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访独立影院系列Vol.2】采访CINEMA 5经理 田井肇

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CINEMA 5经理 田井肇

CINEMA 5是位于大分县大分市的电影院,经理田井肇向我们推荐了吉田康弘导演的《出发的岛歌 十五岁之春》(2013)和时田美昭导演的《梦想是牛的医生》(2014)这两部作品,讲述的皆为在冲绳离岛和新泻山村这样远离大都市的人们是如何努力生活的故事。
本期我们专程来到了田井肇经理所在的CINEMA 5,请他分享一下这座电影院的故事,以及他本人对日本电影现状的一些看法。

采访·撰稿:月泳理绘 摄影:西邑匡弘 编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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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九州地区东部的大分县,因别府、汤布院等知名温泉而广为人知。 1989年,大分县的第一个迷你电影院–“CINEMA 5”在其首府、大分市中心的一个商店街正式开业。当时与朋友一起参与放映活动的田井肇接管了原先在这里经营多年的电影院,并将其作为新的独立影院重获新生。在2011年,距离这里仅2分钟步行距离的另一家电影院将关闭的时候,他也将其接管了下来,作为CINEMA5的姐妹馆CINEMA 5bis开始运营。
·大分市在全盛时期至少有20个电影院同时营业,到1989年为止甚至仍有至少10个电影还在正常经营。伴随着时代的更迭,许多电影院已纷纷倒闭停业,但CINEMA 5历经了三十年风雨,仍然作为本地的独立影院继续上映着电影。
田井:这个地方的第一家电影院是在1967年左右建成的。当时运营它的票务公司同时拥有5家名为“ROXY”的连锁影院。随着时代的变迁,影院的名字在之后应该有过变更,但当时是有着名为“GROUND ROXY”“TOHO ROXY”等四座大型影院,这里(CINEMA 5)就是作为补充而存在的第5家小型影院。到了1988年,之前的CINEMA5因为一些原因即将关闭的时候,我向他们发出请求:“如果到了开不下去的地步,那就请让我来经营这家电影院吧”,于是便诞生了如今的CINEMA 5。

田井肇作为经理接手“CINEMA 5”已度过了三十余年的时光

田井经理是在三十多岁的时候正式接管了这个电影院的运营。在此之前您都在做什么呢?

田井:虽然我出生在岐阜市,但3岁起在别府市的温泉街长大,20岁的时候又搬家到了大分市。我从小就是一名普通的电影爱好者,自己也做过一些放映16毫米胶片电影的活动。1976年「汤布院电影节」启动,我作为执行委员的一员也参与其中。
在20世纪80年代末接手CINEMA 5的时候,东京的独立影院已经进入了放映维姆·文德斯 、丹尼尔·施密特 等这类此前从未在日本上映过的作品的时代。但这类电影基本是不会在地方城市上映的,于是我们这些活跃在地方的电影青年就只能自己去借35毫米胶片,再利用非营业时间内的电影院作为场地举行上映会,如此才得以观赏到影片。正当我们开始考虑是否可以持续性的将这些放映活动做下去的时候,传来了CINEMA 5要关闭的消息。
大部分人都认为,开办一个新的独立影院是极其不现实的事情。据说当时独立影院只能在人口至少100万的大城市生存下去,而我在人口约40万的大分市开办独立影院的行为在他们眼中无异于是自杀。所以在开始做的时候,我自己也几乎认为能持续3年就不错了,只是内心还在期待能做一些让人们记住10年的事情——如此想着做着,便不知不觉地走上了正轨,等回过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0多年。顺带一提,「ROXY」其他四家连锁影院也早就在我们开业2年左右的时候相继倒闭。

接手旧影院并重新开业的影院CINEMA 5的前厅

·1989年1月7日,也就是全新的CINEMA 5的开幕当天,你们放映了在东京独立影院中大受欢迎的维姆·文德斯《柏林苍穹下》(1987)。但这天却出乎意料的成为了一个历史性日子。
田井:1989年1月7日,电影院即将开业的那个早晨,我们收到了昭和天皇驾崩的消息。这样一来,我作为影院负责人的第一个工作变成了在电影院的入口处贴上天皇驾崩的告示。影院对丧仪的应对措施都是由行业协会事先决定好的,我也在衣服上别上了他们提供的悼念徽章,在庄严肃穆的氛围中迎接开业首日到来的观众。之后,我在中场播放音乐的行为被指责不恰当而遭到叫停,但正放映的影片可是《柏林苍穹下》啊……这真的是一个非常灰暗的开场。
巧合的是,姐妹馆CINEMA 5bis的开业日是2011年3月12日,恰好是东日本大地震的第二天。我们在开业前一天忙碌的准备中通过新闻得知了地震的发生,并逐渐意识到它的可怕。第二天,死者人数之多也被报道了出来,但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肃穆的氛围中继续将开幕进行了下去。

