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自2020年7月我们推出“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受益，我们将继续分五期，每周四重播“日本文化”系列，希望大家喜欢。

第二讲：中日僧侣往来与茶文化东传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 江静

主讲人介绍：

江静，浙江大学历史学硕士、古典文献学博士，浙江工商大学东方语言与哲学学院兼东亚研究院教授、博导、院长，兼任中国日本史学会副会长、千叶大学客座教授、日本早稻田大学宗教研究所招聘研究员等。主要研究领域有：中日文化交流史、日本文化。正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古代中日佛教外交研究”、文化部项目“日本藏中国古代禅僧墨迹调查与研究”等。出版《赴日宋僧无学祖元研究》《日藏宋元禅僧墨迹选编》等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60余篇，主编《日本中国绘画研究译丛》《东亚学》等。

一、遣唐使中的学问僧与茶文化初传日本

　　隋唐时代是日本主动汲取中国文化的第一个高峰期，从630年到838年的两百余年间，共有16批遣唐使来到中国，他们如饥似渴地学习唐朝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饮茶文化。唐代饮茶习俗已较为普及，780年前后陆羽《茶经》的问世，更是标志着茶文化的确立。饮茶文化被遣唐使们传到了日本，在这其间，僧人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据《日吉神社神道秘密记》记载，805年，日本天台宗始祖、传教大师最澄（767-822）从唐朝留学归国，他将从浙江天台山带去的茶籽种在了位于今滋贺县比叡山东麓的日吉神社境内，该地因此有了日本最古的茶园。

　　除了最澄，与他同船赴唐留学的弘法大师空海（774-835）也是位嗜茶之人。他在814年献给嵯峨天皇的《空海奉献表》中，提到了自己日常饮茶之事，所谓“茶汤坐来，乍阅振旦之书”。据说，空海还从唐朝带回一只茶臼，现保存在奈良县宇陀市的佛隆寺。

　　在日本茶文化史上，大僧都永忠献茶一事常被人津津乐道。据《日本后纪》记载，815年四月，嵯峨天皇（786-842）途经京都北郊的崇福寺，永忠（743-816）率众僧将天皇迎至寺内，礼佛之后，又伴随天皇赶赴梵释寺，并在那里为天皇煎茶奉御，永忠曾在唐生活了近三十年，他所用的煎茶法应与唐朝相同，即将团茶捣碎煮着喝。嵯峨天皇原本就对中国文化颇为仰慕，在喝了永忠献的茶以后，很是欢喜，便令今天的京都、奈良、大阪、滋贺、兵库等地种植茶树，以备进贡之用。

　　在天皇的带动下，吃茶趣味在上层社会流行开来，时为九世纪前期的弘仁年间（810–824），一般称这一时期的茶文化为“弘仁茶风”。那些对唐朝文化充满憧憬与渴望的平安贵族和上层僧侣，将饮茶行为视作唐朝文化的一种表现形式刻意地学习和模仿。他们或是与亲友煮茶吟诗，在漂渺的茶烟中共同体味超凡脱俗的意境，所谓“相谈酌绿茗，烟火暮云间” （《文华秀丽集·题光上人山院一首》）“肃然幽兴处，院里满茶烟”（《凌云集·秋日皇太弟池亭赋天子》）；或是寓情于茶，表达与友人的离别之情、惜别之意，如同嵯峨天皇在为即将回高野山的空海设茶宴饯行时所赠诗中的一句“香茶酌罢日云暮，稽首伤离望云烟”（《经国集·与海公饮茶送归山》）；或是在遭遇困苦时借茶解忧，求得暂时的解脱，菅原道真在遭小人陷害，流放九州筑紫之际，曾言“烦懑结胸肠，起饮茶一椀”（《菅家后草·夜雨古调十四韵》）。一时间，品茗吟诗成为高雅进步的象征、身份地位的展示、消愁解闷的方式。

