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访日学者，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黄胜利先生，日前向基金会总部的电子杂志『をちこち（遠近）』投稿，发表了他的访日研究感想和心得，我们把中文版与您分享。

『をちこち（遠近）』日文

寄稿シリーズ「中国知識人の訪日ストーリー」

＜1＞

日本のへき地教育：真に故郷を愛する人を育てる

链接↓

https://www.wochikochi.jp/relayessay/2020/09/1.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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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胜利先生在东北大学大学院教育研究科进行了日本乡村教育的研究

日本乡村教育：培养热爱家乡有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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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 黄胜利

    干净且现代的街道，彬彬有礼的人们……去过日本的中国人都会赞叹于日本的文明程度和国民素质。说到日本国民的高素养，不得不说到其基础教育。自近代明治维新以降，日本开启现代化的发展之路，日本政府对教育的重视和投入也不遗余力。1907年，即建成了6年的免费义务教育体制，1909年，日本义务教育就学率就已超过98%，而这一成就，中国直到本世纪才基本完成。

    二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经历了快速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乡村人口进城务工就业，乡村人口开始减少，乡村学校规模也越来越小。然而，日本的乡村教育却没有形成当下中国“城挤、乡弱、村空”的局面：乡村学校规模越来越小且弱，而数千甚至近万人的城市中小学校则越来越多。日本政府早在1954年便制定了《偏僻地区教育振兴法》，这部由9条条文组成的法律条文，意在振兴偏僻地区教育，并明确规定国家及地方公共团体的作用，从法律上为日本乡村孩子受教育权利起到了根本保护作用。

    如今，随着日本少子老龄化，年轻人向往城市生活，日本乡村学龄人口逐渐减少，各地政府都面临如何留住或吸引人的挑战，而教育似乎正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以至于地方政府对教育都给与了极高的重视和投入。长野县阿智村教育长黑柳纪春向笔者表示“要想吸引城市人到乡村来定居，不能仅仅以风景作为唯一吸引力，教育办得好有特色了，也是一个重要的吸引力”。

    日本乡村学校同中国村小一样规模都较小，但每个学校都配备了包括游泳池在内完备的教学设备，教学教育质量也让人叹服。在笔者看来，部分乡村学校的教育质量甚至优于城市学校，相当多的城市家长也因让孩子就读乡村学校，而选择举家移居到乡村，成为新一代“教育移民”。而在中国，有10万多所100人以下的村小和教学点，他们是中国落后地区最为薄弱的学校。这类学校是笔者所在的研究院主要关注和研究的对象，而探寻日本乡村教育的发展经验也是笔者此次日本之行的目的所在。

黄胜利先生在线上发表访日研究成果（于21世纪教育研究院）

    针对中国农村小规模学校发展遇到的问题和困境，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4年11月成立“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联盟通过资源链接、信息交流等方式，广泛触发农村小规模学校的自主发展与变革探索。经过几年的探索和拓展，现有联盟会员学校超过1500所，目前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包括资源对接平台、农村小规模学校教师成长计划和 “小而美”乡村学校培育三个子项目。

    以笔者今年1月底探访的北海道钏路市山花小中学校为例，这所有14名小学生和15名中学生的九年一贯制乡村学校，其中本地生源只有4名，其他都是钏路市因各种原因转来的学生。因学生数少，该校小学阶段采取的是复式教学，分成三个班级教学，一二年级、三四年级、五六年级分别组成一个班级。当笔者在校长的带领下，进入到学生课堂时，同一个班不同年级的学生相背而坐，任课教师极有章法的给不同年级的学生上课，其精心的课程设计和辅助教学用具，与中国村小教学之随意相比，差距肉眼可见。

在钏路市山花小中学视察复式教育

    除教育教学经费的稳定投入外，身为公务员身份的校长教师流动制度，也是日本乡村教育均衡而又有质量的重要保障。在山花学校已经教学6年的先生，已有20年的教龄，现在教5、6年级的语文数学，即将面临被市教育委员会安排到下一所学校任教。

    日本乡村每所学校都极力培养孩子对乡土和家乡的热爱，培养热爱家乡有根的人——这可能是让笔者感受到日本乡村教育最有魅力的地方。日本乡村同仁对乡土、对社区融合教育的热情和投入，让从事教育的笔者钦佩不已。而中国的乡村教育则培养的是乡村逃离者，无论是老师和家长，从孩子入学时便教育其努力学习升学，以便今后能进入城市，远离自己的家乡。

    让学校教育同在地教育有机的融合，同在地社区及其建立的机制是分不开的。如阿智村专门成立了“编写学习我们故乡的课本”故乡学习课程编辑委员会，让孩子学习和思考区域的特点，意识到自己是家乡的一员。当地学校让学生通过学习故乡的课程，培养学生的自信心、社会观、劳动观和职业观。

