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我们推出“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受益，我们将分八期，每周四重播日本文学系列一，希望大家喜欢。

第七讲：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近代日本研究中国新文学力量的兴起

---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徐静波

主讲人介绍：徐静波：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教授。研究领域为中日文化关系，中日文化比较。专著有《梁实秋：传统的复归》，《东风从西边吹来-中华文化在日本》，《近代日本文化人与上海（1923-1946）》，《和食：日本文化的另一种形态》，《解读日本：古往今来的文明流脉》，《困惑与感应：近代日本作家的中国图像1918-1945》等11种，译著有《近代日中交涉史研究》，《蹇蹇录-甲午战争外交密录》，《魔都》等16种，编著有《日本历史与文化研究》等12种。曾在日本神户大学，东洋大学，京都大学等多所大学担任教授。现为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的首席专家。

第七讲  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音频：00:00/16:04

　　1934年4月，以东京帝国大学为温床，日本诞生了第一个以现代中国文学为研究对象的团体——“中国文学研究会”，它的核心人物便是竹内好（1910-1977），那一年他才24岁，刚刚从东京帝大毕业，与他共同创建这一研究会的武田泰淳和冈崎俊夫，也是曾经的帝大学生。

何以会在中日关系日益紧张的1934年，在日本会诞生了中国文学研究会这一组织并艰难维系了长达9年的岁月？它在当时和日后的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究竟具有怎样的意义呢？今天想跟各位聊一下这一话题。

大家知道，日本与中国有着十分悠久的文化交往历史，早期日本列岛上的居民是有语言而没有文字，早期的日本文献都是用汉字汉文记录的，10世纪前后，日本语文诞生，但受过教育的日本人，依然会阅读汉文汉诗，这一情形一直延续到了明治中后期（19世纪末）。所以那个时代，稍有教养的日本人，对于中国的文学都很熟悉。19世纪后半期，西洋文明传入日本，欧洲人研究学问的方法也渐渐为日本人所掌握，于是日本人就开始运用相对比较科学的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早在1892-95年期间，就出现了儿岛献吉郎等撰写的《支那文学史》，那时中国人自己写的通史性质的中国文学史还没有，由此可知日本人很早就开始了对中国文学的系统研究，后来在东京帝国大学等相继开设了支那文学研究科。不过，那一时期，日本人研究的，主要是古代的、至少是近代以前的中国文学，对近代以后的中国，几乎很少注目。

到了1930年代初，那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的一批青年学生，就对这一现状很不满，他们凭着一股年轻人的激情和朝气，就打算打破这种陈旧的气氛，在中国文学研究上，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来。那么，这是些什么样的青年人呢？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破旧么？

冈田1933年从东大毕业，武田1931年进入东大后，因参加左翼活动而被警署三次逮捕，此后也就不去上课且未交纳学费，事实上也就终止了学业。他们两人都出生于僧侣家庭（日本的僧人在明治5年也就是1872年获准可以娶妻食肉），自幼习读佛经（佛教在6世纪中叶自朝鲜半岛和中国大陆传入日本后，基本上采用汉译佛经），他从小就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所触及，养成了较高的古汉语阅读能力，较早就表现出了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在高中期间阅读了《红楼梦》等中国古典小说，并去了一家私立学校学习现代汉语，尝试阅读胡适、鲁迅等新文学家的作品。而冈崎在高中期间，似乎对俄国更感兴趣。而竹内则出生于医师和官吏的家庭，自幼与中国并无家学渊源，他自己曾坦言，进大学后仍无法顺利地阅读古汉语（日语称之为“汉文”，包括中国的古籍和日本人用古汉语撰写的文献），甚至对中国也没有太多的关切，他之所以选择这一专业，主要是因为不必考试，进了学校，即使不怎么去上课，届时也可顺利毕业。事实上，当时的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支那哲学支那文学科，并不是一个高不可攀的地方。

《阿Q正传》，《狂人日记》日文版

如果这样的状态持续下去，大概也就没有日后中国文学研究会的诞生。这里，作为该组织领袖人物的竹内好1932年的中国之行，可谓彻底改变了他本人的命运，也是中国文学研究会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机缘之一。这一年的8月，他获得了外务省对华文化事业部的一半资助，随一个学生团体经朝鲜半岛到中国来旅行，他到中国来的动机，一开始并非出于对中国的兴趣和关切，他后来自己曾说：“我那时学籍虽然放在中国文学科，但并没有真心想要搞中国文学，对中国也没有什么兴趣。只是因为这次旅行有旅费的补助，便想利用这一制度来满足一下青年时期特有的放浪癖好。但是到了北京以后，我被那里的风情和人物所醉倒了。即使到了期限，我也不想回日本，请家人再寄了旅费过来，一个人待到寒风将要袭来的季节，每天漫无目的地在街上行走。我与中国的结缘，就始于这次北京之行。”[1]“于是我的想法完全改变了。从此就想真心研究中国，买了若干的书刊带回来，开始了我的第一步。因为我还无法阅读汉文，于是就从现代汉语开始。”[2]

当竹内好决心想要研究中国、尤其是中国文学的时候，他们这些年轻人就立即意识到了日本学界的老旧气氛，大学的教授，对于正在发生剧烈变革的中国现状、尤其是五四以后中国文学出现的新气象，几乎视若无睹，这使他们感到很不满。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武田泰淳在1943年回忆说：

