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研究之窗・文学2”系列讲座已提供在线阅览

  本中心自2020年8月开始播出“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以来,受到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和普遍欢迎。因此我们将已经播出过的讲座内容(文字讲稿及音频文件)重新发表在本中心的网站上,以供感兴趣的网友们学习和浏览。

  此次我们在原网页中加入了“文学2”系列的讲座内容,欢迎感兴趣的朋友们随时阅读和收听。

网址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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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已发布内容一览: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 题目及主讲人

题目 主讲人
第一讲 女性天皇的上代文学 王凯 南开大学外国语学院
第二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一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三讲 源氏物语的世界(第二部分) 张龙妹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四讲 日本中世文学的特征及其反映 韦立新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东亚文化研究中心
第五讲 日本近世俗文学视野中的叙事文学 周以量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六讲 芥川龍之介文学的魅力 秦刚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七讲 竹内好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 徐静波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第八讲 加藤周一与日本战后文学批评 翁家慧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戏剧)题目及主讲人

题目 主讲人
第一讲 中日先行艺能的交流、融通与变异 麻国钧 中央戏剧学院
第二讲 日本能乐——‘能’和‘狂言’的鉴赏与研究 左汉卿 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
第三讲 三合一的古典木偶戏——文乐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四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上)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五讲 传统与创新并举的古典戏剧——日本歌舞伎(下) 李玲 中国艺术研究院
第六讲 中国近代戏曲与日本——京剧走向海外和京剧史研究

的开端(上)

李莉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第七讲 中国近代戏曲与日本——京剧走向海外和京剧史研究

的开端(下)

李莉薇 华南师范大学外国语言文化学院
第八讲 中日现代演剧交流——以日本新派剧、新剧和左翼戏剧

对中国戏剧的影响为中心

刘平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第九讲 20世纪80-90年代的中日戏剧交流 于黛琴 国家话剧院
第十讲 从地下演剧到走向世界——蜷川幸雄与铃木忠志的戏剧轨迹 方军 上海戏剧学院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哲学/思想)题目及主讲人

题目 主讲人
第一讲 日本神道伦理 牛建科 山东大学
第二讲 孟子思想在日本为什么不受欢迎? 郭连友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第三讲 浅谈妈祖在近世日本的神道化 吴伟明 香港中文大学日本研究学系
第四讲 日本武士道的虚像与实像 唐利国 北京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日本研究之窗 —— 系列讲座(文学2) 题目及主讲人

题目 主讲人
第一讲 日本现代文学的一个“神话”

——有关“私小说”概念的诸般言说

魏大海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第二讲 《生出的烦恼》与有岛武郎的

“仁爱”精神

刘立善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第三讲 永井荷风,孤绝的遁走者 谭晶华 上海外国语大学
第四讲 川端康成文学之美 周阅 北京语言大学
第五讲 文学史重构视域下的黄瀛诗歌 杨伟 四川外国语大学
第六讲 大江健三郎文学

——在鲁迅的文学之光引导下前行

许金龙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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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日本研究推介第二篇: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

#海外日本研究推介 第二篇: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本中心特此为您推出由中外学者撰写的海外日本研究概况以及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书评,以期促进中国学者与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第二篇: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 丁诺舟】→海外日本研究推介 第二篇: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收起

海外日本研究推介 第二篇: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

本中心特此为您推出由中外学者撰写的海外日本研究概况以及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的著作书评,以期促进中国学者与日本以外的日本研究者之间的学术交流。

 

第二篇: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

——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

丁诺舟

作者介绍:

丁诺舟,1987年生,南开大学世界史博士,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讲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日本社会史。发表有《日本江户时代的政治贿赂与幕府的应对》《从仪式到教育 江户时代武士阶层身份认同感的形成》等论文十余篇,译著有《从江户到东京:小人物们的明治维新》,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6月。

  2020年,索尼旗下工作室Sucker Punch Productions推出了以镰仓武士抵御蒙古帝国入侵为题材的作品《对马岛之鬼》,鲜活而深刻地描绘了战乱中武士、民众、甚至盗贼的生活境遇,荣获了多项年度大奖。面对铺天盖地的蒙古大军,对马岛地头武士志村高呼,“传统、勇敢、荣耀,此为吾等之道(習わし、武勇、誉れ、それが我らが道だ)”,这一名言想必令众人心情为之澎湃。然而,细致观察志村的脸部动作可以发现,他的口型对应的并非日语,而是英语的“Tradition、courage、honor, they are what make us”。的确,这部深得黑泽明精髓,被誉为理解日本武士精神的佳作,却是出自美国团队之手。这支地处华盛顿州的制作团体之所以能够将异国的历史文化如此传神地传递给世界,一方面源于其与日本学界的积极交流,而更重要的一方面则是美国本土拥有深厚而全面的日本学研究积淀。

『ゴーストオブツシマ』、ソニー・インタラクティブエンタテインメント、2020年、スクリーンショット

自近代以来,日美两国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佩里舰队的来访将日本拉入近代世界的汪洋,而二战后美国主导的民主化进程又在很大程度上构建了今日日本国家的基础。正因为日美两国间存在着紧密的互动,深入了解对方国家成为两国共同的迫切需求。承担了解对方国家这一重任的,往往是学者群体。文化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就是美国学者试图了解日本的典例。虽然该书受语言与资料所限,存在诸多值得商榷之处,但却无疑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提供了了解日本文化的窗口。

时至今日,美国依然拥有众多将日本作为主要或唯一研究对象的专业学者。根据日本国际交流基金的最新统计数据,北美地区共有日本学研究者1621名,其中美国学者占据了绝大部分,总人数为全世界最多。这些学者主要任职于大学、图书馆及各级研究机构中,研究领域十分广泛。

为了细致观察美国日本研究的状况、趋势与变化,在国际交流基金北京文化中心的大力支持下,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于2017年9月派遣了代表团前往美国,获得了实地考察的难得机会。

赴美初日,一行首先访问了哈佛大学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哈佛大学位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都市区的剑桥市,是常青藤盟校成员之一,也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大学,而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RIJS)又是哈佛大学历史最久的研究中心之一,可谓古上加古。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以推进日语教学和日本研究为主要职责,借此促进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研究的广泛交流,激发美国学术界与民众对日本及美日关系的兴趣,从而加强两国之间的联系。该中心始建于1973年,前身为赖肖尔任职的日本研究所。1985年,为纪念赖肖尔退休而添加冠名。目前,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有专职研究人员33名,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学者来自日本,研究领域涉及宗教、文化、艺术、建筑、语言、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医学、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其涵盖范围之广令一行人无比惊叹。

 

现任所长是从事日本社会学研究的玛丽·C·布林顿(Mary C. Brinton)教授。布林顿教授主要研究当代日本社会的性别不平等、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及社会人口学。她的研究结合了定性和定量方法,聚焦劳动力市场中体现的制度变迁及对个人行为的影响。布林顿教授非常重视原始数据的收集,曾在日本和韩国设计开展了多项社会调查、访谈和观察性研究。代表性作品有《后工业社会中的青年、教育和工作(Youth, Education, and Work in Postindustrial Societies)》《女性与经济奇迹:战后日本的性别与工作(Women and the Economic Miracle: Gender and Work in Postwar Japan)》等。

除社会研究之外,艺术研究是赖肖尔日本研究中心的一大特色。梅丽莎·麦考密克 (Melissa McCormick)教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艺术与文学的关系、视觉叙事形式以及艺术与社会思想史的融合。她的处女作《土佐光信和中世纪日本的绘卷》提出,在15世纪左右出现一种新的象形文学样式,艺术家土佐光信和文人朝臣三条西实隆是主要代表人物,他们将现实与虚构交杂,体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的生活方式。麦考密克教授此后撰写了多篇文章,聚焦“白描”叙事绘画,试图重建中世纪晚期女性读者、作家和艺术家的阐释。麦考密克教授认为,白描是女性创造性表达的重要空间。目前,她正在进行有关“源氏物语”的研究与译介工作,出版了十多本相关书籍。除学术研究之外,麦考密克教授还是活跃的策展人。2019年,在疫情爆发之前,她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策划了国际展览“源氏物语:日本经典之光”。

除了文学可以表现艺术外,建筑也是艺术的重要载体。艺术与建筑史教授由纪夫·利皮特(YUKIO LIPPIT)则是一位频频获奖的学术精英,其研究兴趣集中在中世(1200-1600)和近世(1600-1868)的日本绘画与建筑。他的著作《绘画的国度:日本十七世纪的狩野画派(Painting of the Realm: The Kano House of Paint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Japan)》获得了美国学院艺术协会颁发的查尔斯·鲁弗斯·莫雷图书奖和亚洲研究协会颁发的约翰·惠特尼霍尔图书奖。其论文“中世日本水墨画的模式和礼仪:1495年雪舟的泼墨风景(Of Modes and Manners in Medieval Japanese Ink Painting: Sesshū’s Splashed Ink Landscape of 1495)”获得了美国艺术协会的亚瑟·金斯利·波特奖。目前,利皮特正在撰写一部关于中世日本水墨画的专著,定题为《幻境(Illusory Abode)》,同时还进行着针对阿修罗雕塑、足利收藏品、长谷川等伯的绘画、伊势神社、僧画家雪村周继等丰富多彩的艺术作品展开研究。

如果说哈佛大学的日本研究侧重研究领域的广泛性与深入性,那么耶鲁大学的日本研究则以强大的传播性与交互性见长。访美的第二天,一行人便亲身领略了耶鲁大学的影响力。

耶鲁大学坐落于康涅狄格州的纽黑文,是全美第三古老的大学,与哈佛大学同属于常春藤联盟。哈佛大学与耶鲁大学相距150英里,乘汽车只需2小时左右,却很难找到合适的轨道交通工具,汽车之国确实名不虚传。

东亚研究会(CEAS)是耶鲁大学日本研究的中心。该研究会成立于1961年,传承耶鲁大学东亚研究的悠久传统,旨在培养中日韩研究相关的学者,为跨学科交流提供平台,从而促进东亚优秀教育、研究和知识交流。60年来,该研究会通过课程、讲座、研讨会、学术会议等诸多方式,面向校内校外的学者、学生宣传东亚文化。东亚研究会拥有25名核心教师和20名语言教师,横跨耶鲁大学的12个学院,是耶鲁大学涉及面最广的研究项目之一,每年提供大约150门东亚人文和社会科学课程,而日本研究的专家大多聚集于此。