    爱知县丰田市旭地区的铃木正晴先生，至今以小学校长身份退休了13年的他，现任旭地区观光协会会长和旭初中地方学校推动机构协调员。铃木先生日常主要工作会在周末，让旭初中的音乐、美术、料理室、体育馆、图书馆开放给村民使用。除此外，还负责一月两次，让当地村民教孩子们本地的传统文化，如搓麻绳、棍术；让本地企业里的中国研修工人教孩子们中文；请老人到学校讲述当地过往的生活、历史；将向日葵的种子，送到福岛，增强人与人的联结等。

    在铃木先生看来，学校是区域最中心的据点和吸引外来人员的重要力量。同本地的联结是为了加强人际关系、加强交流，传递生活、生存技能，用文化节日激发人的力量和协作能力，这是乡村存在和联结的必然。

    研究院下一步计划，扩大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的学校会员数量和资源联结力度，扶持区域村小自组织联盟，借鉴日本农村小学的办学经验，扩大“小而美”农村学校的培育数量；同时会加强同日本“全国偏僻地区教育研究联盟”的交流和互访。

黄胜利

1981年出生。中国民间智库21世纪教育研究院执行院长，从中国的公立教育和民间草根教育两个视角，为中国的教育政策提供建言，发挥着主导作用。专业背景：中国的教育研究。2019年参加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日中知识交流强化跟进项目，在东北大学大学院教育研究科刘靖副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日本乡村教育的研究。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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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本文化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交流活动，其成员自然也就有出差到东南西北很多城市的机会。

我们将在此系列文章里，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各个地方举办过的活动，同时把我们的成员对各个城市的印象分享给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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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事業で訪れた中国各地の街を紹介していくシリーズ「北京日本文化センター　中国紀行」。

第3回は、2019年12月に訪れた青海省西寧市についてお届けします。

第3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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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寧

KIKU

　北京から西へ約1800キロ。飛行機で2時間半ほどのところに、西寧市はあります。

　海抜が2200m以上という高地のため、人によっては体調を崩すことがあるとの事前情報もあり、多少の不安がありました。

　しかし、たっぷり吸い込んだ空気は実に清々しく、むしろ肺の隅々まで浄化されたようでした。（特に12月の西寧はマイナス20度、空気も凍てつき、清涼感抜群でした！）

　そんな極寒の西寧で実施したのが「日本文化紹介巡回講座」と題した書道講座でした。

　日本古来の“かな”を、その成り立ちから平仮名の正しい書き方に至るまで、書道講師である林先生に丁寧に解説していただきました。

　参加した学生たちの眼差しは、真剣そのものでした。

　講義の後は、いよいよ実践です。

　用意された色紙に、季節の俳句をかなで書き、作品として完成させるというものです。

　俳句は、林先生が予め選んでくださった、“うぐいすの　笠おとしたる　椿かな”という芭蕉の句です。更に、句の中に“椿”があることから、椿を折り紙で折って、色紙に貼って完成させます。

　学生たちは、初めて触れる“かな”に悪戦苦闘しながらも一生懸命練習し、各々作品を完成させることができました。

　

　さて、中国国内出張の機会が多かった筆者ですが、今回初めて出会った印象深いお料理があります。

　地元ではポピュラーな「人参果」です。

　材料は、人参果、酥油、砂糖、白米というシンプルなもの。

人参果は日本ではあまり馴染みがないのですが、青海省など高原地域が産地で、胃腸の吸収力を高めたり、食欲増進など、様々な薬効が認められているようです。

　見た目も食感も、少し小豆に似ているような気がしました。

　ご飯の上にたっぷりのお砂糖と酥油、人参果という組み合わせはとても斬新でしたが、デザート感覚でいただける一品かもしれません。

　この他にも、珍しくて食欲そそるお料理が、西寧には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素材を存分に生かしたシンプルな調理法が多く、それに加えてこの地の美味しい空気があれば、体が生まれ変わって健康になれそうな、そんな感覚を噛みしめながら帰路についたのでした。

　以上、西寧からの「中国紀行」、最後まで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往期链接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中国纪行 第1回 武汉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中国纪行 第2回 昆明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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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情的瘟疫使我们很难举办面对面的交流活动，但我们仍将继续努力促进日中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

　　因此我们精心安排了“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希望通过此次不受空间距离限制的活动，能够让更多的朋友们从中感受到日本文化以及日本研究的魅力。

第七讲：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近代日本研究中国新文学力量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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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徐静波

主讲人介绍：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比较。专著有《梁实秋：传统的复归》，《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种形态》，《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困惑与感应：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国图像1918-1945》等11种，译著有《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密录》，《魔都》等16种，编著有《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等12种。曾在日本神户大学，东洋大学，京都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现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1934年4月，以东京帝国大学为温床，日本诞生了第一个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它的核心人物便是竹内好（1910-1977），那一年他才24岁，刚刚从东京帝大毕业，与他共同创建这一研究会的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也是曾经的帝大学生。