“我们从学生时代开始，对汉学这样的东西抱有反感。与其说是抱有反感，不如说是完全没有兴趣。通过汉学来接触支那的文化，总不能获得满足，在感觉上也很不喜欢。倒也不是说对汉学的本质已经看得很明白，而是对由汉文所笼罩的这种气氛，由汉学所散发出来的儒教的冬烘气，怎么也无法适应。作为日本人来说，应该还有其他研究支那的途径。…于是我们在昭和九年（1934年）开始了中国文学研究会，对支那的现代文学、支那的支那学者的业绩，展开了调查。”[3]

当然，1930年代初期，日本的文坛或研究界并非对中国的新文学完全视若无睹。事实上，在1920年创刊不久的《支那学》杂志11月号上就连续刊出了后来成了中国文学研究大家的青木正儿的《以胡适为中心的涌动着的文学革命》的长文， 1922年出版的《文学革命和白话新诗》（大西斋等编著）收录了胡适、康白情等人的作品，1920年抵达北京的基督教神父清水安三在1924年出版的《支那的新人和黎明运动》一书的第十章即为《现代支那的文学》，他虽然不是一个文学研究家，却以自己在北京的实际感受向日本读者传递了最新的信息。此后，村松梢风的《魔都》、谷崎润一郎的《上海交友录》等都或多或少披露了中国文坛的新动向，1926年7月，当时在日本影响颇大的《改造》杂志出版了夏季增刊“现代支那号”特辑，收录翻译了五四以来出现的新小说、新戏剧、新诗和评论等，应该说，时至1920年代末期，日本的文学界已经注意到了中国文坛的新气象。但是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尤其是作为最重要的学术重镇的帝国大学内，对中国的研究基本上依然沉湎于故纸堆里。

于是，竹内好决定联合身边的同志来创办一个无论从研究对象还是研究方法上来说都是一个崭新的学术团体。这一想法大约产生于1933年后半期，经过数次的酝酿后，1934年3月1日在竹内好家里，举行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第一次的准备总会。决定研究会的名称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每月1日、15日举行两次例会，并出版一份研究杂志《中国文学研究月报》。

当时研究会成员通过设在东京神田北神保町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馆内的书店，田中庆太郎开设在东京本乡的文求堂书店，以及在北京的日本友人购入了大量中国新书刊，通过这三个途径，研究会的成员几乎读到了所有当时中国出版的重要文学书刊，包括沈从文、老舍、茅盾、洪深、田汉、丁玲等的最新作品。

期间和之后，竹内陆续结识了后来成为研究会重要成员的小田岳夫（小说家，《鲁迅传》和《郁达夫传》的作者）、松枝茂夫（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周作人作品和《红楼梦》的译者）、增田涉（中国文学研究家，翻译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译者）。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主心骨无疑是竹内好，发起人是他，具体的经营乃至杂志的编辑也是他，1937年，竹内好经日华学会的友人的斡旋，获得了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得以到北京去留学两年，几乎在同时，武田被应征入伍，作为辎重兵的一员被派往中国大陆战场。在竹内逗留北京的两年期间，杂志的编辑主要由松枝茂夫来担任，1939年10月，竹内期满归国，重新接掌了研究会的日常工作。1940年4月，《中国文学月报》在出版了第59号之后，决定自第60号起改由生活社出版发行，刊名改为《中国文学》，页数由原本薄薄的12页改为48页，对外公开发售。

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活动和成果主要表现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举行研究例会、恳话会、讲读会等活动，就某一主题讨论介绍研究会内外人员的相关研究心得和学术信息等。第二就是出版研究刊物，对当时鲁迅、林语堂、沈从文、郁达夫等作家做了及时的介绍和评论，除了文学研究之外，对当时中国现实的社会也相当关注，蔡元培去世时，特别出版了纪念专辑。第三，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几乎所有研究会的主要成员都是翻译家，他们除了在《中国文学》上发表译作外，几乎都有各种翻译的单行本问世，比较重要的有冈崎译的丁玲的《母亲》、郁达夫的《沉沦》、巴金的《寒夜》、沈从文的《边城》等，而竹内好是日本最知名的鲁迅翻译家，以一人之力编选翻译《鲁迅文集》，可惜在完成了第6卷之后不幸去世。

《沉沦》日文版封面

《沉沦》日文版

　　在日本国内形势越来越严峻的1943年，竹内好为了不使中国文学研究会失去自己的独立品格，不得不忍痛解散了这一组织。在战后，曾经一度恢复，也继续出版刊物，但在1948年还是偃旗息鼓了。

不过，中国文学研究会在近现代日本对中国新文学的翻译、介绍和研究上，影响是巨大的，在当时和战后，主要的成员都成了著名的思想家（竹内好）、文学家（武田泰淳）和翻译家（松枝茂夫）等，可谓功勋卓著。1977年，汲古书院复刻了所有的《中国文学研究月报》和后来的《中国文学》，他们在中日文学交流上做出的卓越贡献，至今仍然令人敬仰。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由北京大学的翁家慧副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

[1] 竹内好《孙文观的问题点》，初刊于1957年6月号《思想》杂志，《竹内好全集》第5卷，第25页，东京筑摩书房1981年。

[2] 竹内好《作为方法的亚洲•序章 我的回想》，第16页，东京创书社，1978年。

[3] 武田泰淳《司马迁•自序》，东京日本评论社1943年，此处引自《武田泰淳全集》第10卷，第3页，东京筑摩书房1971年。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王凯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二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三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四讲　“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韦立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讲　“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周以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讲　“芥川龍之介文学的魅力”

秦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七讲　“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第八讲　“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阅读繁体版↓

https://www.jpfbj.cn/sys/wp-content/uploads/2022/01/wenxue-new-7.txt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写在前面：