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重视对日本文化的宣传是一行人感受到的耶鲁大学的最突出特征。造访耶鲁大学时,适逢其主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明治维新150年:社会变迁与政治意义(The Meiji Restoration and Its Afterlives: Social Change and the Politics of Commemoration)”,除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美国名校外,东京大学、京都大学、国立历史民俗博物馆等日本顶尖高校与科研机构均派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关注社会变迁与政治记忆两大传统话题,细化研究细节,一方面关注物质层面,围绕“海洋”“森林”等自然物质,探讨社会变革期人与自然间交互关系的变化;另一方面则专注社会细节,从性别、迫害、创伤等微观领域重新审视明治维新的功过。

 

一般而言,海外的日本学研究主要关注政治外交及现当代社会问题,较少对中世近世社会的细节问题进行分析。然而,在此次学术会议上,美国学者可以就近世的细节问题与日本学者“同场竞技”,其根源在于长期的研究积淀与丰富的跨国交流,而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则是日本近世社会研究的重要根据地,其教授法比安·德里克斯勒(Fabian Drixler)主要研究江户与明治时代的人口、社会和文化史,关注杀婴及其伦理基础、死产和现代日本的国家、佛教网络和国内移民、近代日本早期的可持续发展史、饥荒和风险管理等诸多领域。著有《东日本杀婴现象和人口增长,1660-1950》(mabiki: infanticide and population growth in eastern japan, 1660-1950)《武士与日本的和平文化》(samurai and the culture of japan’s great peace)等。丹尼尔·博茨曼(Daniel Botsman)教授则主攻江户、明治时期的社会史,关注惩罚和权力在日本近代社会中的作用。博茨曼的著作包括战后著名外相大来佐武郎回忆录的英译本《经济外交中的生活》(Okita Saburo: A Life In Economic Diplomacy),以及研究16世纪到20世纪惩罚与权力在社会形成中作用的作品《现代日本的形成过程中的惩罚与权力》(Punishment and Power in the Making of Modern Japan)。目前,博茨曼主要研究西方的奴隶制和奴隶解放运动对19世纪下半叶日本社会的影响,特别是对日本受歧视部落民的影响。

如前文所提到的,“传播”是耶鲁大学日本研究的重要关键词,除了将日本文化在英语圈传播外,耶鲁大学的学者还注重日本文化内部的传播机制。亚伦·格罗(Aaron Gerow)将电影电视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关注日本的现代文学、流行文化,擅长从电视、电影及其主要视听群体中获取解读社会的思路。亚伦热爱日本电影,在日本度过了近12年光阴,曾在横滨国立大学担任副教授,期间还参与了山形国际纪录片电影节的众多工作。亚伦发表了大量英语、日语和其他语言的论文,主题涉及日本早期电影、电影和电视理论、当代导演、电影类型、电影审查制度、文学和漫画、殖民时代的韩国电影和电影表现等。著作有《疯狂的一页:1920年代日本的电影与现代性》(A Page of Madness: Cinema and Modernity in 1920s Japan)《日本现代性的愿景:1895-1925年电影、民族和观众的表达》(Visions of Japanese Modernity: Articulations of Cinema, Nation, and Spectatorship, 1895-1925)等。目前,亚伦正在尽平生之学,试图撰写一本关于日本电影理论史的著作。无独有偶,蒂莫西·昂维尔扎特·戈达德(Timothy Unverzagt Goddard)主要研究17世纪以来的日本文学,关注文学作品中的语言、现代性、城市空间与帝国理念,主要采用跨文化和跨学科的方法来研究日本文学。戈达德目前主要分析文学作品中展现的帝国时期东京的样貌,重点关注1923年关东大地震和 1945年东京大空袭这两个灾难时期。通过比较阅读日本、中国台湾和韩国作品中的地图、照片、电影、插图和木版画,戈达德将这些文学地理学与现代城市生活的丰富视觉文化相关联,绘制殖民地和大都市之间的联系,认为东京既是日本皇权的象征中心,也是研读东亚近代性的关键地点。

良好的传播离不开新技术、新媒体的辅助。东亚语言文学住友教授爱德华·卡门斯(Edward Kamens)的研究范围涵盖从早期到19世纪的日本文学,特别是奈良、平安和镰仓时代的诗歌和散文。主要著作包括《和歌与物,和歌为物》(Waka and Things, Waka a s Things)《日本传统诗歌中的歌枕、典故和互文性》。但是,爱德华教授的过人之处在于活用ICT技术,对传统资料进行加工,并提供给全世界的研究者使用。在耶鲁大学数字人文实验室和耶鲁大学东亚研究委员会的资助下,爱德华与国际学者、策展人、保护团队共同策划了“Tekagami-jō”计划,将贝内克珍本手稿图书馆的手稿进行数字采样,并上传至网络搜索。目前这一计划以基本成型,网站业已上线。目前,爱德华教授正在撰写《新剑桥日本史》中平安时代宫廷文学一章,以及《源氏物语》的内在、外在及诗意的论文。

提到耶鲁大学,很多人会立刻想到耶鲁大学的公开课。的确,以卡根教授(Shelly Kagan)的“死亡哲学”为代表的耶鲁大学公开课红遍了世界各国,不仅提高了耶鲁大学在一般民众中的知名度,而且让深藏书斋的知识传入寻常百姓家。在通过YouTube等网络平台发表公开课,进而传播与普及日本文化知识上,法比安·德里克斯勒等研究者都是行家里手,他们的主要研究成果往往以授课、对谈的形式上传至耶鲁大学的官方频道,一劳永逸地为全世界对日本文化感兴趣者服务。可以说,网络公开课构成耶鲁大学“传播”特征的重要要素。

Fabian Drixler: Infanticide in Japan,Yale University Youtube Channel

参加耶鲁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的另一大收获,是结识了哥伦比亚大学的日本研究者。哥伦比亚大学的研究者在会上的学术报告令一行人印象深刻,因而访问的下一站便理所当然地被定在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EALAC)。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的曼哈顿,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五所大学之一,也是培养诺贝尔奖获得者最多的大学之一。其东亚研究院长期以来被称为东亚历史、文学、文化、宗教和语言研究的领头羊,靠中、日、韩等亚洲国家的语言文化研究起家,在发展中逐渐拓展研究领域。2005年新增藏语与西藏研究,2017年新增越南文化、历史和语言研究,其藏语与西藏研究很快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招牌研究领域。东亚研究院的语言教学与研究并非面向商务、翻译等实用性领域,而是面向文化研究的专业性语言传习。在日语教学中,日语文言、变体汉文等非日常性内容同样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东亚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主要以史学家、文学学者和宗教学者为主,近年来又新增了电影、视觉文化和媒体研究方面的专家,因而将研究领域扩展至科学史、环境研究、全球历史、人类学和社会学等诸多领域,研究时段则囊括了古代、中世、近世与近现代的全部时段。从人员构成而言,宗教与技术是哥伦比亚大学最为关注的两个领域。

宗教研究是东亚研究院的重要研究领域。伯纳德·福尔(Bernard Faure)教授关注中世日本的神明观、佛陀史、以及佛教与神经学的关系,聚焦禅宗与密宗。其研究受人类史学和文化理论影响极深,关注正统与异端的建构、佛教的信物崇拜、图像学、性与性别等主题。目前,伯纳德主要研究密教的神话仪式系统与中世日本信仰的关系,目前正在编写一本关于日本神与恶魔的书。主要著作有《否认的力量:佛教、纯洁和性别(The Power of Denial: Buddhism, Purity, and Gender)》《权力的愿景:中世日本佛教之想象(Visions of Power: Imagining Medieval Japanese Buddhism)》《直接的修辞:对禅宗佛教的文化批判(The Rhetoric of Immediacy: A Cultural Critique of Chan/Zen Buddhism)》等。有佛教研究则必有神道研究,迈克尔·科莫(Michael Como)的专业领域为从飞鸟到平安时代早期的日本宗教史,从信仰传播的角度出发,专攻仪式与神灵观念在日本的传播、地方宗教传统、城市化与神学创新的关系。目前,迈克尔特别关注传播到日本列岛的中国与韩国的神灵与仪式,特别是宗教所带来的技术传播,认为汉字、养蚕和驯马文化的传入是宗教仪式与政治行为共同造成的结果。其主要著作有《编织与捆绑:传入古代日本的神明(Weaving and Binding: Immigrant Gods and Female Immortals in Ancient Japan)》《圣德:日本佛教形成中的种族、仪式和暴力(Shōtoku: Ethnicity, Ritual and Violence in the Formation of Japanese Buddhism)》等。目前,迈克尔正在撰写一本关注8世纪至9世纪日本宗教表现、解释的物质性与城市化之关联的专著。

技术史是东亚研究院的另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保罗·克莱特曼(Paul Kreitman)主攻环境史、商品史和科学技术史,与现实问题联系紧密,这得益于其丰富的现场经验与敏锐的观察力。他曾在东京三菱日联证券担任碳中和顾问,考察了大东京地区粪便处理的进展,重点关注 20世纪粪便肥料的淘汰过程,著有《羽毛、肥料和自然状态:信天翁在美日边境的用途(Feathers, Fertilizer and States of Nature: Uses of Albatrosses in the U.S.-Japan Borderlands)》。目前,保罗正在撰写有关北太平洋资源开采、自然保护和国家形成之间关系的专著。

大卫·卢里(David Lurie)则关注近世日本的语言技术(书写系统和读写能力),研究领域涉及近世文学和文化史、中国文学、历史和技术著作的受容、词典和百科全书的发展、语言思想史、神话等。其成名作《读写之国:早期日本与书写的历史(Realms of Literacy: Early Japan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以平安时代日本书写系统的发展为主题,获得莱昂内尔·特里林奖。其他著作还有《“日语书写的发展” 手稿的形式:写作系统如何以及为何发生变化(“The Development of Japanese Writing,” in The Shape of Script: How and Why Writing Systems Change)》等。目前,大卫正在撰写一部全新的学术专著,暂定名为《天皇的梦想:阅读日本神话(The Emperor’s Dreams: Reading Japanese Mythology)》。