　　何以会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1934年，在日本会诞生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并艰难维系了长达9年的岁月？它在当时和日后的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这一话题。

　　大家知道，日本与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早期日本列岛上的居民是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早期的日本文献都是用汉字汉文记录的，10世纪前后，日本语文诞生，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依然会阅读汉文汉诗，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明治中后期（19世纪末）。所以那个时代，稍有教养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文学都很熟悉。19世纪后半期，西洋文明传入日本，欧洲人研究学问的方法也渐渐为日本人所掌握，于是日本人就开始运用相对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早在1892-95年期间，就出现了儿岛献吉郎等撰写的《支那文学史》，那时中国人自己写的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还没有，由此可知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等相继开设了支那文学研究科。不过，那一时期，日本人研究的，主要是古代的、至少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对近代以后的中国，几乎很少注目。

　　到了1930年代初，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的一批青年学生，就对这一现状很不满，他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激情和朝气，就打算打破这种陈旧的气氛，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来。那么，这是些什么样的青年人呢？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破旧么？

　　冈田1933年从东大毕业，武田1931年进入东大后，因参加左翼活动而被警署三次逮捕，此后也就不去上课且未交纳学费，事实上也就终止了学业。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僧侣家庭（日本的僧人在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获准可以娶妻食肉），自幼习读佛经（佛教在6世纪中叶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后，基本上采用汉译佛经），他从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触及，养成了较高的古汉语阅读能力，较早就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高中期间阅读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学习现代汉语，尝试阅读胡适、鲁迅等新文学家的作品。而冈崎在高中期间，似乎对俄国更感兴趣。而竹内则出生于医师和官吏的家庭，自幼与中国并无家学渊源，他自己曾坦言，进大学后仍无法顺利地阅读古汉语（日语称之为“汉文”，包括中国的古籍和日本人用古汉语撰写的文献），甚至对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关切，他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主要是因为不必考试，进了学校，即使不怎么去上课，届时也可顺利毕业。事实上，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

《阿Q正传》，《狂人日记》日文版

　　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大概也就没有日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诞生。这里，作为该组织领袖人物的竹内好1932年的中国之行，可谓彻底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也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机缘之一。这一年的8月，他获得了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的一半资助，随一个学生团体经朝鲜半岛到中国来旅行，他到中国来的动机，一开始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切，他后来自己曾说：“我那时学籍虽然放在中国文学科，但并没有真心想要搞中国文学，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这次旅行有旅费的补助，便想利用这一制度来满足一下青年时期特有的放浪癖好。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被那里的风情和人物所醉倒了。即使到了期限，我也不想回日本，请家人再寄了旅费过来，一个人待到寒风将要袭来的季节，每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我与中国的结缘，就始于这次北京之行。”[1]“于是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从此就想真心研究中国，买了若干的书刊带回来，开始了我的第一步。因为我还无法阅读汉文，于是就从现代汉语开始。”[2]

　　当竹内好决心想要研究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立即意识到了日本学界的老旧气氛，大学的教授，对于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中国现状、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出现的新气象，几乎视若无睹，这使他们感到很不满。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武田泰淳在1943年回忆说：

　　“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对汉学这样的东西抱有反感。与其说是抱有反感，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兴趣。通过汉学来接触支那的文化，总不能获得满足，在感觉上也很不喜欢。倒也不是说对汉学的本质已经看得很明白，而是对由汉文所笼罩的这种气氛，由汉学所散发出来的儒教的冬烘气，怎么也无法适应。作为日本人来说，应该还有其他研究支那的途径。…于是我们在昭和九年（1934年）开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支那的现代文学、支那的支那学者的业绩，展开了调查。”[3]

　　当然，1930年代初期，日本的文坛或研究界并非对中国的新文学完全视若无睹。事实上，在1920年创刊不久的《支那学》杂志11月号上就连续刊出了后来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涌动着的文学革命》的长文， 1922年出版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大西斋等编著）收录了胡适、康白情等人的作品，1920年抵达北京的基督教神父清水安三在1924年出版的《支那的新人和黎明运动》一书的第十章即为《现代支那的文学》，他虽然不是一个文学研究家，却以自己在北京的实际感受向日本读者传递了最新的信息。此后，村松梢风的《魔都》、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交友录》等都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国文坛的新动向，1926年7月，当时在日本影响颇大的《改造》杂志出版了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特辑，收录翻译了五四以来出现的新小说、新戏剧、新诗和评论等，应该说，时至1920年代末期，日本的文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坛的新气象。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尤其是作为最重要的学术重镇的帝国大学内，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依然沉湎于故纸堆里。