距离CINEMA 5步行仅几分钟的姊妹馆 CINEMA 5bis

田井经理自年轻时就通过主办放映会与全国各地的电影同行保持联系,并从2013年起担任日本社区电影中心(JAPAN COMMUNITY CINEMA CENTER)的代表。不仅是独立影院,您也从方方面面见证了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的日本电影院的变化。

田井:现在回过头去看,我觉得80年代后期以东京为中心掀起的那股独立影院的潮流应该算是泡沫时代的产物。《柏林苍穹下》在东京的CINEMAS CHANTER(2009年更名为TOHO CINEMAS CHANTER)首次放映以来,排期长达约30周,日本全国将近有20万人观看过。安德烈·塔尔科夫斯基 的《牺牲》(1986年)于1987年在YURAKUCHO SUBARU-ZA (2019年停业)上映,仅在东京就有约5万人观看。 我认为这两部作品有将近7成的观众在观看途中几乎都挣扎于半睡半醒之间,但在那个时代被认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因为当时掀起了一股风潮,认为把钱花在一些无用的事物上是一种很酷的事情,比方说看几部无聊的电影。人们乐于观看像雅克·里维特(Jacques Rivette) 的《不羁的美女》(1991年)这样长达近4小时的电影,并因此而感到满足。
与此同时,1993年的日本随着名为“TOHO CINEMAS Ebina.”的日本第一家影城的开业,全国的影城数量开始急剧增加。包括如《生死时速》(1994年)、《独立日》(1996年)、《泰坦尼克号》(1997年)、《哈利波特与魔法石》(2001年)等好莱坞电影,以及宫崎骏的《幽灵公主》(1997年)等日本电影,在拥有众多银幕的影城接二连三地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随而来的便是老式影院的相继倒闭。甚至连独立影院的氛围也在这个《泰坦尼克号》大爆、《猜火车》(1996)引起热议的1997年逐渐开始改变。

让独立影院的社会环境产生变化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影城的兴起。田井经理认为,在进入21世纪以后,观众对电影的需求也在逐渐发生变化。

田井:实际上在21世纪初,是韩国电影的繁荣拯救了在困境中挣扎的独立影院。当时韩国的电影很少在影城上映,所以像《生死谍变》(1999年)这样的热门影片的确在经济上拯救了我们这些独立影院。
另一方面,那时人们对电影的需求也开始产生了变化。在我看来,这一改变的契机应该是在2001年5月27日的夏季相扑比赛千秋乐上发生的事情。负伤的横纲贵乃花为了争夺最终的胜利与武藏丸激战,最终以优异的成绩取胜,当时的首相小泉纯一郎在颁奖的时候如此感叹,“我很感动!”自此开始,大家跟风似的四处寻找所谓“令人感动的存在”,也的确是从那天起,不断的有人向我们打来电话询问“这部电影令人感动吗?”“现在有没有令人感动的电影上映?”。
大家逐渐开始意识到不用强迫自己去假装理解艰涩难懂的电影,他们可以更坦诚的被电影打动。同时小泉政府推动的经济政策,使得整个日本开始转变为考虑成本优先。像之前那样花钱看难以理解的电影、从而支持了当下独立影院事业的热潮,似乎已经逐渐被抛之脑后。
人们对电影院所提供的服务需求则越发的明确。我所理解的影院服务大概是发放一些正上映片子的宣传单之类的事情。传单是用于放映前的宣传,在放映开始之后收走是非常正常的行为,但我馆还是将他们留在原处,希望观看完电影的客人也会拿起传单,在回家的路上再细细回味对作品的体会。我们其实也并不在意宣传册什么的是否能够卖出去——这才是我们想提供的“服务”。但如今所谓的“服务”已成为了能否便宜看影片这样只跟金钱挂钩的事情,令我感到悲哀。
总是不自觉的把“过去如何”挂在嘴边是我的老毛病了,没办法,因为我也的的确确坚持地做到了今天。所以在考虑未来的时候,常常不经意地就往“放在过去肯定就如何如何”的方向思考,结果到最后,我想说的就只剩下一件事:为什么现在不是以前那样子了?

影院一角,用于展示CINEMA 5放映过的诸多电影的海报

虽然笑容中充满了苦涩,田井经理还是认为当下正是需要“电影之力”的时候。

田井:虽然人人都喜欢说自己“被感动了”,但我的“感动”指的是我在去看电影的时候会感到:“我正是为了和这部电影相遇而来到人间的啊”。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比方,但电影里确实有一种东西,让你能由衷的发出这样毫无根据的感慨。那些在生活中备受折磨苦苦挣扎的人看了电影觉得,“啊呀,明天也有继续生活下去的动力了”——这难道不是电影的力量吗?在311之后我尤其这样认为。
电影当然什么都做不了。我们也不是怀抱着达成什么目的去看电影,看了电影也不会产生什么实质性的改变。但换句话说,你也可以认为电影是我们所有行动的终点。我们开着车去看电影,我们吃饱了饭去看电影…我们哪是为了什么目的去看电影的啊,我们是为了看电影而看电影才对。我想这也正是人们将其称作为一种“文化”的原因。就像“饮食文化”,虽然是为了补充营养而必须进行的人类日常行为,但发展至今,人们却开始关注一些本来毫无用处可有可无的东西,像是喜好起盛放食物的餐具、探究食物隐藏的味道等等,使之逐渐成为了一种文化。
电影也是如此,他对我们的生活毫无任何直接的作用,但这正是它们作为“文化”存续至今的原因。而且我们自己也很清楚不是吗?世界上最无用的存在正是我们自己本身。像电影这样无用的东西,都能够存在于这个世界上并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需要,那我这样的人或许也能够在这世间泰然处之。你不觉得是这个道理吗?