　　然而，随着9世纪末遣唐使派遣的废止，贵族文化的逐渐衰败，日本民族文化的昂扬，曾经盛极一时的弘仁茶风逐渐衰退下去，成为人们记忆中一个华美而虚幻的梦。

二、南宋中日僧侣往来与茶文化再传日本

　　自840年最后一批日本遣唐使回国以后，中日两国的官方往来便暂告一段落，但在民间，商船往来却渐趋活跃，大量的日本僧人搭乘商船来往于中日间。到了南宋中后期，为学习禅宗而入宋的日本僧侣数量激增，有名可考者就有近200人，同时，有越来越多的中国禅僧东渡日本，他们不仅将禅宗传到了日本，也将宋代的制茶、饮茶方法及禅林的饮茶习俗带到了日本。

　　南宋饮茶法与唐代不同，是将型茶放入茶臼碾成粉末后，用茶勺取适量放入茶碗，注入热汤，用茶筅快速搅拌均匀后饮用，这也正是今天日本茶道沿用的点茶法。南宋禅林，茶会已成为禅僧修持和丛林生活的必修课。茶会的形式、程序、仪轨以及使用的茶道具等均需遵循禅院清规和法事仪礼进行，堂设威仪、井然有序。来往于中日间的禅宗僧侣将禅院茶会移植到日本博多、镰仓、京都等地的寺院，为日本茶道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其中，贡献特别大者，有荣西、道元、圆尔辨圆、南浦绍明等，限于篇幅，我们今天简单介绍两位。

　　第一位是被日本人奉为“茶祖”的荣西（1141-1215）。荣西本是天台宗僧侣，在27岁和47岁时两度入宋。第二次在宋长达四年，随虚庵怀敞禅师在天台山万年寺、今宁波天童寺习禅，得受临济宗正传。回国后，他创立了京都建仁寺、镰仓寿福寺，致力于传播禅宗，被认为是日本临济禅宗的始祖。

　　荣西在1191年第二次归国时，带回了一些茶树、茶籽和茶具。他相继在九州平户岛上的千光寺、北九州的脊振山种下了一些茶树，脊振山后来被视为日本茶叶栽培的原产地。除了身体力行，荣西还鼓励别人种茶。他送给京都栂尾高山寺的明惠上人一盏茶壶、五粒茶籽，告之有“遣困、消食、快心”（《栂尾明惠传记并遗训》）之功效。明惠闻其言，将茶籽种在寺内，茶树长势良好，茶叶味道纯正。以后，栂尾茶就被奉为“本茶”，它地产的茶则被视作“非茶”。

　　荣西不只种茶，他还是茶文化的宣传与推广者。据最早记录武家活动的史书《吾妻镜》记载，1214年二月，荣西为醉酒的幕府将军源实朝献茶解酒，颇为奏效，茶作为良药之功效开始为世人所认识。荣西还向将军献上了自撰的《吃茶养生记》，这是日本第一部茶书专著。在此书中，荣西结合在宋经历，介绍了茶的采制、保存及点茶方法，并着重从医学角度宣传了茶所具有的延年益寿之功效，对茶在日本的普及贡献颇大。

　　第二位是在日本茶道史上具有特别地位的南浦绍明（1235-1308）。绍明年轻时随赴日宋僧兰溪道隆习禅，25岁入宋，随虚堂智愚先后在杭州净慈寺、径山寺修习禅法，1267年归国。回国后的绍明在今博多的崇福寺担任住持长达33年，晚年相继住持京都万寿寺、镰仓建长寺。如前所述，南宋禅寺茶会已成为僧侣修持和丛林生活的必修课。曾在南宋生活八年之久的绍明，对禅院茶会的做法一定颇为熟悉，也很可能会在自己住持的寺院效仿践行。

　　据《贞要集》《俗说赘辨》《类聚名物考》《茶道筌蹄》等文献记载，绍明在回国时带回了茶道具及茶典七部。茶道具中，有点茶时用于摆放茶道具的茶台子、烧水用的风炉、煮水器具茶釜等，这些都是至今仍在使用的茶道具。此外，也有学者认为“和敬清寂”这一表现茶道精神的茶道四规也是来自绍明携归的《茶堂清规》。由于记载上述内容的文献形成于18、19世纪，与绍明的时代相差五百余年，其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江户时代有关绍明的这些传说的流行也说明了绍明在茶道界具有相当的威望，这一威望的形成，与其弟子宗峰妙超（1281-1336）开创的大德寺在茶道界的地位不无关系。