　　于是，竹内好决定联合身边的同志来创办一个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团体。这一想法大约产生于1933年后半期，经过数次的酝酿后，1934年3月1日在竹内好家里，举行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的准备总会。决定研究会的名称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每月1日、15日举行两次例会，并出版一份研究杂志《中国文学研究月报》。

　　当时研究会成员通过设在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田中庆太郎开设在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以及在北京的日本友人购入了大量中国新书刊，通过这三个途径，研究会的成员几乎读到了所有当时中国出版的重要文学书刊，包括沈从文、老舍、茅盾、洪深、田汉、丁玲等的最新作品。

　　期间和之后，竹内陆续结识了后来成为研究会重要成员的小田岳夫（小说家，《鲁迅传》和《郁达夫传》的作者）、松枝茂夫（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周作人作品和《红楼梦》的译者）、增田涉（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心骨无疑是竹内好，发起人是他，具体的经营乃至杂志的编辑也是他，1937年，竹内好经日华学会的友人的斡旋，获得了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得以到北京去留学两年，几乎在同时，武田被应征入伍，作为辎重兵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大陆战场。在竹内逗留北京的两年期间，杂志的编辑主要由松枝茂夫来担任，1939年10月，竹内期满归国，重新接掌了研究会的日常工作。1940年4月，《中国文学月报》在出版了第59号之后，决定自第60号起改由生活社出版发行，刊名改为《中国文学》，页数由原本薄薄的12页改为48页，对外公开发售。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和成果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研究例会、恳话会、讲读会等活动，就某一主题讨论介绍研究会内外人员的相关研究心得和学术信息等。第二就是出版研究刊物，对当时鲁迅、林语堂、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做了及时的介绍和评论，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对当时中国现实的社会也相当关注，蔡元培去世时，特别出版了纪念专辑。第三，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几乎所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翻译家，他们除了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译作外，几乎都有各种翻译的单行本问世，比较重要的有冈崎译的丁玲的《母亲》、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寒夜》、沈从文的《边城》等，而竹内好是日本最知名的鲁迅翻译家，以一人之力编选翻译《鲁迅文集》，可惜在完成了第6卷之后不幸去世。

《沉沦》日文版封面

《沉沦》日文版

　　在日本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1943年，竹内好为了不使中国文学研究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得不忍痛解散了这一组织。在战后，曾经一度恢复，也继续出版刊物，但在1948年还是偃旗息鼓了。

　　不过，中国文学研究会在近现代日本对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上，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和战后，主要的成员都成了著名的思想家（竹内好）、文学家（武田泰淳）和翻译家（松枝茂夫）等，可谓功勋卓著。1977年，汲古书院复刻了所有的《中国文学研究月报》和后来的《中国文学》，他们在中日文学交流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至今仍然令人敬仰。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的翁家慧副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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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竹内好《孙文观的问题点》，初刊于1957年6月号《思想》杂志，《竹内好全集》第5卷，第25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

[2] 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序章 我的回想》，第16页，东京创书社，1978年。

[3] 武田泰淳《司马迁•自序》，东京日本评论社1943年，此处引自《武田泰淳全集》第10卷，第3页，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王凯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二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三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四讲 “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韦立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讲 “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周以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讲 “芥川龍之介文学的魅力”

        秦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七讲 “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第八讲 “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每周四（计划）发布，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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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上午“第六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新闻发布会在上海法国领事馆官邸举行，快来get最新的相关信息吧~

关于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

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于2015年由中国摄影界领军人物荣荣(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创始人)与罗马法兰西学院院长、时任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主席萨姆·斯道兹联合发起，由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和厦门市天下集美文广传媒有限公司联合主办。经过五年的打造，摄影季已经成为了中国摄影领域不容错过的盛事，迄今已吸引了30万余名观众(2019年参观人数增长至7万)。

本届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将于2020年11月27日在厦门开幕，展览持续至2021年1月3日。

“日本影汇”单元展览

每年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关注一个亚洲国家的摄影境况。继印度（2019）、韩国（2018）、印度尼西亚（2017）之后，今年集美·阿尔勒将聚焦日本，由石桥财团Artizon美术馆副馆长笠原美智子女士担任学术主持，荣荣&映里策划，展览《时代的洞察-日本写真的现在》展出了川内伦子、片山真理、山城知佳子、志贺理江子四位活跃于国际艺术舞台的日本女性摄影师的作品。

※本展览被纳入由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和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联合举办的“2020 日中摄影文化交流季”项目。

川内伦子，《无题》选自《光晕》系列，2016年。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片山真理，《旁观者 #14》，2016年。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山城知佳子，《土之人》，2017年, 单频道高清视频装置，26秒，与2016年爱知三年展合作。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志贺理江子，《耕种者肖像》，2020年。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现场照片

现场照片

详情请参考来自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的微信公众号的内容

展览项目全揭晓｜2020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上海新闻发布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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