最近不管什么类型的电影院都苦于经营的困难,您认为独立影院对于当下的意义是什么?

田井:估计是没什么人愿意在很小的屏幕上看电影的吧,但小剧院的好处是可以看清楚每个观众的脸。电影院总是用什么每日几万人观影量这样庞大的数字向世人夸耀,但如果你一个一个的接触过每位观众,就会产生各种不一样的情感。像这样能够清楚感受到每一个面孔,不正是独立影院存在的意义吗?
在这个一切都没有定数的世界中,因为一部电影和一群素不相识的人共同度过了一段时光,共享感慨而又各自离去。我倒认为城市里有电影院这样一个无用的存在是件非常棒的事情。因为观众嘛,怎样去看待电影都是对的,毕竟电影不属于创作者,它属于观众。
我们影院有时会请导演到现场来做讲座,但这并不是为了让他告诉我们拍摄这部电影的原因或对一些问题作出解答,而是因为我想让他们知道,花钱看他们电影的人到底拥有着一些什么样的面孔。我也不觉得观众需要边听着导演的话边想着自己的观后感是否正确。假如看过的人能根据自己想法在心里重新创造出了新的电影,那这样就足够了。

在CINEMA 5漫长的历史中,最受观众欢迎的作品是什么?

田井:虽然观影人次最多的是《在西藏七年》(1997年),但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绪方明导演的《何时是读书天》(2004年),因为仅在我们影院就有和东京的影院一样的上座。我也不知道这部电影为什么在我们剧院这么受欢迎,我们也没做什么广告来宣传它。只是我在首映看了以后非常的喜欢,于是在之后将近半年里都跟来影院的人谈到它,而我谈论的内容只有“我真的超~级喜欢这部片子啊!”,甚至连内容都完全没有提及到。但或许是我努力向人们传达什么的姿态打动了他们吧,这比任何漂亮的宣传语都要有效。
这次推荐电影《梦想是牛的医生》也是我最喜欢的电影之一,在结果上也有所反映——我馆的票房收入差不多占了全国的十分之一。像电影里这样一个从濒临倒闭的小学通过刻苦的努力最终成为了兽医的孩子,我觉得真的很厉害、很棒。《出发的岛歌》也是在南大东岛这样一个真正的小岛上拍摄的电影,虽然是部虚构的作品,但和《梦想是牛的医生》有很多共通的地方。

田井肇向「JFF+ 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日本电影《出发的岛歌~十五岁之春~》(左)、《梦想是牛的医生》(右)。

最后,我们还是想问问看田井经理所认为的大分市的魅力之处是什么。

田井:离隔壁市的别府特别近,可以随时去到那边泡温泉,气候也相对温暖一些,最近也没什么台风,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地方。但是城市魅力什么的也不是我能说的事情。和电影院一样,来的人喜欢就好。

田井肇
CINEMA5的经理,1956年出生于岐阜县。曾参与大分市的独立影展和汤布院电影节等活动,于1989年接手电影院“CINEMA 5”的运营权。2011年开设其姊妹馆“CINEMA 5 bis”并运营至今。CINE VITA有限公司的代表及一般社团法人日本社区电影中心(JAPAN COMMUNITY CINEMA CENTER)的代表董事。

【探访独立影院系列Vol.1】采访高田世界馆经理 上野迪音

探访独立影院:
采访高田世界馆经理 上野迪音

“高田世界馆”是一家位于新泻县上越市的电影院,经理上野迪音向我们推荐了两部作品,小林茂导演的《风之波纹》(2016)和丰田利晃导演的《战栗》(2021)。这两部影片在风格上截然相反,却有着共同的主题——展现新泻的风土人情之美。
此次,我们特意前往“高田世界馆”,请上野迪音经理为大家讲述电影院的往事与日本电影的今日。

