的有效解释因素,对此判断或许值得再推敲。探究历史和文化因素并不等同于“文化决定论”,更非“日本人论”。限于篇幅,在此对以上两点不做展开,下文将主要聚焦第三点,即量化分析的“诱惑”与“陷阱”。
  量化研究是《世袭与民主》的最大特色和优势,但若干可能的不足或许也与量化研究的方法论取向有关。首先,全书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是数据导向的,因此,部分不可直接测度的变量以及暂时难以通过数据给出量化结论的假设,在前期就被舍弃或搁置了。以对“世袭政治”的影响力和代表性为例,书中提到的性别比例、政见措辞、发言长短等三方面固然均可以通过相应的数据进行量化统计,也确实反映了代议制民主的一些侧面,但三者显然不足以涵盖对“世袭政治”后果的分析。(注释41)这些具体而微的因素能否起到“以点带面”的论证效果,值得打一个问号。
  其次,数字本身也可能掩饰或遮蔽某些难以证实或证伪的侧面,或者说,由于数据和方法的差异,不同的量化研究得出的结论可能大相径庭。例如,稻叶哲郎、森有人在2008年10-11月对众议员个人网页的研究发现,“世袭议员”更倾向于利用“以计算机为媒介的人际沟通”功能(CMC),这与“世袭议员”往往“朝南坐”、与选民双向交流意愿较低的一般印象恰恰相反。(注释42)
  史密斯的这一著作尽管是其第一部专著,但建立在大量个人前期成果的基础之上。这些成果已陆续发表于《美国政治学评论》(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政党政治》(Party Politics)、《立法研究季刊》(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等国际学术界的高水平期刊。(注释43)《世袭与民主》问世后的两年多来,史密斯又密集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的论文。其中对比例代表制的理论分析、对女性在“世袭政治”选择中的特殊表现、以及对挪威、瑞士、瑞典、爱尔兰等国的案例研究等都对日本不无参照意义,也进一步补充和完善了《世袭与民主》的研究成果。(注释44)此外,不少学者也频频引用这一作品,开展学术对话。例如,查尔斯·麦克林(Charles T. McClean)对1955-2017年历次众议院选举的量化研究证实,在自民党提前解散议会而实施的“意外选举”中,政治世袭家族的成员有助于自民党在短时间内发现“高质量候选人”,从而在与在野党的竞争中使其措手不及、顾此失彼。(注释45)这些后续的量化研究对于弥补《世袭与民主》可能存在的若干不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结语

  读过《世袭与民主》的读者,或许都对会对其数据处理的庞大工作量感到震惊和倾佩。这固然不乏团队辅助的功劳,但史密斯凭借一己之力完成这一独著,实属不易。更重要的是,在系统的、全面的量化研究与具体的、精准的案例解释之间,《世袭与民主》一书实现了极佳的平衡。(注释46)该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并未停留于简单的数据统计和分析,而力图将冷冰冰的数字与鲜活的案例和抽象的理论充分融合,使其相得益彰。例如在案例中,既包括安倍晋三(第214页)、鸠山由纪夫(129-130页)、河野太郎(133-134页)、小渊优子(第1-2页)等广为人知的案例,以及中川昭一与铃木宗男的“长子与秘书对决”等经典“反例”,也包括津岛雄三与津岛淳父子(115页)、加藤纮一与加藤鲇子父女(第180-181页)、大野功统和大野敬太郎父子(第181-183页)等一般读者相对陌生但颇具代表性的案例。书中还涉及对河野太郎、福田达夫、浅尾庆一郎等“世袭议员”的访谈,当事人的现身说法提供了诸多生动的第一手素材。
  在方法论上,该书遵循理性选择和历史制度主义的路径,兼具定量和定性的数据,采取的是混合方法或多种方法的方式。(注释47)将定性和定量的多种方法结合,能够同时发挥大样本设计和案例研究的各自优势,前者重在确定经验的规律性和机制性,后者则有助于揭示引起利益相关政治结果的因果链条。(注释48)受益于此,全书梳理的绝大部分事实性结论与我们的既有印象、惯常思维、逻辑推导并不相悖,但借由明确的数理形式,使得这些结论显得异常具象和清晰。
  《世袭与民主》出版将将两年,有理由期待这一2018年问世的作品日后成为国际日本研究的一部经典之作。包括阿瑟·斯托克温(Arthur Stockwin)、希拉·史密斯(Sheila Anne Smith)在内,大部分书评人都断言,该书将长期成为日本政治课程的重要参考,也理应成为选举政治、比较政治研究的必读书目。(注释49)此言非虚,深有同感。
注释:
1,市川太一「衆議院議員の補充の現状と課題」、『法学研究』、第67巻第12号、1994年、161-179頁。

2,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8.