   为更好地向大家介绍日语学习教材《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分享日语知识、交流日语学习心得、介绍日本社会文化、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从“IRODORI”邀请来了两位新朋友。刚刚面世的它们，对这个世界还在探索阶段。值此之际，我们真挚地邀请具备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的你，来帮它们取个中文名吧。

 

扫描左方二维码，可浏览《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中文版全部内容。

首先，请大家看看它们的介绍。

 

核心创意：我们在鸟中寄予期冀，期待每一位学习者都从《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这套系列教材中受益，在日语学习的旅程中大放异彩。终有一日，如鸟儿一般，在理想的世界自由驰骋、展翅翱翔。

形象：一只来自“IRODORI”的成鸟，前不久，它结束在日本工作，来到中国。今后将使用《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为大家分享更多日语知识。

寓意：粉、黄、橙的配色，取自于《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三册封面的主打色。若隐若现的尾巴以樱花花瓣为原型，尽显灵巧与活泼。作为将三册教材融会贯通的日语使用者，心态包容、开放。

外部评价：活力四射、总是爱为他人着想。

有一个小癖好，就是随时爱拿手指盘算自己掌握的Can-do数量 (≧∀≦)

给大家的问候语：

「日本語のこと、日本の生活のことなら任せて！これからよろしくね！」

形象：这是一只来自“IRODORI”的幼鸟，以今后赴日工作为目标，今后将使用《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同大家一起学习更多的日语知识。

寓意：橙色为主色，黄色为辅色。取自于《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系列“初级1”与“初级2”教材封面主打色。作为日语学习者，略微圆胖的小尾巴透露着一丝稚气，也展现年轻一辈独有的蓬勃朝气。

外部评价：刚开始接触时，会觉得它少言少语，但那只是它害羞的表现。等实际熟络起来，和人聊起天来可谓是“滔滔不绝”。同时，它背后的温柔一面也会日益显现。最爱和前辈们一起练习“影子跟读”。

给大家的问候语：

「これからみんなと一緒に勉強できると嬉しいな！よろしくね！(๑˃̵ᴗ˂̵)」

看完它们的简介，大家是不是也已经有一些好主意了呢。快来投稿告诉我们吧。

现将征集活动有关事项公布如下：

一、征集对象

社会各界人士

二、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2022年2月16日（周三）

三、名称要求

1. 名称应用范围：

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各类日语相关活动、《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教材介绍资料、相关周边产品等。

2. 名称设计要求：

（1）特色鲜明。结合吉祥物特征，保持风格统一，体现《IRODORI：生活中的日语》教材的定位。

（2）有独创性、新颖性。兼有一定的艺术内涵。名称字数通常2-5个字为佳，需对名称涵义作简明阐释。

（3）有平易性。避免产生误解和歧义，字面平正通达，易识、易记、易诵。

四、提交方式

扫描下方二维码，填写内容。

五、评选及奖励

本中心将基于公平、公正原则，在投稿作品中选择最契合吉祥物理念的名字，于2022年2月23日（周三）公布结果。

对积极建言献策的朋友，本中心会择优挑选十位朋友送上本中心2022年专属台历与手账本~ 对提议采纳者，还有额外丰厚大礼包相送。

六、注意事项

来稿恕不退还、投稿必须为原创，不得侵犯第三方的知识产权。如涉及借用等侵权行为均由作者承担一切后果。最终解释权归北京日本文化中心所有。

七、联系方式

电子邮箱：irodori@jpfbj.cn

联系电话：010-8567-9511

2022年1月19日

期待听见大家的声音。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本中心特此为您推出由中外学者撰写的海外日本研究概况以及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书评，以期促进中国学者与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六篇：“以合理的名义”

——浅谈美式日本文化解读的本土化倾向

---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

丁诺舟

作者介绍：

丁诺舟,1987年生，南开大学世界史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史。发表有《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从仪式到教育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身份认同感的形成》等论文十余篇，译著有《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孙子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即便不需身经百战，知己与知彼也是人类认知世界的基础环节，更是促成心智发展的重要途经。然而，知己与知彼往往存在主次先后之分，知己总是走在知彼之前。希腊古城特尔斐的阿波罗神殿上镌刻的名言“人啊，认识你自己”，正是指明了自我认知在世界观构建中的基础性地位。然而也正是因为知己的先发性与先验性，对自身的了解往往会作用于知彼环节，使知彼的过程失去独立性，即形成通常所说的“人类只能认知已知的事物”。

当他者的存在特征不符合自身的认知体系时，认知者会自发性地将他者进行改造，使其符合自身的认知范式，这一过程被称为“合理化改造”或“合理化再创造”。人类在认知自身历史和异文化族群时，往往会自发性地进行合理化改造。独立战争前夜的“午夜狂飙”故事在美国家喻户晓。在获知英军将于翌日发起攻击的消息后，保罗·里维尔驰马狂奔报信，高喊“英国人来了（The British are coming）,各地的民兵因此获得了宝贵的备战时间，最终以逸待劳地迎击英军，打响了独立战争的第一枪。然而众多历史研究者指出，保罗高喊的不可能是民众熟知的“英国人来了”。因为在当时，北美殖民地的民众也是“英国人”，British一词并不能区分敌我。保罗实际呼喊的可能是“正规军来了（The Regular are coming）”，因为身穿红衫的“正规军”才是民兵们的真正对手。然而，随着美国的独立与国际地位的变化，美国民众不再能清醒认知自己的祖先曾是“英国人”的事实，正规军与民兵的对抗在潜意识中被转换成英国人与美国人的对抗，“英国人来了”的高呼便被以讹传讹地成为历史常识。这就是美国民众对自身历史的合理化改造。