在告别了哥伦比亚大学之后,一行人告别了气候宜人的东北部地区,乘飞机横跨2000余英里,前往充满别样风光的亚利桑那州。亚利桑那州位于美国西南部,毗邻墨西哥,气候较为干旱,以柱状仙人掌为州花。前往亚利桑那的目的自然不是为了欣赏仙人掌或品尝墨西哥料理,而是因为这里有著名的亚利桑那大学。亚利桑那大学成立于1885年,是一所拥有超过4万在校生的大规模公立大学,也是美国最重要的公立大学之一,也是公立常青藤联盟校之一。亚利桑那州的亚利桑那谷地区与硅谷齐名,以高新产业著称,亚利桑那大学自然也以光学、宇宙科学的高新研究著称。然而,为这些高新技术研究提供思想指导与素养教育的则是人文研究学科。亚利桑那大学设有人文学院,虽然没有专门的日本研究院,但日本研究者大多集中于东亚学系(East Asian Studies)。与之前访问的三所私立大学相比,亚利桑那大学的日本研究更加注重时效性与实用性,其中以翻译学与社会语言学见长。

特别令人激动的是,著名翻译家詹姆斯·菲利普·加布里埃尔(James Philip Gabriel)正就职于亚利桑那大学。詹姆斯主攻近现代日本文学史,特别关注三浦绫子的著作、基督教和日本当代小说。但是,让他博得盛名的无疑是对村上春树作品的翻译。詹姆斯翻译出版了村上春树的六部小说、三部短篇小说集、两部非小说作品以及村上发表在杂志上的短篇小说。其中,《海边的卡夫卡》被《纽约时报》选为 2005 年十佳书之一。此外,他还翻译了岛田雅彦、黑井千次、吉村昭、大江健三郎、桐野夏生、吉田修一等众多作家的小说,产量之高令人惊叹。除译著外,他也发表了大量文学研究专著,例如《疯狂的妻子和岛屿之梦:岛尾敏雄和日本文学的边缘(Mad Wives and Island Dreams: Shimao Toshio and the Margins of Japanese Literature)》《精神问题:现代日本文学中的超验(Spirit Matters: The Transcendent in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目前,他正在翻译直木奖和日本书店奖获奖作品《蜜蜂与雷霆》。

除了詹姆斯这位明星成员外,亚利桑那大学的年轻日本学者同样值得关注。玛格丽特·坎普(Margaret Camp)主攻社会语言学、社会语音学、实验语音学、性别、语言意识形态和第二语言教学,擅长通过性别的视角研究日语中性别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日本同性恋女性和异性恋女性的语言差异。而更具特色的是约书亚·施拉谢特(Joshua Schlachet)的研究,他专攻国际比较食品研究、科学和健康史、书籍出版传播史、物质文化和手工艺以及荷日交流史,主要关注18至19世纪的食物和营养文化史。目前,约书亚主持研究项目“滋养生命:近代日本早期的饮食、身体和社会”,重点研究饮食“常识”对社会的影响,这些常识的成为一般人饮食生活的实用性指南,将良好营养概念扩展到了经济生产、身份等级乃至道德修养领域。

总体而言,美国的日本研究存在如下特征。第一,研究者人数众多,涵盖领域极为。美国拥有1600余名日本研究者,总人数在全世界可谓数一数二,而研究领域则涉及宗教、文化、艺术、建筑、语言、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法律、医学、统计学、经济学、管理学等众多领域,其全面性更是令人惊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存在着大量功利性、实用性较低的纯学术性日本研究,因而可以开辟出众多其他国家学者难以觅得的蹊径,诞生出大量新鲜有趣的研究课题。第二,与日本学者的交流频繁,在细节研究上不输给日本本土学者。得益于美国与日本政府间大量的共同研究资助项目,美日两国间在众多学科中保持着紧密的学术交流关系,日本研究自然也不例外。正如哥伦比亚大学主办的“明治维新150年”学术会议所展示的那样,长期性、常规性的跨国学术交流使得美日两国的日本研究较少存在认知鸿沟,学术范式与视角获得了共同性,因此可以在同一学术语境下探讨问题。第三,美国学者积极代替日本对外发声,宣传日本文化。美国的日本研究不仅会为己所用,还会通过书籍、报纸、电影、游戏、乃至YouTube等网络媒体,积极对第三国进行宣传,将“了解日本”升华为“让世界了解日本”,这种“反客为主”的姿态无疑是美国的日本研究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最大特征。第四,使用自身既有的价值体系解释日本。虽说美国是日本文化的积极宣传者,但其本质依然是基于西方价值观的解释,是用西方逻辑合理化后的日本文化。在涉及性别、宗教、自然观、文字教育等研究领域,这一现象尤为突出。在上述领域,西方与东方文化存在较大差异,而美国的日本研究者在对日本进行本体研究时,往往能够准确把握文化差异。然而,当进入文化宣传领域时,则或多或少会呈现出将日本文化进行“西式合理化”的倾向。无疑,这种西式合理化是基于宣传目标的认知与价值体系,通过贴近宣传对象的认知水平来促进其理解日本文化。然而,这种西式合理化毕竟不是还原。对于东方的日本研究者而言,在参考吸收西方同行的作品时,辨别、分析这种西式合理化要素显得尤为重要。

感谢您的阅读。敬请期待下一期。

海外日本研究推介系列预告(拟定)

第一篇 “霍格沃兹”的日本学——英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二篇 从“了解日本”到“让世界了解日本”——美国日本研究概况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三篇 欧洲的日本研究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第四篇 美国对日本文化的“西式合理化”

南开大学日本研究院 丁诺舟讲师

 

第五篇 如何用数理分析阐释日本特质:《世袭与民主》介评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六篇 以数论政:若干日本政治研究数据库简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七篇 多重方法与国际比较下的概念论证:丹尼尔·阿尔德里奇的灾难叙事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八篇 平安朝文学与日本民族主义——评Thomas LaMarre的 Uncovering Heian Japan: an Archaeology of Sensation and Inscription《发现日本平安朝:感官与书写的考古学》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九篇 日常莫辩,理论何为:《生成自我》的价值与启示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篇 政治民族志的经典之作:回眸《日本式选举运动》的学术史意义

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 贺平教授

 

第十一篇 《The Anime Ecology》A Genealogy of Television, Animation, and Game Media

澳大利亚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中文系 倪锦丹博士生导师

 

第十二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法国的《源氏物语》翻译项目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三篇 作为世界文学的《源氏物语》——亚瑟・威利英译《源氏物语》的日语回译

北京日本学研究中心  张龙妹教授

 

第十四篇 寄语中国的日本研究者

柏林自由大学(德文: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 Verena Blechinger-Talcott教授

 

计划每周一发布,敬请期待!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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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講:大江健三郎文學——在魯迅的文學之光引導下前行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六講:大江健三郎文學——在魯迅的文學之光引導下前行

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 許金龍

主講人介紹:許金龍,早年畢業於武漢大學外文系日本語言文學專業,後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文學研究所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外文系教授,曾作為日本國際交流基金會特別研究員(Fellow)前往東京大學文學部訪學十個月,為其後翻譯和研究大江健三郎文學打下較好基礎,陸續翻譯其長篇小説《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兩百年的孩子》、《別了,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水死》和《晚年樣式集》等長篇小説,以及《大江健三郎講述作家自我》、《讀書人》和《定義集》等長篇隨筆,其中《別了,我的書!》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優秀文學翻譯獎。與此同時,發表《“穴居人”母題及其文化內涵》和《殺王:與絕對天皇制社會倫理的對決——試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時代精神》等代表性論文,並主持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大江健三郎文藝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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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魯迅誕辰140周年,這位新文化運動健將、偉大的文學家和思想家,其留下的巨大文化遺產和精神資源不僅為一代代中國人所繼承,也為亞洲乃至全世界諸多作家、詩人、政治家甚或普通民眾所珍視。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日本作家,在他的整個創作生涯中,魯迅不僅是其文學創作的重要參照系,更是其重要的思想資源。正如他本人於2009年1月19日在北京大學講演時所言:“我這一生都在思考魯迅,換言之,在我思考文學的時候我總是會想到魯迅。”從文學創作到社會活動,大江的行動主義無不彰顯出其對魯迅“勇敢戰鬥的人文主義、果敢前行的悲觀主義”精神的繼承與呈現。聚焦大江晚期作品,尤其可見這兩者之間的張力。

與魯迅幽暗意識共情的基點

  “幽暗意識”的提法源自學者張灝對於中西宗教、哲學中懷疑精神之比較研究。在高歌猛進的五四新文化樂觀主義思潮之中,魯迅的絕望氣質在文化現代化進程的昂揚話語中形成了一股“逆流”。但魯迅這種“幽暗意識”,不能被片面理解為單一的消極主義或虛無主義,它仍與一種向上的肯定性力量間發生着複雜的糾葛。這種糾葛體現為魯迅在文學創作與言論批判上的行動主義,以摩羅詩力的反叛性想象和現代哲學的批判性質疑來介入現實,而大江在日本戰後複雜社會生態中,以想象性、批判性的寫作介入現實的姿態,正暗合了魯迅這一文藝思想。

  大江早在少年時期閲讀《孔乙己》時,魯迅的幽暗意識就已深深觸動和刺激着他的想象。從早年的創作實踐一直貫穿到《被偷換的孩子》、《愁容童子》、《別了,我的書!》、《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水死》、《晚年樣式集》這“晚年六部曲”中,大江的社會批判與文學詩思已顯著地表現為絕望與希望並行的主線。正如魯迅的幽暗意識中亦潛藏着行動主義的動因,大江的文學世界亦構築於對光明願景的嚮往之上。在由幽暗意識通往肯定性力量的途中,大江與魯迅對於時代的批判性思索的互文,正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否定性的“重新評估”後,通往“肯定性道德”的思想機制。這種尼采式的肯定性倫理同樣也影響了魯迅。這正是大江與魯迅的幽暗意識產生共情的基點。

“救救孩子”:始自於絕望的希望

  可以説,絕望與希望的矛盾是魯迅恆久的哲學思考,同樣也是大江健三郎文學中不可或缺的主題。譬如其長篇小説《同時代的遊戲》,講述“村莊=國家=小宇宙”的人們,通過堅壁清野和麻雀戰、伏擊戰以及“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等多種戰法,與“無名大尉”指揮的“大日本帝國皇軍”進行了頑強的戰鬥。儘管這場力量極為懸殊的五十日戰爭以村民們的失敗而告終,更有諸多村民為此犧牲了生命,作者卻意味深長地在戰爭臨近結束時,讓“年齡不同的孩子們組成的這個隊伍”,“在那位大漢的帶領之下,小心翼翼地朝原生林的更深處走去”。這些逃脱“被吃掉”之厄運、隨同徐福式的人物前往遠方“創建新世界”的孩子們,一定不會再去吃人,而“沒有吃過人的孩子,或者還有?”的美好心願則會在這個“新世界”裏得以實現。