3,乔林生的《民主的危机:日本“世袭政治”研究》(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8年)是近年来中文学界在这一领域的佳作,在世袭政治与传统文化、世袭政治与派阀政治等方面的阐释,也与该书形成了很好的互补。

4,例如鈴木健二『負けてたまるか!! 代議士二世の群像』、東京:政界出版社、1984年;松崎哲久『日本型デモクラシーの逆説 2世議員はなぜ生まれるのか』、東京:冬樹社、1991年;稲井田茂『世襲議員:構造と問題点』、東京:講談社、2009年;世襲政治を考える会編『世襲議員ゴールデン・リスト』、東京:データハウス、2009年;荒和雄『よい世襲、悪い世襲』、東京:朝日新聞出版、2009年;八幡和郎、吉田健一『世襲だらけの政治家マップ : 47都道府県・諸藩のお家事情』、東京:廣済堂出版、2011年。

5,例如林芳正、津村啓介『国会議員の仕事:職業としての政治』、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1年。

6,中久郎編『国会議員の構成と変化』、東京:政治広報センター、1980年;河野銀子「エリート女性の輩出ルートに関する考察:衆議院議員を事例として」、『教育社会学研究』、第56集、1995年、119-137頁。

7,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と選挙区:広島県2区を中心として」、『法学研究』、第61卷第12号、1988年、137-163頁。

8,市川太一『「世襲」代議士の研究』、東京:日本経済新聞出版、1990年。

9,Michihiro Ishibashi and Steven R. Reed, “Second-Generation Diet Members and Democracy in Japan: Hereditary Seats,” Asian Survey, Vol. 32, No. 4, April 1992, pp. 366-379.

10,耐人寻味的是,2010年,石桥本人在该文出版18年之后自身也成为了一名“世袭议员”。

11,Naoko Taniguchi, “Diet Members and Seat Inheritance: Keeping It in the Family,” in Sherry L. Martin and Gill Steel eds., Democratic Reform in Japan: Assessing the Impact, 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8, pp.65-80.

12,当然日本国内不乏类似的国际比较研究,例如吉野孝、今村浩、谷藤悦史編『誰が政治家になるのか:候補者選びの国際比較』、東京:早稲田大学出版部、2001年。

13,Ludger Helms, “Leadership Succession in Politics: The Democracy/autocracy Divide Revisited,” Th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22, No.2, 2020, pp.328-346.

14,Saad Gulzar, “Who Enters Politics and Wh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2021, pp. 253-275.

15,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p.4-5.

16,Ibid., p.7.

17,Ibid., p.7.

18,Ibid., p.216.

19,参议院的世袭程度事实上也弱于众议院。根据史密斯的统计,在2013年的参议院选举中,6%的候选人和16%的最终胜选者分别为“世袭候选人”。Ibid., p.301.

20,Ibid., p.16.

21,浅野正彦『市民社会における制度改革 : 選挙制度と候補者リクルート』、東京:慶應義塾大学出版会、2006年、96-97頁。

22,或许也可译为“直接世袭候选人”。

23,Robin M. LeBlanc, The Art of the Gut: Manhood, Power, and Ethics in Japanese Politic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0.

24,例如可参见青木康容「議員職の「世襲」について―第三三回衆議院議員総選挙の場合―」、『評論・社会科学』、第15号、1979年3月、105-122頁;田村秀「世襲政治の研究」、『法政理論』、第39巻第2号、2007年、86-113頁。

25,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4.

26,Ibid., p.303.

27,史密斯认为,按照日文与英文的翻译,“二世”、“三世”主要指代legacy candidate,而hereditary candidate则对应日文中的“世襲立候補”,但两者根据语境往往可以互换或混用。考虑到中文的表述,或许“世袭候选人”与legacy candidate、“继承候选人”与hereditary candidate的对译更为合适。

28,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21.

29,Ibid., pp.52-53.

30,Ibid., p.11.

31,Ibid., pp.78-101.

32,Ibid., p.102.

33,Ibid., pp.112-114.

34,史密斯的分析似乎并未特意强调“党人派”和“官僚派”的区分。一个重要原因或许在于,与“党人派”类似,“官僚派”中“世袭议员”的比例同样居高不下。以菅义伟内阁为例,加藤胜信、西村康稔等东京大学出身且拥有长期官僚经历的阁僚,同样都是“世袭议员”。

35,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237.