Paul Revere riding on the night of April 18, 1775, to warn Boston-area residents that British troops were coming.© SuperStock

　　在认知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合理化改造表现得更加明显。在美国有意识地寻求认知日本的初期，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便鲜明体现了这一倾向。比较文学研究家仓智恒夫指出，本尼迪克特认知日本的模式与法国文艺批评家路易斯·卡扎米安（Louis Cazamian）的著作《英国之魂与其历史风貌》中展现的认知英国的模式基本相同，二者均以本国文化和价值观为基本参照系，通过寻找外来文化与本国文化的异同，归纳总结外来文化的特征。换言之，外国文化的特质必须经过本国文化检验，才能成为认知的对象。本尼迪克特本人身处“罪感文化”的基督教文化圈，其基本价值判断确信必须有某种精神内核来驱动人类的一切行为，即便这个内核不是“罪”，也肯定有其他类似要素，否则即不合理。最终，本尼迪克特找到了“耻”，进而将日本的文化类型定位为耻感文化，使日本文化成为可以与罪感文化相提并论的合理性存在。不论“耻”是否真的是驱动日本人行为的精神内核，这种按图索骥式的认知方式，恰体现了认知外来文化过程中的合理化改造。

在认知外来文化的早期阶段，以促进相互理解为目的的合理化改造无可厚非。新渡户稻造也深谙此道，因此在《武士道》中故意将骑士道（Chivalry）、公平竞争（Fair play in fight）、荣誉（Honor）等欧美文化中耳熟能详的概念套用到对日本精神的介绍中。新渡户稻造主动进行了“合欧美之理”化处理，迎合了阅读对象的认知需求，能在欧美社会引起巨大反响自然不足为奇。

Bushido Code，Nikita Abakumov Canvas Art

　　随着对外来文化认知的不断深入，合理化改造的成分一般会逐渐减弱，但并不会完全消失。各国均有着固有的文化价值观，因此不同国家的日本研究均会呈现出鲜明的本土化个性。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在其民众的思维体系中较为根深蒂固，且长时期处于强势文化地位，因而时至今日，美国对日本的文化解读依然带有较为明显的本土化、合理化痕迹。当然，这一倾向同样存在于欧洲。英国日本研究协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胡德曾风趣地说，“总有一些日本朋友和我抱怨说，西洋人穿和服，怎么都不对劲。我总会立刻回应道，那你们以后也别穿西装了。但是仔细想来，总觉得我的逻辑在哪里有问题。”胡德主席的逻辑既是合理的，也是不合理的。说合理，是因为在欧美人看来，西服是其文化的体现，和服则是日本文化的体现，二者地位对等，因此若欧美人穿和服不合理，则日本人穿西服亦不合理。说不合理，是因为日本人早在明治时代就开始接受西装，时至今日，西装已成为日本人服饰文化的一部分。与此相对，和服并没有成为欧美人日常穿着的一般性服饰，而是停留在对异国文化的欣赏层次。因此，西洋人穿和服并不能与日本人穿西装对等。合理与不合理，关键在于站在何种立场与角度。美国对日本文化的合理化改造，恰是以自身文化标准出发，依照固有逻辑对异国文化进行修正性解读与再创造的过程，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基于西方的道德理性（moral rationality），对日本的文化现象进行修正性解读。道德理性指以社会主流的道德伦理为基础，通过分析与推演，确立自己行为准则的智能。伦理与道德标准因时而异、因地而异，具有极强的变化性。作为西方文化源头之一的古希腊文化也曾经历巨大的伦理道德观转变。希腊神话充满了神与人之间爱憎情愁，在今天被视为人类原生文化的瑰宝，真实反映了神话形成时期希腊人的生活状态与伦理观。但是，随着文化的发展与社会解构的变化，希腊人的伦理观发生了变化。特别是进入古典时代之后，一部分知识精英开始质疑神话的合理性，认为拐骗妇女的宙斯、携情人私奔的帕里斯实在伤风败俗，难称道德模范，进而开始对神话进行合理化阐释，试图去除神话中不符合当时道德伦理的部分，例如认为帕里斯带去特洛伊的不过是海伦的幻影，真正的海伦并不会对丈夫不贞。

美国学者在解读日本文化时也存在类似的思维，试图对日本的历史与文化要素进行合乎西方伦理观念的解读。以性别史学者帕特里夏·安德森（Patricia E. Anderson）的“武士之妻的职责：江户时代的社会规范与家内冲突（Roles of Samurai Women: Social Norms and Inner Conflicts During Japan’s Tokugawa Period, 1603-1868）”为例，帕特里夏认为虽然社会规范试图将女性束缚在“家（clan）”的权力体系内，强调为家服务远优先于个人权利，但是为数众多的武家女性敢于反抗社会规范。“她们除了拥有女性应有的甜美、温文尔雅的精髓外，还体现出优秀的武家女性所需的力量。面对那些压迫性的行为准则，她们都用强大的内在力量挑战权威，并凭借个人信念开辟自己的道路。”在列举了若干敢于挑战社会规范的武家女性的事迹后，帕特里夏总结道，“这些女性决定反抗社会规范并不是出于对物质生活幸福的渴望，而是希望赋予生命以意义和目的的内在信念。她们渴望男女之间更加公平，并且用实际行动动摇了江户时代的性别限制。虽然直到二十世纪，日本妇女的社会地位与权利才发生巨大变化。但在江户时代，奋力与家庭（内部）以及社会（外部）的压迫坚决斗争的女性的行动，为即将到来的社会进步奠定了基础。”