  比上述作品更為積極的創作,是大江在“奇怪的二人配”這晚年六部曲中所做的進一步嘗試。譬如在《被偷換的孩子》裏,借助沃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筆下的女族長之口喊出“忘卻死去的人們吧,連同活着的人們也一併忘卻!只將你們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們敞開!”。這讓我們立刻聯想到《狂人日記》的最後一句話——“救救孩子……”因為惟有孩子,尤其是尚未出生的孩子才象徵着新生與未來、純潔與光明。再譬如在《愁容童子》裏,那位如愁容騎士般不知妥協也不願妥協、接二連三地受到肉體和精神上不同程度傷害的主人公古義人,在深度昏迷時仍在病牀上為傷害了他的這個世界祈禱和解與和平。這就如同魯迅在《吶喊》自序中所云,“我雖然自有我的確信,然而説到希望,卻是不能抹殺的……”。又譬如《別了,我的書!》日文版紅色腰封上醒目的標示“始自於絕望的希望”,讓我們無法不聯想到魯迅《希望》中的“絕望之於虛妄,正與希望相同”。相較於整整60年前在《奇妙的工作》等初期作品裏對魯迅作品的參考,在此時的解讀中,大江更是在用辨證的方式理解和詮釋絕望和希望,更願意在當下的絕望中主動和積極地尋找未來之希望的通途。

  在《兩百年的孩子》這部並不很長的小説裏,作者安排三個小主人公根據老祖母遺下的畫作,於1984年暑假期間,從老家一株千年老樹的樹洞乘坐時間旅行器,前往當地曾發生於1864年和1867年的兩次農民暴動的現場,目睹了暴動農民的悲苦、憤怒以及反抗。其後,這三個孩子又去了2064年的未來,卻震驚地發現,眼前這個未來並不是自己所憧憬的未來。在所謂“國民再出發”的口號下,未來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純精神化運動”的國教,利用被修改的憲法摧毀國教之外的其他教會、寺院和神社,試圖從精神上對國民進行高度控制。更為可怕的是,政府動員了全國90%的青少年,將他們組成一支規模龐大、組織嚴密的準軍事組織……作者為我們描繪的2064年發生在日本一個山谷中這些似曾相識的畫面,讓人無法不聯想到二戰期間狂熱的日本軍國主義。

  大江对“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所表现出的恐惧和戒备当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两百年的孩子》问世前的1999年,日本保守势力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在小说问世三年后的2006年,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保守势力不顾国内诸多在野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为日本中小学教育重回战前的“道德教育”和进一步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制定“国民投票法”创造有利条件。显而易见,大江在《两百年的孩子》里的担忧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面对这些有可能实质性改变日本社会本质和走向的严峻局面,大江并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预见性地通过《两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不断向孩子们提出警示,并亲自来到北京,呼吁中日两国的孩子们从现在起就携手合作,以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

  2007年,被大江本人視為“與此前所有構想全然不同的、具有決定性的作品”——長篇小説《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問世,書名取自於美國著名詩人愛倫·坡(Edgar Allan Poe)的代表作《安娜貝爾·李》中的詩句。小説講述如同安娜貝爾·李一般純潔、美麗的少女櫻成長為電影女明星,在事業處於巔峯之際得知自己幼時曾慘遭美軍蹂躪,從此沉寂三十年之久。然而,櫻在絕望的境地裏始終抱有希望並為之不懈努力,終於在森林裏的女人們幫助下,從邊緣地區邊緣人物的記憶和傳承中汲取力量,到達了“羣星閃爍”“光輝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國”。

  與大江此前的作品相比,這部小説確實顯現出“一種令人意外的特質”,那就是歷經數十年的艱苦跋涉後,大江健三郎這位從絕望出發的作家終於為自己、為孩子們、為所有陷於絕望中的人,更是為着“悠久的將來”尋找到了希望。或者説,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櫻都確信可以將魯迅筆下的那座“絕無窗户而萬難破毀的”令人絕望的鐵屋子砸開,確信如魯迅所説的希望“是不能抹殺的”,“希望是附麗於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這幅照片為許金龍教授(右)於2008年2月陪同知名作家莫言先生拜訪大江健三郎先生(左)時,由莫言先生幫助拍攝的。

在末日景象中與魯迅互文

  然而,就在《優美的安娜貝爾·李 寒徹顫慄早逝去》問世大約三年半後的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部發生9.0級強震並引發特大海嘯,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極為嚴重的核泄漏事故。這種慘淡的末日景象幾乎立即就遮蔽了大江剛剛為孩子們尋找到的那束微弱光亮,無可避免地使得他再度陷入不安、恐懼和絕望。在長篇小説《晚年樣式集》裏,大江用第一人稱描述了主人公從3·11深夜開始,不分晝夜坐在電視機前持續觀看東日本大地震各種畫面的悲慟情形。“結束以後……再次去往二樓途中,我停步於樓梯中段用於轉彎的小平台處,像孩童時代借助譯文記住的魯迅短篇小説中那樣,‘發出嗚嗚的聲音哭了起來’。”

  這裏所説的“魯迅短篇小説”,是魯迅創作於1925年10月17日的《孤獨者》,而“發出嗚嗚的聲音哭了起來”這句譯文,則是大江本人親自翻譯的“地下忽然有人嗚嗚的哭起來了”那句話語。對魯迅文學有着深刻解讀的大江當然知道,《孤獨者》與此前和此後創作的《在酒樓上》和《傷逝》等作品一樣,説的都是以魏連殳為象徵的舊中國知識分子在那個令人絕望的社會里左衝右突、走投無路的窘境乃至絕境。凝視黑暗現實卻無法尋見光明進路的挫敗與孤獨,通過《孤獨者》與《在酒樓上》中的敍事勾勒出魯迅本人繫縛於時代暗潮的精神困境。這種知識分子的低潮感,在魯迅的文本中聯結為“幽暗意識”的脈絡。魏連殳所象徵的樂觀主義改革者在最終的碰壁後發出的“嗚嗚的哭聲”,正是這種“幽暗意識”的孤獨嗚咽。在大江與魯迅的互文中,這一嗚咽當然是大江對於魯迅文學之幽暗意識在日本災難語境中的復現。

  在持續觀看災區實況轉播的情景和人們的姿容表情時,大江及其文本內的分身長江古義人突然理解了多年來一直無法讀懂的《神曲》中的詩句——“所以,你就可以想見,未來之門一旦關閉,我們的知識就完全滅絕了。”

  放射性雨水污染了牧場,以致剛剛出生的小馬駒將永遠無法“在那片草原上奔跑”;“不久之後,阿亮(大江之子大江光在小説裏的分身)將喪失記憶,頭腦裏一片黑暗,上了年歲後就在這種狀態中走向死亡”;“如果整個國家的所有核電站都因地震而爆炸的話,那麼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未來之門就將被關閉。我們大家的知識都將成為死物……所有人的頭腦裏都將一片黑暗並走向毀滅”……面對這幅末日景象,大江立即聯想到了魯迅《孤獨者》裏的主人公魏連殳的悲慘境況——為了“還想活幾天”,從而“這半年來,我幾乎求乞了,實際,也可以算得已經求乞。然而我還有所為,我願意為此求乞,為此凍餒,為此寂寞,為此辛苦。但滅亡是不願意的……”。當然,在逐漸滑向毀滅深淵的過程中,魏連殳是不甘心的,即便在即將毀滅的前夕,他還在掙扎着“偏要為不願意我活下去的人們而活下去”。然而,他終究還是於沉默中在“慘傷裏夾雜着憤怒和悲哀”被黑暗所吞噬。好在魯迅在文本中的分身“我”“終於掙扎出來了”。魯迅及其分身此時已經選擇了要在沉默中爆發而非死亡的求生道路,從而越過終結性臨界點並感到“我的心地就輕鬆起來”。

  顯然,魏連殳的悲慘際遇引發了大江的共情,電視裏的可怕景象疊加了這種共情。然而大江沒有過多沉溺於恐懼和絕望之中,或者説,他沒有時間沉溺其中,因為他需要借助魯迅的力量,從眼前這幅頹敗和絕望的末日圖景中,凝練出超越個體生命的巨大能量,正如托馬斯·曼在《死於威尼斯》那部作品中所言:“那座城市的秘密、絕望、災難、毀滅,就是我的希望。”於是,大江像他的前行者魯迅那樣,在這“未來之門將要關閉”的危急時刻,通過《晚年樣式集》開始了他的反本質主義敍事,針對主流媒體主張繼續維持“潛在核威懾力”的社論以及政府高官堅持借助民用核電站持續保有“核的潛在威懾力”之言論提出質疑和駁斥。

  為了文本內外的阿亮和大江光,以及全世界孩子的未來之門不被關閉,大江在通過小説於絕望中尋找希望的同時,也在頻繁走上街頭大聲疾呼,呼籲人們警惕日本政府借核電民用之名為核武裝創造條件,呼籲一千萬人共同署名以阻止日本政府重啓核電站,呼籲人們“救救孩子”!借助與魯迅的互文,大江以“幽暗意識”為共情的起點,從而延伸出他所理解的魯迅於絕望中置之死地而後生的狀態,並以此為日本後災難時代的寓言,賦予其肯定性的正面力量。

 

 

 

 

第六讲:大江健三郎文学——在鲁迅的文学之光引导下前行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第六讲:大江健三郎文学——在鲁迅的文学之光引导下前行