采访·文章:月永理绘 摄影:西邑匡弘 编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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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泻县上越市高田,一个保留了历史风味的小镇,在那里有一家名叫“高田世界馆”的电影院,作为日本最古老的电影院而被人熟知。高田世界馆于1911年开业,在2022年迎来111岁生日,是日本国家认证的物质文化遗产和近代化产业遗产。它坐落于高田的雁木大道,这条道路自江户时代起便是町屋(注:江户时代结合住家和商店的复合式房屋)林立的热闹之所。它除了是一家不折不扣的面向公众开放的电影院外,也是现存为数不多的能够进入参观的明治时代仿西洋风格建筑,因此除影迷之外还吸引着大批的游客和建筑迷。在我们采访当天就遇到了慕名前来的年轻女游客和由老师带领着的当地学生。上野迪音经理像导游一样向高中生们细细讲解电影院的历史,再趁着解说的空档为接下来的电影放映做准备,十分忙碌。
上野:不放电影的时候,整栋建筑从一楼到二楼,包括放映室在内都是可以参观的。但大家不会只在电影放映的空档时间来,而是任何时段都可能来参观者,特别像这几年,一些其他省市的旅行团还会把参观电影院放到旅游行程里。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会酌情减少放映场次,以配合建筑参观的需求。这样做确实会使票房收入减少,但门票收入多少可以弥补一部分。毕竟这间影院最初是以保护历史建筑的名义才得以保留下来的。这样的背景在全国应该也是独一份吧。

“高田世界馆”经理上野迪音

上野经理就是高田人,老家离高田世界馆走路只有几分钟。但他却说,小时候并没光顾过这家影院。

上野:我以前常在这一片玩耍,但当时的世界馆是一家播放成人影片的电影院,所以我既没进去过,也没认真想过它是怎样的地方。我也是后来才知道,世界馆曾随着时代变迁,几度更名换姓,几经易手。
1911年,简易剧场“高田座”诞生,1916年被改造成电影院“世界馆”,主要放映一些东宝、松竹、大映等公司的电影。到1975年影院名字又改成了“高田日活”,转型成放映成人电影的影院。2000年以后,“高田日活”的名字虽被保留,但随着街边租碟店生意的兴起,电影院的经营已每况愈下。
成人影院“高田世界馆”的蜕变与重生发生在2009年。NPO组织“市街影院重建委员会”接手了影院的运营,成为经营主体。它对这家历史悠久的影院进行了修缮保存,同时尝试着把影院运营和民间文化活动联系到一起。最初是不定期将场地出租,用来举办一些独立电影的放映活动或相关文化活动。2014年起我出任经理,也是从这年开始,电影院走上正轨成为面向普通大众定期放映电影的普通意义上的电影院。

修缮活动:修缮屋顶和众筹修复瓦片(2011年)

上野曾在位于横滨的一所大学专攻电影批评,硕士研究课题是杨德昌,日常生活就是整日泡在影院。这样一个电影专业的学生,后来选择回到家乡,最后成为一家年代悠久的电影院的经理,这中间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呢。

上野:以前也爱看电影,但只是普通影迷的程度,真正开始博览群片是在上大学以后。也是受电影课教授的影响,念书时几乎跑遍东京大大小小的独立影院。升上研究生后,电影依旧是学业重心,但也有幸触到一些其他领域并有了些了解,比如建筑,比如城市建设与规划。也是从那时起我对这些方面产生了兴趣,心里生出想为家乡建设出一份力的想法。
就在这段时期,很巧地我得知高田世界馆正在被当作场地出租,于是就有了些点子,我会经常趁着回老家,租下影院场地组织一些电影放映活动,久而久之就和NPO组织的人熟络了起来。2014年研究生毕业,又很巧地这家影院正在公开招聘经理,于是我就去应聘了,然后顺理成章地开始了在这的工作。一开始倒也没打定主意要回老家,只是想着做点有意思的事,仅此而已。

如今,上野是电影院唯一的常驻职员,他和几位打短工的同事一起包揽了从接待游客到放映电影的全部工作。

上野:刚开始真的什么都不懂。大学里虽然学过一些电影理论,但并没有在电影院的工作经验,充其量也只是组织过一些放映活动。那时我虽然当上了经理,但影院本身尚未和任何一家电影发行公司建立过合作关系,甚至连经营方向都没定下来。我们只能不断试错,不断摸索,比如有时一天只放一部影片,有时则策划一些主题,把成系列的作品凑到一块放映。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发行公司愿意授权影片给我们放映,终于在一年多后,影院可以像其他普通电影院一样进行定期放映了。连一些影院的老顾客都会对我们说,“终于有电影院的样子了”。

从高田世界馆售票处感受到的深厚历史感

现在的世界馆固定休息日为每周二,其他日子里每块荧幕每天进行3~5次放映。近期的放映影片不少是国外的艺术片,然而有一点令人印象深刻,就是日本的纪录片电影几乎占据放映影片的半壁江山。