包括日本本国学者在内的东亚日本研究者往往重视观察普遍性现象，具体而言，会更关注江户时代武家女性这一社会阶层的共性，而非若干个体的个性。无论是江户时代还是其他时代，无疑都存在着敢于挑战社会规范的女性，也确实会引发一系列的家内冲突，帕特里夏所言不虚。然而，这样的女性是少数特例，还是普遍性现象，帕特里夏则没有，也不需要做出明确界定。究其原因，在日本的历史中寻找拥有独立的自我意识、能够为性别平等而奋斗的女性，构成了帕特里夏的重要研究目的。追求性别平等是近代以来，欧美伦理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性别平等的追求甚至被视为自然权的延伸,纵然地区、文化、种族存在差别，弱势性别群体应当生而追求平等。随着女权运动的发展与深化，探寻与研究追求性别平等的先驱者事迹成为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热门话题，而这一趋势很快传播至日本研究领域。与欧洲诸国一样，日本曾拥有森严的家族制度与等级秩序，而女性则是饱受压迫的对象。在性别压迫制度下，如果没有日本女性能够自发挑战社会秩序，追求性别平等，就不符合欧美伦理价值观的预判，即不合理。因此，以帕特里夏为代表的学者致力于寻找拥有性别平等意识的日本女性，以证明日本人及其伦理判断合乎欧美的道德理性。无独有偶，哈佛大学的梅丽莎·麦考密克 (Melissa McCormick)也从《源氏物语》中解读出了女权要素。从结果而言，帕特里夏无疑获得了成功，成功地证明日本人具有“合理性”。

第二，如果无法进行合乎道德理性的阐释，美国学者通常会试图证明日本的文化特性合乎现实利益，即合乎目的理性。目的理性是指达到目标过程中所使用的手段、资源及程序的合理状态，即是否能合乎理性地实现目的。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中提出的“目的总是证明手段是正确的”这一命题，被认为是目的理性的最好诠释。即便日本的某些文化特质不符合西方伦理标准，但如果能达成其预设目的，则亦可以被视为合理。以耶鲁大学教授法比安·德里克斯勒（Fabian Drixler）的《东日本杀婴现象和人口增长，1660-1950》（mabiki: infanticid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eastern japan, 1660-1950）所研究的杀婴现象为例，众所周知，基督教文化严禁杀婴行为。《十二使徒遗训》中明确要求“不可遗弃儿童，不可甫一降生而杀之（thou shalt not kill a child by abortion, neither shalt thou slay it when born）”。特土良（Tertullian）、米努修（Minucius Felix）、游斯丁（Justin Martyr）等众多护教者均激烈抨击杀婴行为。在基督教伦理观的影响下，杀婴被约定俗成地视为有违伦理的行为，纵有通天之能，也难以为此行为正名。虽然德里克斯勒强调在当时日本的认知体系中，七岁以前的儿童被认为可以自由来往阴阳两界，杀死幼小的儿童被称为“归还神赐之物（神からの授かりものを返す）”，并不会被视为惨无人道的谋杀行径。但是，若仅将解释停留于此，只会使杀婴行为与耻感文化一样，被一般民众视为日本文化野蛮、落后的体现，对日本的认知也就停在了较浅层面。

与本尼迪克特的时代不同，今天的美国学者不会简单粗暴地对文化特征进行优劣定性。德里克斯勒明确指出，杀婴行为的盛行虽然不符合伦理，但却符合家庭结构与经济发展需求。他认为在日本，造成杀婴现象的主要原因既非生存危机，亦非经济困窘，而是基于“道德经济（Moral Economics）”的合理性选择。与欧洲的“分家式”继承制度不同，江户时代的农民家庭主要采用直系家庭继承制度（stem family），即全部家产交由一名子女继承。如果生育子女过多，就会出现大量无继承权子嗣（non-inheriting offspring），类似于欧洲中世纪的“光蛋骑士”。这些无继承权子嗣在家内可能引发财产纷争，在外又会成为威胁社会稳定的无业游民。与欧洲不同，日本各阶层普遍接受拟制血亲继承家业，因此无需通过大量生育子女来确保血脉与家业的延续。在缺乏有效避孕技术的状态下，通过计划性、选择性杀婴，将生育率控制在较低水平、减少无继承权子嗣的数量，是一种兼顾社会安定与家业可持续发展的“低消耗”战略。

虽然符合目的理性，但毕竟有违伦理，所以德里克斯勒最终未能免俗地强调，在明治维新前后，西方对杀婴行为的鄙夷感显著地影响了日本人的价值观，加之民族主义情绪逐渐高涨，生育儿女被视为为国家补充兵员的荣耀之举。这两个要素导致日本的杀婴行为逐渐消失，总和生育率迅速上升。换言之，在接触了西方的伦理价值观后，日本会自发脱离单纯的目的理性，开始追寻道德理性，最终达到西方可以认知的合理状态。