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许金龙

主讲人介绍:许金龙,早年毕业于武汉大学外文系日本语言文学专业,后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外文系教授,曾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特别研究员(Fellow)前往东京大学文学部访学十个月,为其后翻译和研究大江健三郎文学打下较好基础,陆续翻译其长篇小说《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两百年的孩子》、《别了,我的书!》、《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水死》和《晚年样式集》等长篇小说,以及《大江健三郎讲述作家自我》、《读书人》和《定义集》等长篇随笔,其中《别了,我的书!》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奖。与此同时,发表《“穴居人”母题及其文化内涵》和《杀王:与绝对天皇制社会伦理的对决——试析大江健三郎在<水死>中追求的时代精神》等代表性论文,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江健三郎文艺思想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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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鲁迅诞辰140周年,这位新文化运动健将、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其留下的巨大文化遗产和精神资源不仅为一代代中国人所继承,也为亚洲乃至全世界诸多作家、诗人、政治家甚或普通民众所珍视。

  大江健三郎是一位日本作家,在他的整个创作生涯中,鲁迅不仅是其文学创作的重要参照系,更是其重要的思想资源。正如他本人于2009年1月19日在北京大学讲演时所言:“我这一生都在思考鲁迅,换言之,在我思考文学的时候我总是会想到鲁迅。”从文学创作到社会活动,大江的行动主义无不彰显出其对鲁迅“勇敢战斗的人文主义、果敢前行的悲观主义”精神的继承与呈现。聚焦大江晚期作品,尤其可见这两者之间的张力。

与鲁迅幽暗意识共情的基点

  “幽暗意识”的提法源自学者张灏对于中西宗教、哲学中怀疑精神之比较研究。在高歌猛进的五四新文化乐观主义思潮之中,鲁迅的绝望气质在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昂扬话语中形成了一股“逆流”。但鲁迅这种“幽暗意识”,不能被片面理解为单一的消极主义或虚无主义,它仍与一种向上的肯定性力量间发生着复杂的纠葛。这种纠葛体现为鲁迅在文学创作与言论批判上的行动主义,以摩罗诗力的反叛性想象和现代哲学的批判性质疑来介入现实,而大江在日本战后复杂社会生态中,以想象性、批判性的写作介入现实的姿态,正暗合了鲁迅这一文艺思想。

  大江早在少年时期阅读《孔乙己》时,鲁迅的幽暗意识就已深深触动和刺激着他的想象。从早年的创作实践一直贯穿到《被偷换的孩子》、《愁容童子》、《别了,我的书!》、《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水死》、《晚年样式集》这“晚年六部曲”中,大江的社会批判与文学诗思已显著地表现为绝望与希望并行的主线。正如鲁迅的幽暗意识中亦潜藏着行动主义的动因,大江的文学世界亦构筑于对光明愿景的向往之上。在由幽暗意识通往肯定性力量的途中,大江与鲁迅对于时代的批判性思索的互文,正如尼采(Friedrich Wilhelm Nietzsche)在否定性的“重新评估”后,通往“肯定性道德”的思想机制。这种尼采式的肯定性伦理同样也影响了鲁迅。这正是大江与鲁迅的幽暗意识产生共情的基点。

“救救孩子”:始自于绝望的希望

  可以说,绝望与希望的矛盾是鲁迅恒久的哲学思考,同样也是大江健三郎文学中不可或缺的主题。譬如其长篇小说《同时代的游戏》,讲述“村庄=国家=小宇宙”的人们,通过坚壁清野和麻雀战、伏击战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等多种战法,与“无名大尉”指挥的“大日本帝国皇军”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尽管这场力量极为悬殊的五十日战争以村民们的失败而告终,更有诸多村民为此牺牲了生命,作者却意味深长地在战争临近结束时,让“年龄不同的孩子们组成的这个队伍”,“在那位大汉的带领之下,小心翼翼地朝原生林的更深处走去”。这些逃脱“被吃掉”之厄运、随同徐福式的人物前往远方“创建新世界”的孩子们,一定不会再去吃人,而“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的美好心愿则会在这个“新世界”里得以实现。

  比上述作品更为积极的创作,是大江在“奇怪的二人配”这晚年六部曲中所做的进一步尝试。譬如在《被偷换的孩子》里,借助沃雷·索因卡(Wole Soyinka)笔下的女族长之口喊出“忘却死去的人们吧,连同活着的人们也一并忘却!只将你们的心扉,向尚未出生的孩子们敞开!”。这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狂人日记》的最后一句话——“救救孩子……”因为惟有孩子,尤其是尚未出生的孩子才象征着新生与未来、纯洁与光明。再譬如在《愁容童子》里,那位如愁容骑士般不知妥协也不愿妥协、接二连三地受到肉体和精神上不同程度伤害的主人公古义人,在深度昏迷时仍在病床上为伤害了他的这个世界祈祷和解与和平。这就如同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所云,“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然而说到希望,却是不能抹杀的……”。又譬如《别了,我的书!》日文版红色腰封上醒目的标示“始自于绝望的希望”,让我们无法不联想到鲁迅《希望》中的“绝望之于虚妄,正与希望相同”。相较于整整60年前在《奇妙的工作》等初期作品里对鲁迅作品的参考,在此时的解读中,大江更是在用辨证的方式理解和诠释绝望和希望,更愿意在当下的绝望中主动和积极地寻找未来之希望的通途。

  在《两百年的孩子》这部并不很长的小说里,作者安排三个小主人公根据老祖母遗下的画作,于1984年暑假期间,从老家一株千年老树的树洞乘坐时间旅行器,前往当地曾发生于1864年和1867年的两次农民暴动的现场,目睹了暴动农民的悲苦、愤怒以及反抗。其后,这三个孩子又去了2064年的未来,却震惊地发现,眼前这个未来并不是自己所憧憬的未来。在所谓“国民再出发”的口号下,未来的日本政府“掀起了纯精神化运动”的国教,利用被修改的宪法摧毁国教之外的其他教会、寺院和神社,试图从精神上对国民进行高度控制。更为可怕的是,政府动员了全国90%的青少年,将他们组成一支规模庞大、组织严密的准军事组织……作者为我们描绘的2064年发生在日本一个山谷中这些似曾相识的画面,让人无法不联想到二战期间狂热的日本军国主义。

  大江对“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所表现出的恐惧和戒备当然不是毫无缘由的。在《两百年的孩子》问世前的1999年,日本保守势力强行通过了国旗、国歌法;在小说问世三年后的2006年,以自民党为首的日本保守势力不顾国内诸多在野党派和民众的强烈反对,强行通过了《教育基本法》修正案,为日本中小学教育重回战前的“道德教育”和进一步修改和平宪法以及制定“国民投票法”创造有利条件。显而易见,大江在《两百年的孩子》里的担忧正在一步步成为现实。面对这些有可能实质性改变日本社会本质和走向的严峻局面,大江并没有在绝望中沉沦,而是预见性地通过《两百年的孩子》等作品不断向孩子们提出警示,并亲自来到北京,呼吁中日两国的孩子们从现在起就携手合作,以创造出“明亮、生动、确实体现出人的尊严的未来,而非前面说到的那个充满黑暗、恐怖和非人性的未来”。

  2007年,被大江本人视为“与此前所有构想全然不同的、具有决定性的作品”——长篇小说《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问世,书名取自于美国著名诗人爱伦·坡(Edgar Allan Poe)的代表作《安娜贝尔·李》中的诗句。小说讲述如同安娜贝尔·李一般纯洁、美丽的少女樱成长为电影女明星,在事业处于巅峰之际得知自己幼时曾惨遭美军蹂躏,从此沉寂三十年之久。然而,樱在绝望的境地里始终抱有希望并为之不懈努力,终于在森林里的女人们帮助下,从边缘地区边缘人物的记忆和传承中汲取力量,到达了“群星闪烁”“光辉耀眼”的“至善、至福的天国”。

  与大江此前的作品相比,这部小说确实显现出“一种令人意外的特质”,那就是历经数十年的艰苦跋涉后,大江健三郎这位从绝望出发的作家终于为自己、为孩子们、为所有陷于绝望中的人,更是为着“悠久的将来”寻找到了希望。或者说,大江和他的女主人公樱都确信可以将鲁迅笔下的那座“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令人绝望的铁屋子砸开,确信如鲁迅所说的希望“是不能抹杀的”,“希望是附丽于存在的,有存在,便有希望,有希望,便是光明”。

 

  这幅照片为许金龙教授(右)于2008年2月陪同知名作家莫言先生拜访大江健三郎先生(左)时,由莫言先生帮助拍摄的。

在末日景象中与鲁迅互文

  然而,就在《优美的安娜贝尔·李 寒彻颤栗早逝去》问世大约三年半后的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部发生9.0级强震并引发特大海啸,导致福岛第一核电站发生极为严重的核泄漏事故。这种惨淡的末日景象几乎立即就遮蔽了大江刚刚为孩子们寻找到的那束微弱光亮,无可避免地使得他再度陷入不安、恐惧和绝望。在长篇小说《晚年样式集》里,大江用第一人称描述了主人公从3·11深夜开始,不分昼夜坐在电视机前持续观看东日本大地震各种画面的悲恸情形。“结束以后……再次去往二楼途中,我停步于楼梯中段用于转弯的小平台处,像孩童时代借助译文记住的鲁迅短篇小说中那样,‘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

  这里所说的“鲁迅短篇小说”,是鲁迅创作于1925年10月17日的《孤独者》,而“发出呜呜的声音哭了起来”这句译文,则是大江本人亲自翻译的“地下忽然有人呜呜的哭起来了”那句话语。对鲁迅文学有着深刻解读的大江当然知道,《孤独者》与此前和此后创作的《在酒楼上》和《伤逝》等作品一样,说的都是以魏连殳为象征的旧中国知识分子在那个令人绝望的社会里左冲右突、走投无路的窘境乃至绝境。凝视黑暗现实却无法寻见光明进路的挫败与孤独,通过《孤独者》与《在酒楼上》中的叙事勾勒出鲁迅本人系缚于时代暗潮的精神困境。这种知识分子的低潮感,在鲁迅的文本中联结为“幽暗意识”的脉络。魏连殳所象征的乐观主义改革者在最终的碰壁后发出的“呜呜的哭声”,正是这种“幽暗意识”的孤独呜咽。在大江与鲁迅的互文中,这一呜咽当然是大江对于鲁迅文学之幽暗意识在日本灾难语境中的复现。

  在持续观看灾区实况转播的情景和人们的姿容表情时,大江及其文本内的分身长江古义人突然理解了多年来一直无法读懂的《神曲》中的诗句——“所以,你就可以想见,未来之门一旦关闭,我们的知识就完全灭绝了。”