上野:纪录片电影是从疫情以后开始变多的。以前,放什么片来什么人,我们摸得比较清楚,比如放映中的《马德拉斯》(2014),来捧场的就都是印度电影迷,《高个儿》(2019)则特别受喜爱欧洲文艺片的影迷欢迎。我们可以像这样对影片受众进行一定的预判。但疫情一来,影院的生意整体受到影响,光靠固定的影迷群体已无法维持影院的正常运营。于是我们意识到必须引入新鲜血液,要吸引更多的新客人。纪录片电影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多了起来。
纪录片电影的特点是受众广,不限于影迷,所有对纪录片主题感兴趣的人都是潜在的观众,这就很好地扩大了观众面。美食主题的纪录片会吸引热爱美食的人;乡村主题的纪录片能唤起对地方文化抱有兴趣或是向往世外桃源生活的人的共鸣。特别是最近,有孩子的以家庭为单位的影迷群体变得十分活跃,他们年轻有活力,普遍关心环境问题,乐于追求新鲜的生活方式,会主动收集放映信息,一有感兴趣的主题就会来看。
像我们影院正在放映的纪录片《儿童会议》(2022),它花了一整年时间在幼儿园进行记录拍摄,不仅年轻的父母们都很喜欢,教育行业人士也对影片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我们希望今后也能像这样,通过丰富多样的纪录片进一步培养和扩大观影群体。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影院被迫临时歇业,不少老年人因新冠去世,这些都给全国的影院造成了巨大打击。但另一方面,影院不得不想办法应对,由此进行了一些全新的尝试,并在逐渐形成稳定的模式。

上野:疫情期间,导演们亲自到访影院和观众交流的机会骤减,但相应的,利用ZOOM等方式进行的线上交流活动开始流行。我个人认为这种变化赋予了电影院全新的价值。过去,邀请导演到地方做活动,不管是经济上还是路途上对彼此来说都是较大的负担,但改为线上后,邀请导演变得更为简单便捷。
我们馆但凡上映纪录片,都会尽可能安排线上交流,平均下来差不多每个月一次,多的时候隔周一次。有时邀请导演聊作品,有时邀请熟悉影片主题的专家聊主题。我们今后会继续努力,多策划类似的活动,因为我们的任务不仅是放映电影,还希望能够通过电影为大家创造更多的深入了解社会的机会。

线上交流活动(《泰戈尔的诗歌》佐佐木美佳导演 2020年)

此次,上野经理专门为JFF+ 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两部影片《风之波纹》和《战栗》也都是纪录片。

上野:这两部影片都曾我们影院上映过,反响热烈。因为都在新泻本地拍摄,因此观众中有不少人其实都有参与影片的制作,口碑也比较容易传播。
《风之波纹》的观众跨越了各个年龄层,包括从祖上起就住在镇上的老人,和新搬来的年轻人。看到大家都很喜欢这部影片,我真的特别高兴。因为我不希望电影院是一个让老年人敬而远之的地方,成天放些看不懂的电影,我更希望放的电影能让我的母亲或是爷爷奶奶辈的人都能看得开心。

上野经理向JFF+ INDEPENDENT CINEMA推荐的两部日本电影《风之波纹》(左)和《战栗》(右)

在高田世界馆通常哪些影片比较受大家欢迎?

上野:近期特别受欢迎的是滨口龙介导演的《驾驶我的车》(2001)。我们只做了为期两周的特别放映,结果工作日的观影人数都差不多有90多人,让我很吃惊。其他长年受欢迎的作品还有《人生果实》(2016)、《在这个世界的角落》(2016)等。还记得有一部《我的梦想是给牛看病》(2014),也是因为好评放映了很久。

像商业大片的放映,高田世界馆通常要等到大型连锁影院上映过后第二轮才会轮到。对于一家独立影院,上野经理心中最理想的运营模式是怎样的呢。

上野:我其实并没有觉得自己在做独立影院。所谓独立影院是由特定时代创造出的一种文化,也就是“都市文化”。从这个角度看,高田世界馆与其说是独立影院,不如称之为社区影院(Community Cinema)更为贴切。从个人角度出发,比起把影院改造成我想要的样子,应该说我更希望能通过电影院让高田小镇的文化氛围更浓,交流更活跃。

NPO组织的第一要务是保存修缮历史建筑,但作为电影院,保证不间断的电影放映是最重要的,如果光凭个人喜好尽放些曲高和寡的艺术电影,影院经营就很难维持,所以其实可以反过来,先通过口碑好人气高的大众向影片获得稳定的影迷群体,日后再慢慢寻找艺术电影的放映机会。
举一个例子,我们馆有很长一阵子在放映大森立嗣导演的《日日是好日》(2015),这期间的某天,一个晚场,我们抱着好玩的心态,尝试着放了一部完全不同类型的影片——威廉·弗里德金导演的《千惊万险》(1977)。正是多亏影院运营已走上正轨,才有了这样偶尔调皮一次的机会。今后也会在维持影院基本生存的前提下多多尝试各种可能。我觉得这就是所谓“守护荧幕”的本质含义。

不管名字如何改变,“高田世界馆”从1911年起便扎根在了高田镇。照片中是电影院入口处。

在和上野经理的聊天中我们不难察觉,所有电影院的话题最后都会延伸到小镇生活的话题上去,或许对上野经理来说,运营高田世界馆和发展家乡小镇是同等的事。

上野:我的理想是做到兼顾电影院运营和活跃家乡的文化氛围。衷心地希望高田世界馆能成为高田镇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对新搬到高田镇的人来说,一下子融入当地生活其实是有困难的,如果有了电影院,大家就能很自然地想“要不去看个电影”,通过这样一种相对轻松且易实现的方式,快速入当地生活。
我们现在的放映活动主要集中在电影院,其实以前还曾在影院以外的地方做过不少活动。比如在开早市的那条街上有间空屋子,我们在那放过一部高田的自然风光片,是8毫米胶片电影。像这样通过电影繁荣小镇文化的尝试,今后也会坚持下去。