36,例如金子智樹「書評 Daniel M. Smith. 2018.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国家学会雑誌』、第132巻第7・8号、2019年、677-680頁。

37,ダニエル・M スミス「世襲議員が異常に多い国・日本」、『中央公論』、第133卷第3号、2019年3月、51-53頁;佐藤智恵『ハーバードの日本人論』、東京:中央公論新社、2019年。

38,Satoshi Machidori, “Book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Social Science Japan Journal, Vol. 24, No. 1, 2021, pp.237-239.

39,Yosuke Sunahara, “Book Review of 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0, 2019, pp.240-242.

40,Hironori Sasada,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Japanese Studies, Vol.39, No.3, 2019, pp.401-403.

41,部分既有研究或可对《世袭与民主》起到一定的补充作用,例如小林良彰曾利用竞选纲领的文本分析,对众议院选举中政策主张偏好与世袭议员身份的关系做过量化分析。参见小林良彰『現代日本の政治過程――日本型民主主義の計量分析』、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1997年、46-68頁。

42,稲葉哲郎、森有人「衆議院議員ウェブサイトの分析―双方向性の視点から―」、『選挙研究』、第25巻第1号、2009年、89-99頁。

43,例如Jon H. Fiva and Daniel M. Smith,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the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Party-Centered Environment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112, No.3, 2018, pp.706-712; Benny Geys and Daniel M. Smith, “Political Dynasties in Democracies: Causes, Consequences, and Remaining Puzzles,” The Economic Journal, Vol. 127, Issue 605, 2017, pp.F446-F454; Daniel M.Smith and Shane Martin, “Political Dynasties and the Selection of Cabinet Ministers,” Legislative Studies Quarterly, Vol.42, No.1, 2017, pp.131-165; Daniel M. Smith and Hidenori Tsutsumi, “Candidate Selection Methods and Policy Cohesion in Parties: The Impact of Open Recruitment in Japan,” Party Politics, Vol.22, No.3, 2016, pp.339-353.

44,例如可参见Gary W. Cox, Jon H. Fiva and Daniel M. Smith, “Parties, Legislators, and the Origins of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2, No.1, 2019, pp.102-133; Gary W. Cox, Jon H. Fiva and Daniel M. Smith, “Measuring the Competitiveness of Elections,” Political Analysis, Vol.28, No.2, 2020, pp.168-185; Jon H. Fiva, Askill H. Halse and Daniel M. Smith, “Local Representation and Voter Mobilization in Closed-list Proportional Representation Systems,” Quarterly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6, No.2, 2021, pp.185-213; Olle Folke, Johanna Rickne and Daniel M. Smith, “Gender and Dynastic Political Selection,”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Vol.54, No.2, 2021, pp.339-371.

45,Charles T. McClean, “The Element of Surprise: Election Timing and Opposition Preparedness,” Comparative Political Studies, First Published March 10, 2021.

46,Marc André Bodet, “SMITH Daniel M. —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Cahiers d’études africaines [Online], 2019, DOI: https://doi.org/10.4000/etudesafricaines.26240.

47,Daniel M. Smith,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p.16.

48,詹姆斯·D.费伦、大卫·D.莱廷:《定性和定量研究方法的融合》,珍妮特·M.博克斯-史蒂芬斯迈埃尔、亨利·E.布雷迪、大卫·科利尔编:《牛津政治学研究方法手册》,臧雷振、傅琼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719页。

49,Sheila A. Smith,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Vol. 79, Issue 1, February 2020, pp.203-204; Arthur Stockwin, “Review of Dynasties and Democracy: The Inherited Incumbency Advantage in Japan by Daniel M. Smith,” The Journal of Japanese Studies, Volume 47, Number 1, Winter 2021, pp.148-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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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日本研究推介系列预告(拟定)

第一篇 “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英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二篇 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三篇 欧洲的日本研究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第四篇 美国对日本文化的“西式合理化”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五篇 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世袭与民主》介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六篇 以数论政:若干日本政治研究数据库简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七篇 多重方法与国际比较下的概念论证:丹尼尔·阿尔德里奇的灾难叙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八篇 平安朝文学与日本民族主义——评Thomas LaMarre的 Uncovering Heian Japan: an Archaeology of Sensation and Inscription《发现日本平安朝:感官与书写的考古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九篇 日常莫辩,理论何为:《生成自我》的价值与启示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篇 政治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回眸《日本式选举运动》的学术史意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一篇 《The Anime Ecology》A Genealogy of Television, Animation, and Game Media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十二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法国的《源氏物语》翻译项目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三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亚瑟・威利英译《源氏物语》的日语回译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四篇 寄语中国的日本研究者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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