第三，在欣赏、解读文学艺术作品时，具有较浓的西方审美意识色彩。西方审美意识主要体现在重视日本作品中的“异国情调（Exotic）”，迥异于欧美文学、艺术风格的要素往往成为关注焦点。例如，亚历山大·霍夫曼（Alexander Hofmann）醉心于江户时代的“席画”技术，认为席画凝聚了日本绘画技法与审美情趣的精髓。所谓席画是指画家在宴会上，临场接受客人点题，即兴作画的技法，在江户时代的南宗画家间颇为流行。欧洲虽然也有即兴作画与点题购画的传统，但与日本的席画在选题、画风与技法等诸多领域存在极大差异，而这种差异成为包括霍夫曼在内的众多美国学者的研究兴趣点。霍夫曼在《江户日本的绘画与表演（Performing / Painting in Tokugawa Japan）》中指出，作为一种表演性的绘画技法，席画贯穿了整个江户时期，其间逐步吸收了几乎所有主流画派的技法，成为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绘画技巧。霍夫曼从身份等级制、自我认知与商业行为三个层次分析了席画的特征，认为与欧洲迥异的文化环境是造就这一特殊技法与画风的主要原因，也是其美之根源所在。诚然，以河锅晓斋为代表的众多画家绘制了大量极具特色的作品，但正如霍夫曼本人所言，对其特色与美的评判建立在与同时期欧洲画家的比较基础上。若将视域扩大至整个东亚则会发现，席画的技法并没有如此高深而独特。同样，由纪夫·利皮特(YUKIO LIPPIT)对雪舟的泼墨风景画也存在类似的解读。以霍夫曼为代表的学者之所以会对日本的文学与艺术存在“过誉”，是因为他们往往置身于国别研究与比较研究之间。

Performing/ Painting in Tokugawa Japan, Dietrich Reimer Verlag GmbH (2012)封面图。

　　比较文学、比较艺术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是将不同区域、不同文明体系、不同时代中产生的文学艺术作品进行横向比较，通过对两者或多者间共同点与差异的提取与分析，推知研究对象的特质。在比较文学研究视角下，聚焦异国情调虽难免有失偏颇，但并不为过。然而，并非所有的外国文学研究都构成比较文学研究，保罗·梵·第根在《比较文学论》中将文学研究划分为国别文学、比较文学和总体文学三大范畴。在美国，以日本文学、日本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学者大多在个人简介中，将自己定位为国别文学、国别艺术研究者，而非比较文学、比较艺术学者。换言之，他们的职责是发现与阐释日本文学这一本体，而非进行比较。然而与日本的文学、艺术研究者相比，美国学者则大多处于国别研究与比较研究之间，一方面以日本为唯一或主要研究对象，一方面又不可避免地掺杂着本国审美意识，即追求异国情调之美。

从根源而言，对异国情调的追求同样是让日本的文学、艺术符合西方“美之理”的本土化改造。与欧美的文学、艺术相比，日本的作品因其明显特质而往往难以直接融入西方的审美观和美学体系中，一般受众可能出现自发的排斥反应。然而，西方与东方的审美观中普遍存在对异国情调的认同、欣赏、乃至追求，即使这些异国情调明显不符合自身认知习惯。美国研究者正是利用了这一倾向，通过发掘与宣传日本文学艺术的特质，将这些异质的“不合理”要素阐释为异国情调，即合理之美，其结果是引导了审美方向，为日本文学艺术作品的传播另辟蹊径。

美式日本文化解读之所以会出现上述合理化改造倾向，原因主要有两点。第一，在尊重事实的基础上，合理化改造是价值中立的体现。不同文化群体都拥有各自的价值判断标准，在面对不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文化现象时，人们一般会做出三种选择。第一种是坚持自身价值观的正确性，对异质文化进行批判、否定，将其定性为劣等、野蛮。第二种是在坚持固有价值观的前提下，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寻找异质文化中符合自身价值观的成分，亦或通过对其进行合理化改造，探寻符合自身价值观的解读方式。第三种则是不受某一种价值观体系束缚，均等地认同不同文化特征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即所谓“你对，我亦不错”的思维方式。上述三种价值取向同时存在，第一种一般被定性为文化保守主义，第三种则是与其相反的文化多元主义，此二者构成了文化认知的两个极端。而第二种则是折中的产物，既坚持自身价值观作为判断标准，又在极大程度上受容了异质文化的价值理念。美式日本文化解读的合理化改造，其根源正是这种折衷主义的文化受容方式。所谓改造，并非针对文化现象本身，而是在解读方式中插入逻辑转译。

第二，合理化改造是引导、辅助一般大众理解日本文化的重要手段。在探索真知的同时，将自身的研究成果向一般大众普及、传播亦是学者群体的重要任务之一。与从事外国文化研究的学者不同，一般大众往往缺乏外国文化的背景知识，在认知异质文化时往往会使用固有价值观作为评判标准，进而可能出现排斥、贬低异质文化的倾向。合理化改造的意义在于将本国文化与外国文化置于同一语境之下，引导一般大众理解外国文化的合理性，在此基础上认知、欣赏其特殊性，而非固守成规地对外国文化进行盲目批判。

然而，不可否认，合理化改造毕竟经历了改造过程，在细节理解上确实存在若干偏差，甚至是匪夷所思之处。然而需要注意的事，合理化改造一般存在于人文研究领域，而非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领域。与定性、定量分析的科学研究方法不同，人文研究探寻的是相对性的合理，而非绝对性的正误；是多元化的视角和解读方式，而非统一的标准答案。日本人穿西装是合理的，欧美人穿和服也是合理的，日本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以固有价值体系为标准解读日本文化都是合理的。不同的价值观、不同的合理性、不同的解读方式，共同构成了文化阐释的多元性。

感谢您的阅读。下一期将发表“平安朝文学与日本民族主义”，由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倪锦丹执笔。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继续关注。