最后,请上野经理告诉我们高田镇的魅力所在吧。
上野:高田城址公园每年春天都会开满樱花,是我们当地著
名的赏樱胜地,高田地区所在的上越市和著名战国武将上杉谦信也有着很深的渊源。但比起这些观光景点,我更喜欢高田独有的悠闲自在的氛围。漫步镇上,处处可以感受到高田人在此世代积累的的深厚文化和历史底蕴。它保留着江户时代町屋,也拥有高田世界馆这样的明治洋风建筑,作为游客,可以把江户时代和明治时代的两张历史图层交叠起来细细品味。高田就是这样一个尚未被过度商业开发又有着恰到好处的历史感,冬季还有迷人雪景,可以放心自在生活的小镇。

上野迪音
高田世界馆的经理。1987年生,新泻人。2014年起接手高田世界馆的经营,策划过众多电影放映及相关文化活动,重启了影院的面向公众的放映业务。曾举办过多种多样的观众互动交流型放映会和地区文化交流活动,其宗旨是让电影文化在地方城市生根开花。

【探访独立影院系列Vol.0】从 “迷你 “到世界——日本独立影院的文化史

从 “迷你 “到世界——日本独立影院的文化史


“JFF+ INDEPENDENT CINEMA “是由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主办的一个特辑播放企划,聚焦支撑日本电影文化的 “独立影院”,并面向海外观众免费播放由日本各地独立影院的经理们精选的日本电影。

日本的独立影院(Mini Theater)是指独立于大型电影公司而独立运营的小型电影院。在新冠疫情之前的2019年,日本国内上映的1292部电影中约有七成是在日本各地的独立影院放映的,这使得独立影院成为每位观众都能接触到多元电影的宝贵场所。本文是一篇介绍关于日本独立影院的历史和意义的专栏文章。

文:土田环 编辑: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

新冠疫情与电影院
2020年2月至3月,新型冠状病毒在日本的传染情况也变得相当严重,文化和艺术活动都开始受到影响,至今已经两年半了。在此期间,日本电影业受到重创,2020年影院票房收入比前一年下降45%,为1432亿日元;2021年,票房收入略有回升,为1619亿日元,但远不及2019年2611亿日元的市场规模,这是自2000年以来的最高票房收入。虽然因为疫情电影院不得不停业、缩短营业时间,限制上座率等规定也阻碍了人们前往观影,但实际上,让人们克制外出的要求才是让观众,特别是老年观众,远离电影院的主要原因之一。即使在已经解除紧急事态宣言,日常生活回归常态的今天,与其他国家的情况一样,前往电影院的观众人数仍待进一步恢复。

其中,放映大量低成本电影、独立青年电影、老电影的独立影院,以及放映经典老片的“名画座”这样的小型电影院,都因新冠疫情受到了严重的影响,陷入了经营困境。为了应对影院面临的这一危机,2020年4月,一群有志的电影人发起了 ” SAVE the CINEMA(拯救影院) “活动。这次请求为独立影院提供紧急支持的活动收到了超过9万个签名,并提交到政府和相关省厅。此外,深田晃司、滨口龙介等电影导演还设立了 “Mini Theater Aid Found(独立影院援助基金)”,约有3万人支持这项众筹活动,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内筹集了3.3亿日元,向118家影院发放了约300万日元的支援金。在同一时期,井浦新、齐藤工、渡边真起子等演员发起了“Mini Theater Park”,以支持全国的独立影院。


为响应电影导演的号召而设立的 “Mini Theater Aid Found(独立影院援助基金)”的众筹活动,筹集了3.3亿日元,远远超过了目标金额。

在新冠疫情期间,”独立影院”一词和电影院的存在,与其面临的生存危机一同引起了更多的关注,就结果来说,有两件事因此变得更加清晰。首先,小规模电影院运营基础的薄弱被暴露出来;其次,人们第一次意识到官方和专门机构对电影院的长期支持的必要性。人们不希望失去在电影院观看电影的乐趣的心情众目具瞻,尤其是对独立影院和名画座的拥护出乎意料,让我们不得不去重新审视这类剧场存在的意义。

独立影院确保的多元
“独立影院(Mini Theater)”原本是一个日式英语,指的是不受大型电影制作公司和发行公司直接影响而独立运作的小型电影院。以单独的一家或几家电影院放映为前提的作品、老片、还有在公映结束后又重新进行排片播放的新片,都会出现在独立影院的片单上。其中不乏颇具艺术性的影片和老电影,因此有时与”名画座 “一词在使用上并没有区别。近年来,“独立影院”被当作是”商业影城之外的电影院 “的总称的情况屡见不鲜。此外,由于其”企划主题前卫的戏剧表演和电影放映”(广辞苑)的强烈倾向,现在”艺术剧院 “和 “艺术之家 “等词和英文一样也经常出现。因为独立影院都有自己的选片标准,所以不同影院的偏好和特点也随之显现。那么,每家电影院拥有各自固定的粉丝群像,也是非常常见的现象了。