  放射性雨水污染了牧场,以致刚刚出生的小马驹将永远无法“在那片草原上奔跑”;“不久之后,阿亮(大江之子大江光在小说里的分身)将丧失记忆,头脑里一片黑暗,上了年岁后就在这种状态中走向死亡”;“如果整个国家的所有核电站都因地震而爆炸的话,那么这座城市、这个国家的未来之门就将被关闭。我们大家的知识都将成为死物……所有人的头脑里都将一片黑暗并走向毁灭”……面对这幅末日景象,大江立即联想到了鲁迅《孤独者》里的主人公魏连殳的悲惨境况——为了“还想活几天”,从而“这半年来,我几乎求乞了,实际,也可以算得已经求乞。然而我还有所为,我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但灭亡是不愿意的……”。当然,在逐渐滑向毁灭深渊的过程中,魏连殳是不甘心的,即便在即将毁灭的前夕,他还在挣扎着“偏要为不愿意我活下去的人们而活下去”。然而,他终究还是于沉默中在“惨伤里夹杂着愤怒和悲哀”被黑暗所吞噬。好在鲁迅在文本中的分身“我”“终于挣扎出来了”。鲁迅及其分身此时已经选择了要在沉默中爆发而非死亡的求生道路,从而越过终结性临界点并感到“我的心地就轻松起来”。

  显然,魏连殳的悲惨际遇引发了大江的共情,电视里的可怕景象叠加了这种共情。然而大江没有过多沉溺于恐惧和绝望之中,或者说,他没有时间沉溺其中,因为他需要借助鲁迅的力量,从眼前这幅颓败和绝望的末日图景中,凝练出超越个体生命的巨大能量,正如托马斯·曼在《死于威尼斯》那部作品中所言:“那座城市的秘密、绝望、灾难、毁灭,就是我的希望。”于是,大江像他的前行者鲁迅那样,在这“未来之门将要关闭”的危急时刻,通过《晚年样式集》开始了他的反本质主义叙事,针对主流媒体主张继续维持“潜在核威慑力”的社论以及政府高官坚持借助民用核电站持续保有“核的潜在威慑力”之言论提出质疑和驳斥。

  为了文本内外的阿亮和大江光,以及全世界孩子的未来之门不被关闭,大江在通过小说于绝望中寻找希望的同时,也在频繁走上街头大声疾呼,呼吁人们警惕日本政府借核电民用之名为核武装创造条件,呼吁一千万人共同署名以阻止日本政府重启核电站,呼吁人们“救救孩子”!借助与鲁迅的互文,大江以“幽暗意识”为共情的起点,从而延伸出他所理解的鲁迅于绝望中置之死地而后生的状态,并以此为日本后灾难时代的寓言,赋予其肯定性的正面力量。

 

 

 

 

第五講:文學史重構視域下的黃瀛詩歌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五講:文學史重構視域下的黃瀛詩歌

四川外國語大學教授 楊偉

主講人介紹:楊偉,四川外國語大學日本學研究所所長,日語系教授,文學博士。現任博士生導師,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日本私小說研究會特別研究員,曾在東京大學、法政大學、奈良教育大學等任客座研究員。主持完成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銅鑼>同人草野心平、黃瀛、宮澤賢治研究》。出版有《日本文化論》、《少女漫畫·女作家·日本人》等個人學術專著,譯有《人間失格》、《空翻》、《夕子的近道》、《他人的臉》、《鏡子之家》等20餘部文學名著或學術著作,主編《詩人黃瀛與日本現代主義詩歌研究》、《西南地區日本學的構築》、《作為區域研究的日本學(上、下)》、《文化·越境·表象——中日文化交流研究》、《語言·民族·國家·歷史》等學術著作,並在《外國文學評論》、《外國文學》、《中國比較文學》、《讀書》等國內外重要學術期刊上發表論文40餘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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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從何種意義上説,黃瀛先生(1906-2005)都是一位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生於1906年,其父是重慶川東師範學校首任校長黃澤民,其母是來自日本千葉縣八日市場市的日本教習太田喜智。黃瀛先生早年就讀於日本文化學院和陸軍士官學校,1930年底回國從戎,官至國民黨中國陸軍總司令部少將特參。解放後因複雜的人生經歷和海外關係而數度入獄,及至文革結束後才成為四川外語學院日語系教授。

 

黃瀛先生1924年青島日本中學畢業照

 
  黃瀛從少年時代起便醉心於日語詩歌創作。1925年9月,年僅19歲的他在幾千名候選者中脱穎而出,榮登《日本詩人》“新詩人號”的首席,以明朗闊達的詩風一舉成為詩壇的寵兒,後於1930年和1934年出版了日語詩集《景星》和《瑞枝》,是第一個在日本近代詩壇上贏得卓越聲譽的中國詩人。他還與草野心平、宮澤賢治等詩人一起創辦了詩歌雜誌《銅鑼》,且與詩人高村光太郎、小説家井伏鱒二等都有過文學上的親密交往,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段膾炙人口的佳話。

 

 黃瀛先生的日語詩集《瑞枝》

 
  但頗為奇怪的是,黃瀛在戰後遭到了日本文壇的遺忘,直到蒼土舍1982年推出《瑞枝》的復刻版,1984年出版《詩人黃瀛——回想篇·研究篇》,才在日本掀起了一輪小小的黃瀛熱。1994年佐藤龍一作為生前採訪過黃瀛的傳記作家,掌握了不少寶貴的第一手資料,出版了傳記《黃瀛——他的詩及其傳奇生涯》(日本地域社會研究所,1994年),為黃瀛研究提供了較為詳實的史實資料與大致的年譜。而在安藤元雄等主編的《現代詩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中,也專門收錄了“黃瀛”詞條。這些都表明,黃瀛作為卓有成就的日語詩人,也作為一個有着跨文化身份的傳奇人物,已引發了文學研究者和史學家們的興趣。但遺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還大都停留在人物傳記或文壇憶舊的框架內,並沒有完全改變黃瀛詩歌在日本現代詩歌史上的邊緣地位和遭到日本詩壇日漸遺忘的事實。

  當然,要一一追溯黃瀛被日本詩壇遺忘的原因或許並不那麼簡單,但正如岡村民夫指出的那樣,“這一重大的缺失既不是因為其詩歌水平的低下,也不是源於其原創性的匱乏,更不是因為其缺乏現代性,而毋寧説是因為其詩歌創作的核心潛藏着語言、文化以及存在論上的‘越境與混血’”[1]。換言之,這種由“越境”和“混血”所表徵的詩歌特質作為一把雙刃劍,在造就了其他詩人所無法模仿的特殊魅力的同時,也使他的詩歌成為了一種有些異端的少數文學,從而很容易被關閉在主流詩歌史的門外。

  而追溯另一個原因,或許與黃瀛在詩壇上的微妙地位不無關係。比如,作為混血兒,他無疑是詩壇的“單獨者”,但卻又不甘寂寞,廣泛參與了各種主張不盡相同甚至相互對立的詩歌團體。儘管不是團體的中心人物,但反倒贏得了不受束縛的自由,可以逾越團體的界限,而成為詩壇的自由人士。比如,他既是《銅鑼》雜誌的同人,也是《碧桃》和《草》等雜誌的成員,同時還大肆活躍在《詩與詩論》等追求純粹詩的現代主義詩刊上。他這種在詩歌團體上的越境性不僅給他的詩歌帶來了不能被簡單歸結為某個特定詩派的柔韌性和靈活性,同時也導致很難從文學史的角度對其進行定位和評價。此外最重要的一點,“還得歸咎於我們一直以來習慣於把日本文學視為‘日本人的文學’這樣一種狹窄的視野”[2],因此,身為中國國籍的黃瀛被摒棄在“日本文學”之外,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銅鑼》共16期的封面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近年來在日本現代文學的研究中,出現了“日語文學”這一概念。這顯然與自上世紀90年代初興起的、包括亞洲人和歐美人在內的外國人用非母語的日語進行文學創作的熱潮大有關係。對這些外國人用日語創作的文學進行研究,已儼然形成了一股引人矚目的潮流。如果從“日語文學”的視域重新審視黃瀛及其詩歌,我們不能不説,像彗星般劃過上世紀二三十年代日本詩壇的黃瀛不僅沒有過時,毋寧説藴含着歷久彌新的價值,以至於黃瀛“在今天乃是應該被更廣泛地知曉和重新評價的‘嶄新’詩人”[3]。而“對詩人黃瀛的再評價,也能對‘日語文學’的拓展成為一種具有批評性和生產性的催化劑”[4]。

  筆者注意到,在積極倡導對黃瀛及其詩歌進行評價的學者中,黃瀛的傳記作家佐藤龍一認為,“不妨把黃瀛作為用日語寫作的‘日本詩人’給予更多的評價”[5]。而奧野信太郎則在《黃瀛詩集跋》中一邊竭力主張在日本對黃瀛詩歌進行鑑賞和評價的必要性,一邊不忘呼籲道:“作為一個深諳日語之神秘的中國詩人,黃君理應受到中國詩壇的珍重。”[6]不難看出,與佐藤龍一把黃瀛看作是“日本詩人”不同,奧野信太郎是把黃瀛作為“中國詩人”來定位的,從而呈現出兩種不同的把握方式。而這兩種不同的把握方式之所以能夠同時成立,除了恰好印證出作為混血兒的黃瀛身份的邊界性和雙重性之外,也很可能體現了兩者在把握黃瀛特質時的不同訴求。筆者認為,當佐藤龍一主張把黃瀛作為“日本詩人”來定位時,他是希望把黃瀛詩歌作為日本詩歌的一部分來置於日本文學內部加以評價的,而當奧野信太郎把黃瀛定位為“中國詩人”時,則暗示了把黃瀛及其詩歌置於中國文學範疇內來進行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顯然,佐藤龍一和奧野信太郎在給黃瀛及其詩歌定位時為我們展示了兩種不同的視域,但筆者注意到,佐藤龍一所使用的“不妨把黃瀛作為用日語寫作的‘日本詩人’給予更多的評價”,其實是一個有所保留的句式,即是説,他是在充分意識到黃瀛並非標準意義上的“日本詩人”的基礎上而提出的一種訴求,這一點可以從“不妨”這一帶有倡議性質的表述中得到佐證。因為從國籍的歸屬上看,黃瀛乃是中國人,而並不是日本人,所以嚴格説來,“日本詩人”並不是對黃瀛的最準確定義。同樣,奧野信太郎的表述也是值得玩味的,當他把黃瀛定位為“中國詩人”時,不忘用“深諳日語之神秘”這一修飾語強調了黃瀛作為“中國詩人”的特殊性,即與一般意義上的“中國詩人”不同,黃瀛不是用中文,而是“借助了日語,才得以保持了與詩歌世界的聯繫”[7]。或許奧野信太郎深知,作為並非標準意義上的“中國詩人”,黃瀛被拒斥於中國詩壇之外亦屬無可奈何,但也惟其如此,他的訴求才顯得越發急迫:“黃君理應受到中國詩壇的珍重。”