海外日本研究推介系列预告（拟定）

第一篇　“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英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二篇　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三篇　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世袭与民主》介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四篇　以数论政：若干日本政治研究数据库简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五篇　多重方法与国际比较下的概念论证：丹尼尔·阿尔德里奇的灾难叙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六篇　以合理的名义–浅谈美式日本文化解读的本土化倾向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七篇　平安朝文学与日本民族主义——评Thomas LaMarre的 Uncovering Heian Japan: an Archaeology of Sensation and Inscription《发现日本平安朝：感官与书写的考古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八篇　日常莫辩，理论何为：《生成自我》的价值与启示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九篇　政治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回眸《日本式选举运动》的学术史意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篇　欧洲的日本研究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第十一篇　《The Anime Ecology》A Genealogy of Television, Animation, and Game Media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十二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法国的《源氏物语》翻译项目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三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亚瑟・威利英译《源氏物语》的日语回译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四篇　寄语中国的日本研究者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计划每周一发布，敬请期待！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

 

*扫描或长按识别文末二维码可阅读本文的繁体字版文本。

我们推出“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以来，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受益，我们将分八期，每周四重播日本文学系列一，希望大家喜欢。

第六讲：芥川龙之介文学的魅力

---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秦刚

非常荣幸能参与讲授“日本文学系列讲座”，我是北京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中心的秦刚。我担任的这一讲的主题是“芥川龙之介文学的魅力”。

芥川龙之介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不仅在日本家喻户晓，在国际上也有极高的知名度。对于今天的中国读者来说，阅读芥川文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我重点从三个方面讲述一下心得体会。

首先，芥川龙之介是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家，他的文学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成果。

芥川龙之介出生于明治25年即1892年，死于昭和2年即1927年，终年35岁。他成人前的20年，正好是明治后期的20年，这期间日本先后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获胜，跻身于近代国家的行列。他20岁时的1912年7月，年号改元为大正，所以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人生基本上属于大正时期。他在改元昭和的7个月后服毒自尽，被文学史家视为宣告“大正文学终结”的历史事件。因此，芥川龙之介是日本大正时期文学的代表者。

大正时期的社会文化，以“大正教养主义”、“大正民主主义”的盛行为特点，言论开放、思想活跃，都市文化与大众文化全面兴起，日本文学迎来一段黄金时期。这种文化空气的形成，尤其和出版媒体的空前繁荣相辅相成、密不可分。这一时期有大量的文艺刊物创办问世，芥川龙之介在大学时代就发表小说，并随即步入文坛，就得益于文艺期刊的全面崛起。他和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学同人共同创办了第三次、第四次《新思潮》，成名后被称作“新思潮派”，其文学起步就是以同人杂志为平台的。大学毕业后，他在海军机关学校担任过两年的英文教官，同时在最重要的综合刊物《中央公论》上接连发表小说。之后辞去教职，成为大阪每日新闻社的签约社员，转身为职业作家。在日本，作家通过写作能获得稳定的收入，就是从这一时期开始的。

《大阪每日新闻》在芥川龙之介1919年入社时的发行量为50多万部，而8年后在他离世之年，发行量已增长到130多万部。销量大幅上升的报纸和不断涌现的各类刊物，为这位大正文坛的明星作家提供了展示文学才能的舞台。例如，他为1918年创刊的童话杂志《赤鸟》创作的《蜘蛛之丝》等多篇童话，在1919年创刊的《改造》上发表的《将军》、《河童》等小说，都成为他的代表作品。芥川的同窗、作家菊池宽于1923年创办的期刊《文艺春秋》，也成为他发表创作、连载评论的重要阵地。芥川龙之介故去数年之后，《文艺春秋》还创设了芥川奖。

出版媒体的发展，文艺创作机制的成熟，文学读者群体的形成，为优秀作家的出现提供了充足的外部条件。也可以说，是时代打造了芥川龙之介，他的创作正是“大正教养主义”时代的文化成果，他的作品也必然成为表达和记录这个时代的文本。在类型多样的芥川龙之介的创作中，“历史小说”是一个主要的类别，既有《罗生门》为代表的以平安时期为故事背景的小说，也有集中再现江户时期或明治时期的历史人物、历史片段的作品群。然而，即便是这类“历史小说”，其本质是关于历史的一种文学方式的话语叙述，这些文学话语是在大正时期的文化语境中生成出来的，它们所参与建构的其实仍然是大正时期的历史文化。

第二个方面，我想强调的是，芥川龙之介的文学是以汇通东西的艺术修养为基础的现代性文学。芥川龙之介深晓西方文艺，是一位具有高超的文艺鉴赏力和世界性的文学眼界的作家。

他从小学二年级开始学习英语，读中学时英语和汉文成绩在同年级中无人可敌，进入第一高等学校后，继续学习英语的同时还系统学习过德语，自修过法语，在青年时期就用原文阅读了大量的西方文艺经典。就读东京帝国大学时他选择攻读的是英国文学科，完成的毕业论文是《威廉·莫里斯研究》。从小学到大学，出生于东京的芥川龙之介走过的是明治末期西化教育体制所铺就的一条知识精英的培养之路。

在他死后留下的遗作《某傻子的一生》里，开篇处他回顾了就读“一高”时，在东京日本桥的丸善书店翻阅西文图书的情景：“那是一家书店的二层，二十岁的他攀到书架边的梯子上正在搜寻新书。莫泊桑、波德莱尔、斯特林堡、易卜生、萧伯纳、托尔斯泰……／不觉间已是日暮时分，但他还在专注地读着书脊上的文字。那里并排摆放的与其说是书，不如说就是世纪末本身。尼采、魏尔伦、龚古尔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豪普特曼、福楼拜……”这个场景里罗列出的一长串的西方文学家、思想家的名单，最直观地体现出他20岁时对世界文学的广泛涉猎。成为作家之后，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和汲取在他的作品创作中更是随处可见。