据《2021年电影放映活动年鉴》(由一般社团法人社区电影中心出版)介绍,目前日本有3687块银幕,其中影城(在同一设施内拥有5块以上银幕的电影院)的银幕占比是88%,即3249块。其他电影院银幕总数约占12%,为438块,而其中的240块银幕属于独立影院,占比约为6.5%。另外,从电影院的数量来看,在全国596家电影院中,影城占360家,除此之外的236家中,有136个是独立影院。就影院的规模而言,过去认为场内的座席数一般为300个以下,而如今场内从50个到200个不等的座席数,与商业影城每块屏幕对应的座席数相比,这未必是 “小”。


1993年至2021年期间日本各地银幕数量的变化趋势。引用自《I. 电影院的放映》,《2021年电影放映活动年鉴》,由一般社团法人社区电影中心(JAPAN COMMUNITY CINEMA CENTER)出版。

根据一般社团法人社区电影中心的调查,在新冠疫情发生前的2019年,日本上映的1292部电影中约70%由独立影院放映,而其中的518部电影(约40%)则仅在独立影院放映。这意味着,如果没有独立影院的存在,大约一半的电影将失去放映空间。换句话说,正是这些电影院所做的工作确保了日本电影的多元性。在其他一些国家有负责促进电影放映的机构,如法国的CNC、韩国的KOFIC和德国的FFA,他们对于类似日本独立影院的艺术影院和独立机构,往往会设置相应的补贴制度。然而,日本的独立影院在几乎没有这样的公共支持环境中,不仅在大城市,而且在中小城市都存在,并且超过100家的情形,是相当特殊的。

独立影院作为社会与文化的交叉点
从上述意义上讲,日本的独立影院的历史就是电影作品本身的多样性。追根溯源,这还要从接收ATG(Art Theatre Guild)发行作品的电影院——东京的“日剧文化”和“新宿文化”谈起(ATG是在1961年由东宝、东宝东和、三和兴行和其他公司联合成立的一个发行公司),这些电影院在当时可以说是极具开拓性的存在。受20世纪50年代欧美艺术剧场运动的影响,由东和映画的川喜多长政等人结成的ATG是日本艺术影院协会的前身。如上所述,这是一个电影发行公司,目的是放映难以在商业层面上流通的外国电影。不仅在东京,同时在名古屋、大阪、神户等大城市约有10家电影院联合为“连锁独立影院”,以独立于大型电影发行公司的形式,对《野草莓》和《天使嫫嫫约安娜》等欧洲电影为中心进行了电影发行。 1967年,ATG开始与专业的独立电影人合作。诸如大岛渚、筱田正浩和吉田喜重等著名导演,都在从大型电影制作公司独立之后制作了很多作品。ATG制作发行了包括前述导演的诸多作品,还有许多如《蔷薇的葬礼的葬礼》和《青春之杀人者》这样前卫且雄心勃勃的作品。在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的日本电影史上建立了一种与主流文化相对抗的反正统文化。

随后,以1968年成立的岩波Hall(1968-2022)为基地,高野悦子和川喜多长政创办了EQUIPE DE CINEMA(エキプ・ド・シネマ),引进了如印度导演萨蒂亚吉特·雷伊的《大地之歌》(1955),以及不在日本公开上映的欧美电影和许多从未在日本放映过的各个国家的电影。这些来自66个国家和地区的共计274部电影,被以单馆放映的形式介绍给了日本观众。在岩波Hall《家族的肖像》(1974年)和《流浪艺人》(1975年)等作家电影由法国电影公司和东宝东和的发行得以成功公映。除此之外,《宋家三姐妹》(1997年)和《八月的鲸鱼》(1987年)有着长达31周的热播记录。

在20世纪70年代,旨在反对大规模动员的大型剧院型电影院的运动,与电影爱好者的艺术追求和反对商业主义的政治意愿相结,具有强烈的社会 “运动 “色彩。但进入80年代后,其重点转向 “票房”,拓宽了迄今为止有限的电影观众层范围,以大都市为中心出现了许多独立影院。

1981年在新宿开业的Cinema Square Tokyu(シネマスクエアとうきゅう,1981~2014),放映了一些以前被搁置的独特电影,除了电影作品本身的魅力,电影院也因对这些电影进行的编排放映,成功地收获了众多追随者。Cinema Square Tokyu当初配置昂贵座椅的事情还成为了热门话题,其制定的一系列观影规则也被严格执行。如采取了完全轮换制杜绝站立观影,且观影期间不能中途入场,也不允许饮食。东急电影院的成功成为各种演出公司开始经营独立影院的契机。Euro space(ユーロスペース,1982年-)、Cine Vivant六本木(シネヴィヴァン六本木,1983-1999年)、Cine Saison涩谷(シネセゾン渋谷,1985-2011年)、Cinema Rise涩谷(シネマライズ渋谷,1986-2016年)、 Chanter Cine(シャンテ・シネ,1987年-)和 LE CINÉMA(ル・シネマ,1989年-)等电影院相继成立。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莫里斯》(1986年)、《柏林苍穹下》(1988年)和《天堂电影院》(1989年)等影片吸引了女性和年轻观众,将独立影院的观众层延伸到寻求作家电影的观众之外。