  筆者注意到,同時代的詩友們大都是以“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為關鍵詞來勾勒出詩人黃瀛形象的主要特質的。顯然,“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所藴含的閾限性和模糊性在暗示了對黃瀛進行準確定位之困難性的同時,也預示了對黃瀛進行多種定位的可能性。因而,我們可以循着佐藤龍一提示的路徑,從日本文學的流變中來審視黃瀛及其詩歌的革命性力量。而無論是從“少數文學”,還是從“日語文學”的視域出發來評價黃瀛詩歌,都會帶來對黃瀛詩歌的價值重估。而筆者注意到,在岡村民夫、佐藤龍一等黃瀛研究者們——儘管還為數太少——已經着手於把黃瀛詩歌置於日本文學內部來展開研究的今天,循着奧野信太郎的思路,把黃瀛作為中國詩人,將其詩歌置於同時代中國新文學的語境中來進行評價,或許同樣具有可行性和生產性。

  就像黃瀛因中國國籍而被排斥在正統的日本文學史之外一樣,黃瀛的詩歌由於是用日語創作而成,從而阻礙了其在中國詩壇的流通。再加上黃瀛1930年底回國後一直從戎,除了在上海的內山書店與魯迅先生有過數次短暫的見面之外,與中國文學界鮮有交集,解放後在文革中又慘遭迫害,致使其作為詩人的身份鮮為人知,因此被排斥在中國文學史之外也並不奇怪。但我們知道,今天固有的文學概念正遭到解構,文學史的重構業已成為學界的熱點話題。就像“日本文學”正由以前那種“日本=日本人=日語=日本文學” [8]這樣一種粗暴的等式中逃逸,逐漸成為一個越來越開放的概念一樣,或許“中國文學”的定義也面臨着解體與重構,而有可能擺脱“中國=中國人=中文=中國文學”這一封閉的定義,成為涵蓋很多邊緣性內容的概念。比如,像黃瀛這種身為中國人卻用非中文的語言所創作的文學,也不妨納入其中。筆者認為,像黃瀛詩歌這種處在“邊界地帶”的東西既是日本文學中的“少數文學”,同時也不妨視為中國文學中有些特殊的部分,或稱為中國文學中的“少數文學”。誠然,黃瀛的詩歌是日語寫成的,且充滿了日本元素,甚至是遠離中國文學傳統的,但也正因為其中的異質性和邊緣性,則有可能給我們帶來重新審視中國新文學史的新視野。而與此同時,置於中國新文學發生、流變的歷史語境中來把握黃瀛及其詩歌,也很可能讓我們去重新發現黃瀛的價值和局限性。

  比如,一旦把黃瀛詩歌與同時代的中國新詩,特別是創造社等留日派詩人的新詩相比,就會發現,儘管它們背後同樣瀰漫着因中日關係和國內形勢的動盪所帶來的焦慮和不安,還有“支那人”等蔑稱在心中喚起的作為中國人的民族主義意識,從而使它們能夠被置於同一時代座標中加以相互比照,但與創造社詩人們“傾向於在整體的羣類生存而非個人生存角度來感受問題,或者説個人生存的遭遇也被他們抽象成了民族整體的境遇”[9]不同,黃瀛似乎更傾向於從作為混血兒的個體性悲哀出發來感受問題,並把“支那人”的民族整體境遇具象化為“我”的個人遭遇來進行描寫和抒發,既達成了對鴉片戰爭和甲午戰爭後中國在全球性境遇中屈辱地位的痛切體認,也獲得了作為現代性個體的生命自覺和自我意識。換言之,他依靠將外在現實帶來的不安轉化為對個人身份的困惑和認證,不是通過向外高聲吶喊,而是借助向內淺唱低吟來達成了內在心象的忠實描寫。因此,從某種意義上看,黃瀛乃是中國新文學留日作家中少有地堅持從“個人本位”立場出發,自始至終關注着身份認同等現代性問題的藝術派詩人之一,從而豐富着中國新文學中留日派文學的寶庫,讓我們管窺到留日派文學中並不太多見但卻確實存在的另一種姿態和可能性。

  日本學者伊藤虎丸曾把大正時期至昭和初年稱之為中日兩國文學之間的“蜜月時代”,即兩國文學者“彼此可以暢談文學的幸福時代”[10]。從某種意義上説,黃瀛與草野心平、宮澤賢治等《銅鑼》同人的文學交往就得益於這樣一種“幸福的時代”,同時也成為佐證這一“幸福的時代”確實存在過,但在國家和戰爭的堅壁前卻像雞蛋般脆弱易碎的生動案例。

 

黃瀛先生晚年照

 
  作為那個“幸福的時代”以及其後那場不幸戰爭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黃瀛的詩歌記錄了他與日本詩人友好交往的温馨片段,也同時記錄了在日本步入侵華戰爭的過程中,其作為中日混血兒的不安、困窘和焦慮,以及最終達成中國人身份認同的心路歷程。作為中國國籍的詩人,他用不同於普通日本人的日語所寫成的詩歌勾勒出了其在中日兩種語言、文化以及身份中游弋的軌跡,揭示出了遭到主流詩歌有意遮蔽或無意漏視的某些側面甚或重要的細節,從而得以在與同時代的中心話語與主流敍事的對照中彰顯出其獨特的價值,並在日本現代詩歌史與中國新文學史的重構中化作具有生產性的鮮活一頁。

 

黃瀛先生詩二首:

朝の展望[11]
見給へ
砲臺の上の空がかつきり晴れて
この日曜の朝のいのりの鐘に
幾人も幾人も
ミツシヨンスクールの生徒が列をなして坂を上る
冬のはじめとは云ひ乍ら
胡藤の疎林に朝鮮烏が飛びまはり
町の保安隊が一人二人
ねぎと徳利と包とをぶらさげて
丸い姿で胡藤の梢にかくれたり見えたり
あゝ朝は實に氣もちがいゝ
窓をふいてると
暖い風が入りこみ部屋をぐるぐるまはる
そしてあゝ
日曜の朝はいつにない陽の流れ
いつにない部屋の靜かさ
この二階の室で海から山から
僕は伊太利のやうなこの町の姿をも見ようとするのだ
寄宿舎で一番見晴しのよいこの部屋からは
はげ山の督辦公館も見え
その上にまた
信號所のがつしりした建物が見えて
このあさみどりの空に
數葉の旗がはたはたとなびき
ゆふべ一晩沖に吠えてゐた帆前船が
しづしづと
しづしづと港へ入るではないか
あゝ黒い保安隊の兵舎からは
すてきにゆるやかなラツパの音
海面一帯朝の光りに輝いて
軍艦海坼の黒煙りよ
それからまた遠い向ふ岸の白壁の民家よ
窓をふきながら
春のやうな氣分もて
こゝろしづかにも
日曜の朝の展望をするのだ

(譯文)清晨的展望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隨着這禮拜日清晨的禱告鐘聲
一羣羣,一羣羣
教會學校的學生們排着隊伍沿坡攀登
雖説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鵲卻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處飛旋
有一兩個鎮上的保安隊員
故意提拎着青葱、酒壺和包袱
蜷縮着身體,在洋槐林的樹梢間忽隱忽現
啊,清晨的確讓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户
暖暖的風便魚貫而入,在房間裏來回盤桓
而且,啊——
禮拜日的清晨流瀉着不同於平日的光線
還有房間裏不同於平日的靜閒
在這二樓上的房間遠眺大海,遠眺山巒
我還要盡覽這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頭景觀
從這宿舍裏風景最佳的房間
能望見禿山上的督辦公館
還有聳立在它上面的
信號所的堅實建築
在這淺綠色的天空上
幾桿旗幟呼啦啦地隨風招展
在海面上吠叫了一夜的帆船
不是正靜靜地
靜靜地駛入了港灣?
啊,從黑黢黢的保安隊宿舍
傳來了美妙而悠閒的號角
海面在清晨的光影中爍爍閃閃
啊,海圻號軍艦冒着黑煙
遙遠的對岸聳立着白牆的民房
一邊擦拭着窗欞
一邊懷着春天的萌動
平心靜氣地
展望禮拜日的清晨

天津路的夜景
――青島回想詩――
ゆがんだ看板や
涼しいビスヰ屋なぞずらりと並べ
あの古びた獨逸町の
夕やみをくゞつて僕がしたしんだ天津路
あゝ天津路、天津路
いやにくらい銭舗の銅子兒の音や
ふとつた豚女や
ぽくりぽくり高底靴をはいた魚屋や青物屋の若者や
どこかのつぺりした官吏の少爺や
大きな布團を脊にした田舎出の苦力や
あゝ私は本當にあのころ天津路をむやみに歩いた
あのバタくさい青島の町で
しみじみと中國の生活にしたしむために
燕の飛ぶ夕やみをくゞつて
ゆがんだ金銀の看板をめでたり
清爽な晩香玉の香りを鼻にしたり
胡藤の花咲く山の中の
きうくつな中學寄宿舎をぬけ出して
さゝやかな料亭の一君子となつて
初夏の夕ぐれを愛した
一ぱいの蘭茶に
あの東洋的な天津路の夕景を
ぐつと心の中にのみいれて
自分は中國人だといふことを無上の光栄に思ふた