比如他的名作《竹林中》的故事素材，虽然主要来自于《今昔物语集》，但经过学者的细致研究，发现这篇作品的构思，有可能借鉴了法国13世纪传奇《蓬蒂厄伯爵的女儿》，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的长诗《指环与书》，以及美国作家安布罗斯·比尔斯的恐怖小说《月夜黄泉路》等来自于不同国家不同时代的作品元素。因为芥川龙之介擅长在东西方两大文化体系中得心应手地撷取滋养，所以比较文学视角的研究一直是芥川文学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

芥川龙之介短篇集《竹林中》、秦刚等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芥川龙之介对西方文化的阅读和吸纳可以说是全方位的，他对自己的定位并非“小说家”，甚至也不限于“作家”或者“文学家”，他真正的志向是“艺术家”，因此提出过“艺术至上”的文学主张。而且对文学之外的西方戏剧、美术、音乐、宗教、哲学等，都有广泛的兴趣。在他的创作中，“东方与西方”是一个一以贯之的文学主题。比如，被分类为“切支丹物”的日本天主教题材作品《奉教人之死》、《诸神的微笑》等，还有“明治物”即以明治开化时期为时代背景的小说《开化的杀人》、《舞会》等等，再现的就是东西方文明的相遇和交汇的历史现场，有的作品探究了超越东西的终极价值的追求，有的作品揭示了东西文化碰撞下的分裂与矛盾。他在绝笔之作《西方之人》中，将耶稣作为西方精神、现代精神的化身，并将自我的人生投射在耶稣身上，这是他的毕生文学的终极之作。“东方与西方”的主题，归根结蒂其实就是关于何为现代性的追问。

在东西方文化遗存中广收博采，行走于时代文化的峰巅，这样的现代意识及文学实践，正是他的作品能够跻身20世纪世界文学经典行列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个方面，我想列举的就是这位日本作家与中国之间的深厚缘分。受益于成长在养父家的家风的影响，芥川龙之介自幼嗜好阅读，其中最吸引他的就是《水浒传》、《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的日译本，他曾将《西游记》列为儿时第一爱读之书。中学时他开始时时品读《唐诗选》，徜徉于中国古典诗文的世界，甚至一度有过成为汉学家的梦想，大学期间他听过汉学家盐谷温讲授元曲《西厢记》的课程。在大正时期的青年作家里，芥川龙之介是公认的汉学修养最高的一人。自然，在他的创作中有很多取材自中国古典文学作品，例如《黄粱梦》、《杜子春》、《尾生之信》、《秋山图》等等。此外，也有《南京的基督》、《湖南的扇子》、《马脚》等以现代中国为故事空间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小说的素材，来自于芥川龙之介1921年春夏间的访华经历。

1921年3月底至7月中旬，芥川龙之介受大阪每日新闻社的派遣，以中国观察员的身份访问中国，在3个多月的时间里走访了上海、南京、长沙、北京等10多个城市，这是他生前仅有的一次海外之行。回国后执笔完成的游记先在《大阪每日新闻》上连载之后，于1925年结集出版成《中国游记》。这部《中国游记》近年来在中日两国都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去年年末，日本NHK电视台播放了使用8K超高清影像拍摄的电视剧《异乡人 上海的芥川龙之介》，受到中日影迷的热议。而对《中国游记》的全面解读，对芥川龙之介访华的重新评价，正是进入全球化时代后，在中日学者的共同努力下焕然一新、成果丰硕的一个领域。芥川龙之介当年观察中国的“他者之眼”，为中日双方留存下回顾历史、反观自我的“镜中之像”。

以上，我从三个方面概述了芥川龙之介文学的特点和魅力。

芥川龙之介的文学与知性所代表的大正时代，正好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在他短暂人生的后半程，还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西班牙流感爆发和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等一系列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其中，1918年爆发的西班牙流感在日本夺去了大约40万人的生命，新婚不久的芥川龙之介曾先后两次感染西班牙流感，而且症状十分严重，他甚至已经写好了辞世俳句。所幸两次患病都最终治愈，但是他的生父新原敏三却因染上西班牙流感而病故。

目前国内出版的芥川作品的各种译本可谓数不胜数，山东文艺出版社还出版了中文版的《芥川龙之介全集》，芥川龙之介是目前唯一的全部作品可以通过中文阅读的日本经典作家。通过对作品完整、系统的阅读，不仅能够全面领略他的小说创作的艺术成就，还可以进一步了解他所身处的时代，从百年前的日本和今天的日本，百年前的世界与今天的世界之间，体会和观察到历史的循环、变化与关联。

以上就是这一讲的内容，感谢你的收听。

感谢收听。下期将发表“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由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徐静波教授播讲。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注意收听。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

题目及主讲人

 

第一讲　“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王凯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二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三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四讲　“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韦立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讲　“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周以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讲　“芥川龍之介文学的魅力”

秦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七讲　“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第八讲　“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计划每周四发布，敬请期待！

阅读繁体版↓

https://www.jpfbj.cn/sys/wp-content/uploads/2022/01/wenxue-new-6.txt

（扫描或长按识别下方二维码跳转）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更多活动信息
官网http://www.jpfbj.cn

微博@北京日本文化中心

☜ 微信（ID：jfbeij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