随着录像带租赁的普及,小规模发行公司的数量增加,个性化影片的供应也与日俱增,独立影院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了成熟期。电影院在这一时期的另一个特点是,起到了信息驿站的作用,如Cinema Rise涩谷就正是如此。诸如《新桥恋人》(1991年)、《猜火车》(1996年)和《天使爱美丽》(2001年)等与时尚和音乐紧密相关的电影,引领了年轻人的 “文化”。

电影院的区域差异
2010年以后,随着数字化浪潮开始进入电影业,因面临数字放映设备的配置和缺乏继任者等问题而被迫关闭的电影院相继出现。这些影院在过去,大都隶属于大型电影制作和发行公司,或是其直营设施,也是地方城市现有的娱乐中心。这一情况,与商业影城在2021年之前的十年间增加了42个影院466个银幕形成鲜明对比。另一方面,包括名画座在内的小型独立影院增加了5家,银幕增加了约30块。例如,东京都青梅市的Cinema Neko(シネマネコ,2021年)、兵库县丹波市的Ebisu Cinema(エビスシネマ,2021年)和岛根县益田市的小野泽Cinema(小野沢シネマ,2022年)。

在此情形下,独立影院在保证当地 “电影多样性 “方面的意义愈发重要。2020年,日本每块银幕的人口数达到了34241人,而韩国为17190人,法国为10629人,美国为9913人。由此可见,在日本,一块银幕前聚集了更多的观众,这表明与上述国家相比,除了大城市,电影院的可及性是最低的。虽然商业影城为少数热门电影提供了比较集中的银幕,而更难获得票房收益的中小规模电影大量流向独立影院的趋势正在加强。这一实情,必然会导致独立影院的经营疲软,但它在当地社区内将人们平等地与电影联系起来,并建立文化基础设施方面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


主要国家每个银幕的人口数。 引用自《2021年电影放映活动年鉴》,“III与其他国家的比较[2020]”,由一般社团法人社团电影中心出版。

独立影院与下一代
虽然新冠疫情导致电影院的上座率和票房收入大幅下降,即便作为独立影院主要观众层的高龄者仍然没有回到电影院,但针对年轻观众也进行着很多尝试。例如,在2021年1月到2月期间企划并实施的”当代艺术之家入门:新古典主义的七夜”,连续七晚放映了包括维克多·艾里斯的《蜂巢幽灵》、瓦拉里·康涅夫斯基的《死亡与复活》和弗兰迪-M.米偌的《阿尔卑斯的激情》等在今天很难单独放映的经典作品。各青年导演和编剧围绕着他们选择的电影展开了对话。对他们来说,独立影院不仅是一个自己作为观众与电影相遇的空间,也是一个自己成为专业电影人“操练场”。如今出道电影即在商业影城放映的例子是极为罕见的,许多青年导演的作品,都是首先在独立影院、或是电影节上发表,在积攒了更多的关注之后,他们才能获得更多机会制作规模更大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这个企划在日本全国各地的18个独立影院同时举行,映后谈通过线上的形式把每个现场连接起来,这样就实现了同期接受来自任一活动现场的提问。独立影院本身可以说是谋求差异性而出现的产物,但为了探索电影院作为一个 “场域 “的魅力,而在保持个性的同时彼此联结,不得不说是一个突破性的尝试。电影院也是一个 “经验 “交汇的空间。在映后谈环节,导演们向年轻观众分享每部电影对自己的影响这件事本身,也正是电影作品自身在当下存在的意义,换句话说,是对电影作品的重新发现。大家自己关于独立影院的记忆与他人的记忆重叠、碰撞、并被继续传递。电影院本身就是一个多元化的地方,也是一个文化传播点,同时它还兼具 “教育 “功能,通过观看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个能够在未来对电影文化进行持续支持的系统建构,是非常有必要的工作。认真讨论面向电影院、特别是针对独立影院的公共支持方式,确实是到了至关重要的时刻。


主要经营纪录片电影发行的“东风”制作的“艺术之家入门”的海报。2022年,以“纪录片”为主题进行了特别放映。

土田环
早稻田大学基干理工学部表现工学科讲师 (专职) 。专业是电影史、电影美学和电影放映管理。从早稻田大学毕业后,他在东京大学,洛桑大学,巴黎第八大学,罗马第三大学研究生院学习,自2016年起担任现职。从学生时代起参与日本国内外电影节项目和电影的国际合作,并担任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东京办事处的项目协调员一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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