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7月16日至8月24日,在日本开展了为期40天的考察和参访,主题是“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众的公益参与”。在日本期间,我陆续拜访了超过10家河流保护和公益相关的公益机构,收益匪浅。
研究日本河流保护问题对于中国的意义,在于中国还是一个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初期的一个经济体。我希望看到在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不同阶段的主要环境污染问题和公众和社会在这个问题中的核心关切和角色,对于现阶段中国尤其有参考意义。从2015年发布《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简称水十条)之后,围绕河流保护的工业污染治理得到极大关注和政策行动力,“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开始成为很多河流污染的污染源。
相对美国和欧洲,中国和日本的生活习惯大体相似,在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的表现有非常同源的参考性,例如琵琶湖的污染以及治理的过程,非常值得中国很多内湖的学习(目前已经有很多交流学习项目,例如太湖和洞庭湖);琵琶湖从70年代初开始,大量的工业污水和农业生活污水导致严重的富营养化,而且多次反复,发生严重的赤潮,经过将近30年的协同治理,目前已经水清岸绿,成为著名的旅游胜地。
琵琶湖的水质
工业污染的治理,重点是政府的政策和企业的主体责任;农业污染和生活污染,则需要广泛的公众动员和公众教育,形成社会共识。当“普通公众”成为“污染主体”的时候,公众共识和集体行动就显得特别重要。在琵琶湖周边,还有很多很小的公益组织从事各种水保护,例如专门养萤火虫的机构,还有从事“水井和泉水”的研究者,以及用废油做的肥皂等再利用生活技能的推广。
作者与在琵琶湖附近保护萤火虫的朋友们合影(左起第二位是作者)
80年代,中国就提出:我们不要走西方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今天回看这段历史,我们还是先把环境污染了。中国目前也发生着大规模的污染转移,从城市郊区搬迁到更远的地方,从东部搬迁到中西部。污染也许并没有减少,而是更加隐蔽和不可见,甚至发生了大规模的转移。这样的产业转移伴随的污染转移,好像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不可缺少的。
人和水,人和河流,有很多关系,但是水的污染者也是人。如何通过公众参与机制的规划,产品的设计,来引导公众关注和保护河流,是我们河流守望者一直在探索的事情,我们把“河流保护的公众参与”作为我们的核心能力,提出了“有河流的地方就有守望者”的远景,希望人人都可以成为河流守望者。
日本回来之后,我带回来很多样品和资料,很多信息现在还在消化,希望运用到我的工作之中。日本同仁在和我分享的时候,也道出了我的困惑:如果都是讲道理的话,公众是不愿意听的,他们需要看到解决方案,告诉我:如何办?这方面日本人的严谨和细致,让我启发很大,因为中国的公益组织目前大部分停留在“讲道理”的阶段。
例如东京市民雨水学会,是一个没有全职的“小”组织,但是全国有100名左右的会员,他们开发了一款展示水污染全过程的“桌面游戏”,在办公室用雨水回收插件做了好几个不同场景的雨水回收装置,可以在不同的房屋状况下自主做雨水回收工作,让人看了就想马上回家自己动作做一个,我还一下子买了10个带回来,后来还去拜访了雨水插件的发明人,她授权我们使用,并鼓励我们在中国做雨水回收的推广。雨水回收在中国刚刚起步,还很小众,不仅仅是雨水回收的政策,还是雨水回收的公众教育,都做得很少。
回收雨水装置
我参加日本的環境技術展覧会,看到一个用于捡拾垃圾的“钳子”,这个钳子的设计一下子吸引我,因为它的设计理念,也正好击中了我们开展“联合净滩”中的痛点,在垃圾捡拾过程中一些大的垃圾无法抓起,同时在长度上不匹配,而且也不好随身携带。这样的产品虽然不能普及,但是会让人觉得垃圾捡拾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也鼓励持有人经常去河流旁边捡拾垃圾,美化环境举手之劳。听说这个“钳子”还获得了日本设计大赏,日本的工匠精神在这里体现的让人感动。
这些产品和场景,我在京都环境科学中心还看到了很多,有专门为小朋友提供的环境绘本室,有展示工业化历程和垃圾分类的展区,也在楼顶种植了水稻,还有大量的互动教具,足够一个小朋友家庭在里面高兴的玩一天,我相信这一天下来,一个环保的种子就种下来,没有任何说教。从人出发,从产品出发,来做公众参与,是我此行最深刻地体验和收获。
我希望继续努力,把日本这样很好的设计带回到中国。
当然,我也看到日本公益行业在使用互联网方面还不多。而中国的互联网在公益和社会创新领域的应用非常之广泛。我在日本期间也做过好多分享,介绍中国的河流保护以及公益行业的情况,尤其是提出的“互联网公益组织”的概念受到很多日本同仁的关注。河流守望者的使命是“支持本地人解决本地环境问题”,所以我们也在做数字化转型,搭建一个互联网社区,为一线的河流守望者提供“互联网巡河工具”,我们开发了“巡河宝”小程序,让河流守望者更方便简单的开始巡河任务,并激发他们坚持下去。
日本40天,参访了将近40家不同的机构和人,让我对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公益文化有更深刻的理解。和中国一样,日本也是一个有浓厚慈善文化的地方,大家会很关注本地社区,但是公益气氛并不好。在日本人与未来防灾科技中心,我看到并理解了地震对于日本社会的重塑,和中国的2008年汶川地震成为中国的“公益元年”一样,日本1995年的阪神地震也是日本的“志愿者元年”,个人加入为动机的义工团队,进而发展为有组织的团队。推动1998年发布了《NPO法律》,主要是福利和残疾等、救灾和环保等。
极大的灾害和事件,才是环境问题解决的契机,日本也一样,中国也是如此,这也许是人类必须经历的劫难,只有此,才可能有更多共识。
我1983年出生,今年37岁(参访的时候是35岁),大学毕业24岁开始进入公益行业工作,从事公益环保已经超过14年,在我们绿色潇湘,我都算年纪最大的“老资格”,但是在我参访日本的公益组织,尤其是环保组织,基本上都是超过50岁的“老同志”,甚至好几个年过七旬的机构理事来接待我,他们看到我的名片,第一句话就是说:你好年轻啊!
日本的环境运动早已经在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潮,那个时候的“主角”,今天已经年过六旬,很多河流保护组织也面临着严重的新老更替的问题,没有年轻人愿意来做公益。我想年轻人不来做公益,除了薪酬整体不高之外(中国也一样),除了日本社会的整体老龄化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环境问题已经不是日本社会最重要的社会问题。只有最重要的社会问题,才会希望这个社会最勇敢,最热情,最有创新意识的年轻人来创业。
这是好事,日本同仁不应该羡慕我们。
刘盛
1983年出生。作为保护河流组织“绿色潇湘”理事长,从事环保活动。刘盛先生还建立和运营提供融资咨询服务的机构,是一位中坚实务家。2018年他参加了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日中知识交流强化项目,作为日本贸易振兴机构亚洲经济经济研究所海外短期访问学者,在大塚健司主任研究员的指导下,就日本的河流保护和市民参与公益活动,进行了学术研究。
『をちこち(遠近)』日文
寄稿シリーズ「中国知識人の訪日ストーリ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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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の環境汚染の歴史から見る、中国における河川保護の主な問題と動向」
链接↓
https://www.wochikochi.jp/relayessay/2020/11/4.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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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期链接
(1) 日本乡村教育:培养热爱家乡有根的人
(2) 让老人更“安心”,中国能向日本学习什么?
(3) 中日适老环境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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