　　15世纪的大德寺，名僧辈出，茶道史上的著名人物，如茶道开山祖村田珠光、武野绍鸥、“茶圣”千利休等都曾跟随大德寺派的禅师参禅，并达到了极高的禅悟境界，这就使他们有可能在形式上借鉴禅寺茶会礼仪，在思想上吸收禅宗精神，将饮茶行为与禅宗修行相结合，最终诞生了融哲学、宗教、艺术、礼仪为一体的“日本茶道”。此外，大德寺也是举办茶会的重要场所，直到今日，大德寺内依然留有据传为小堀远州、松平不昧等人修建的著名茶室。

里千家点茶表演（2019年浙江工商大学日本文化体验中心）

三、明末清初僧侣东渡与日本煎茶道的形成

　　1956年，37个日本煎茶道流派聚集在京都宇治黄檗山的万福寺，成立了日本煎茶道联盟。联盟尊清初赴日的隐元禅师为始祖，会长由万福寺住持担任。直至今日，每年的五月，联盟都要在万福寺举行大会，设煎茶席招待四方茶友。为何煎茶道联盟要追认隐元为始祖，并将总部设在万福寺呢？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煎茶道是明清文化影响下的产物，而隐元是明清文化的代表，万福寺是传播明清文化的重要道场。

　　明末清初，随着江户幕府禁教锁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日本人被禁止出国，持续近千年的日僧来华时代宣告结束，与之相反，伴随着对日贸易的活跃，中国人东渡日本形成了新的高潮，这些人包括商人、文人、明末遗臣及僧侣，他们大多来自福建、浙江等地，他们将中国南方的饮茶习俗带到了日本，促进了日本煎茶道的形成，其中，就有隐元僧团及其弟子法孙。

　　隐元（1592－1673），今福建省福清县人，主持福清县黄檗山万福寺达17年之久。1654年，应长崎兴福寺住持逸然性融之请，率弟子三十余人东渡日本，七年后，在朝廷和幕府的支持下，在京都府宇治郡建成了黄檗山万福寺，标志着日本黄檗宗的创立。从寺院建筑、清规戒律到生活方式，万福寺皆仿明清样式，且前十三代住持皆由中国僧人担任，是明清文化在日本的重要传播中心。隐元及其开创的黄檗宗对日本煎茶道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将明清时期福建的茶种、茶器及采茶、制茶、煎茶方法和饮茶习俗带到了日本。与宋元不同，明清流行的是散茶，隐元传入日本的，是将茶叶放进砂铫里煎饮的煎茶法。后来，随着福建功夫茶的成熟与东传，以及日本制茶技术的提高，把茶叶放进茶壶，注入热汤浸泡后饮用的泡茶法成为煎茶道的主流。

煎茶道道具

　　其二，煎茶道形成初期的重要人物皆为黄檗宗僧人。例如，撰写《煎茶歌》颂扬煎茶文化的日僧月潭道澄是跟随隐元近20年的黄檗宗僧侣；被奉为煎茶道中兴之祖的“卖茶翁”月海元昭是曾在万福寺生活的黄檗宗僧人，今天，黄檗寺境内还有祭祀卖茶翁的卖茶堂。

　　其三，煎茶会小馔席所用料理多为万福寺开创的“普茶料理”。

2017年京都黄檗山万福寺煎茶大会

　　综上所述，佛教僧侣在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上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僧侣传到日本的不只是佛教文化，其影响波及日本文化的多个方面；无论是抹茶道，还是煎茶道，其形成过程皆说明了日本文化具有善于吸收外来文化的“开放性”特征，也有结合本国需要进行改造与变异的“主体性”特点。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日本端午习俗中菖蒲文化与插花漫谈”，由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郑青副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化）

题目及主讲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 崔世广

第二讲　中日僧侣往来与茶文化东传

　　　　浙江工商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 江静

第三讲　日本端午习俗中菖蒲文化与插花漫谈

　　　　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副教授 郑青

第四讲　走近日本香道艺术

　　　　北京大学教授 滕军

第五讲　和食中体现的日本人的审美意识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 徐静波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阅读繁体版↓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