(譯文)天津路的夜景
——青島回想詩——
在那古舊的德國租界
擠滿了歪斜的招牌
和清涼的翡翠商鋪
我穿過它昏暗的暮色,趕往熟悉的天津路
啊,天津路,天津路
錢莊那陰鬱得可怕的銅錢聲
肥胖的女人
穿着筒靴的魚鋪子和蔬菜店的年輕伙計
不知是哪兒的面無表情的官少爺
還有揹着大被褥、從鄉下來打工的苦力們
啊,那時的我真是馬不停蹄地走在天津路上
在青島那散發着奶酪臭的街道上
為了熟悉中國的生活
我在燕子盤桓的暮色中穿梭
觀賞着歪斜的金銀招牌
聞着晚香玉清爽的芳香
我從山中開放着洋槐花的
令人窒息的中學宿舍裏悄悄溜出
搖身變成小小飯莊裏的一介君子
深愛着這初夏的黃昏
我品味着一杯蘭茶
把充滿東洋風情的天津路夕景
一口氣啜飲進心中
我為自己是一個中國人感到無上的光榮

註釋:
[1]、[2]、[3]岡村民夫《詩人黃瀛的再評價——以日語文學為視點》,載《東北亞外語研究》2018年第1期,19頁。
[4]同上,25頁。
[5]佐藤竜一『宮沢賢治の詩友・黄瀛の生涯』,東京:コールサック社,2016年,253頁。
[6]、[7]奧野信太郎《黃瀛詩集跋》收入王敏主編《詩人黃瀛》,重慶:重慶出版社,2010年,254頁。
[8]小森陽一曾指出“日本=日本人=日語=日本文學”這一等式的虛妄性,認為這是將“國家·民族·語言·文化”作為一體之物來加以把握的等式,忽略了作家們很可能在複數的語言和文化中游弋的事實。見小森陽一『<ゆらぎ>の日本文學』,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8年,5-8頁。
[9]李怡《日本體驗與中國現代文學的發生》,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114頁。
[10]伊藤虎丸著,孫猛等譯《魯迅、創造社與日本文學——中日近現代比較文學初探》,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144頁。
[11]該詩最初發表在《日本詩人》(1925年第2期)上,榮獲該刊“第二新詩人號”桂冠,為黃瀛的成名詩作,後收錄進詩集《瑞枝》。

 

 

 

 

第五讲:文学史重构视域下的黄瀛诗歌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第五讲:文学史重构视域下的黄瀛诗歌

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 杨伟

主讲人介绍:杨伟,四川外国语大学日本学研究所所长,日语系教授,文学博士。现任博士生导师,中国日本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日本私小说研究会特别研究员,曾在东京大学、法政大学、奈良教育大学等任客座研究员。主持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铜锣>同人草野心平、黄瀛、宫泽贤治研究》。出版有《日本文化论》、《少女漫画·女作家·日本人》等个人学术专著,译有《人间失格》、《空翻》、《夕子的近道》、《他人的脸》、《镜子之家》等20余部文学名著或学术著作,主编《诗人黄瀛与日本现代主义诗歌研究》、《西南地区日本学的构筑》、《作为区域研究的日本学(上、下)》、《文化·越境·表象——中日文化交流研究》、《语言·民族·国家·历史》等学术著作,并在《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中国比较文学》、《读书》等国内外重要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4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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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说,黄瀛先生(1906-2005)都是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生于1906年,其父是重庆川东师范学校首任校长黄泽民,其母是来自日本千叶县八日市场市的日本教习太田喜智。黄瀛先生早年就读于日本文化学院和陆军士官学校,1930年底回国从戎,官至国民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少将特参。解放后因复杂的人生经历和海外关系而数度入狱,及至文革结束后才成为四川外语学院日语系教授。

 

黄瀛先生1924年青岛日本中学毕业照

 
  黄瀛从少年时代起便醉心于日语诗歌创作。1925年9月,年仅19岁的他在几千名候选者中脱颖而出,荣登《日本诗人》“新诗人号”的首席,以明朗阔达的诗风一举成为诗坛的宠儿,后于1930年和1934年出版了日语诗集《景星》和《瑞枝》,是第一个在日本近代诗坛上赢得卓越声誉的中国诗人。他还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诗人一起创办了诗歌杂志《铜锣》,且与诗人高村光太郎、小说家井伏鳟二等都有过文学上的亲密交往,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段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黄瀛先生的日语诗集《瑞枝》

 
  但颇为奇怪的是,黄瀛在战后遭到了日本文坛的遗忘,直到苍土舍1982年推出《瑞枝》的复刻版,1984年出版《诗人黄瀛——回想篇·研究篇》,才在日本掀起了一轮小小的黄瀛热。1994年佐藤龙一作为生前采访过黄瀛的传记作家,掌握了不少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出版了传记《黄瀛——他的诗及其传奇生涯》(日本地域社会研究所,1994年),为黄瀛研究提供了较为详实的史实资料与大致的年谱。而在安藤元雄等主编的《现代诗大事典》(三省堂,2008年)中,也专门收录了“黄瀛”词条。这些都表明,黄瀛作为卓有成就的日语诗人,也作为一个有着跨文化身份的传奇人物,已引发了文学研究者和史学家们的兴趣。但遗憾的是,上述研究成果还大都停留在人物传记或文坛忆旧的框架内,并没有完全改变黄瀛诗歌在日本现代诗歌史上的边缘地位和遭到日本诗坛日渐遗忘的事实。

  当然,要一一追溯黄瀛被日本诗坛遗忘的原因或许并不那么简单,但正如冈村民夫指出的那样,“这一重大的缺失既不是因为其诗歌水平的低下,也不是源于其原创性的匮乏,更不是因为其缺乏现代性,而毋宁说是因为其诗歌创作的核心潜藏着语言、文化以及存在论上的‘越境与混血’”[1]。换言之,这种由“越境”和“混血”所表征的诗歌特质作为一把双刃剑,在造就了其他诗人所无法模仿的特殊魅力的同时,也使他的诗歌成为了一种有些异端的少数文学,从而很容易被关闭在主流诗歌史的门外。

  而追溯另一个原因,或许与黄瀛在诗坛上的微妙地位不无关系。比如,作为混血儿,他无疑是诗坛的“单独者”,但却又不甘寂寞,广泛参与了各种主张不尽相同甚至相互对立的诗歌团体。尽管不是团体的中心人物,但反倒赢得了不受束缚的自由,可以逾越团体的界限,而成为诗坛的自由人士。比如,他既是《铜锣》杂志的同人,也是《碧桃》和《草》等杂志的成员,同时还大肆活跃在《诗与诗论》等追求纯粹诗的现代主义诗刊上。他这种在诗歌团体上的越境性不仅给他的诗歌带来了不能被简单归结为某个特定诗派的柔韧性和灵活性,同时也导致很难从文学史的角度对其进行定位和评价。此外最重要的一点,“还得归咎于我们一直以来习惯于把日本文学视为‘日本人的文学’这样一种狭窄的视野”[2],因此,身为中国国籍的黄瀛被摒弃在“日本文学”之外,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铜锣》共16期的封面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在日本现代文学的研究中,出现了“日语文学”这一概念。这显然与自上世纪90年代初兴起的、包括亚洲人和欧美人在内的外国人用非母语的日语进行文学创作的热潮大有关系。对这些外国人用日语创作的文学进行研究,已俨然形成了一股引人瞩目的潮流。如果从“日语文学”的视域重新审视黄瀛及其诗歌,我们不能不说,像彗星般划过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日本诗坛的黄瀛不仅没有过时,毋宁说蕴含着历久弥新的价值,以至于黄瀛“在今天乃是应该被更广泛地知晓和重新评价的‘崭新’诗人”[3]。而“对诗人黄瀛的再评价,也能对‘日语文学’的拓展成为一种具有批评性和生产性的催化剂”[4]。

  笔者注意到,在积极倡导对黄瀛及其诗歌进行评价的学者中,黄瀛的传记作家佐藤龙一认为,“不妨把黄瀛作为用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更多的评价”[5]。而奥野信太郎则在《黄瀛诗集跋》中一边竭力主张在日本对黄瀛诗歌进行鉴赏和评价的必要性,一边不忘呼吁道:“作为一个深谙日语之神秘的中国诗人,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6]不难看出,与佐藤龙一把黄瀛看作是“日本诗人”不同,奥野信太郎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人”来定位的,从而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而这两种不同的把握方式之所以能够同时成立,除了恰好印证出作为混血儿的黄瀛身份的边界性和双重性之外,也很可能体现了两者在把握黄瀛特质时的不同诉求。笔者认为,当佐藤龙一主张把黄瀛作为“日本诗人”来定位时,他是希望把黄瀛诗歌作为日本诗歌的一部分来置于日本文学内部加以评价的,而当奥野信太郎把黄瀛定位为“中国诗人”时,则暗示了把黄瀛及其诗歌置于中国文学范畴内来进行考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显然,佐藤龙一和奥野信太郎在给黄瀛及其诗歌定位时为我们展示了两种不同的视域,但笔者注意到,佐藤龙一所使用的“不妨把黄瀛作为用日语写作的‘日本诗人’给予更多的评价”,其实是一个有所保留的句式,即是说,他是在充分意识到黄瀛并非标准意义上的“日本诗人”的基础上而提出的一种诉求,这一点可以从“不妨”这一带有倡议性质的表述中得到佐证。因为从国籍的归属上看,黄瀛乃是中国人,而并不是日本人,所以严格说来,“日本诗人”并不是对黄瀛的最准确定义。同样,奥野信太郎的表述也是值得玩味的,当他把黄瀛定位为“中国诗人”时,不忘用“深谙日语之神秘”这一修饰语强调了黄瀛作为“中国诗人”的特殊性,即与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诗人”不同,黄瀛不是用中文,而是“借助了日语,才得以保持了与诗歌世界的联系”[7]。或许奥野信太郎深知,作为并非标准意义上的“中国诗人”,黄瀛被拒斥于中国诗坛之外亦属无可奈何,但也惟其如此,他的诉求才显得越发急迫:“黄君理应受到中国诗坛的珍重。”

  笔者注意到,同时代的诗友们大都是以“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为关键词来勾勒出诗人黄瀛形象的主要特质的。显然,“口吃”、“混血”、“中介”、“越境”等所蕴含的阈限性和模糊性在暗示了对黄瀛进行准确定位之困难性的同时,也预示了对黄瀛进行多种定位的可能性。因而,我们可以循着佐藤龙一提示的路径,从日本文学的流变中来审视黄瀛及其诗歌的革命性力量。而无论是从“少数文学”,还是从“日语文学”的视域出发来评价黄瀛诗歌,都会带来对黄瀛诗歌的价值重估。而笔者注意到,在冈村民夫、佐藤龙一等黄瀛研究者们——尽管还为数太少——已经着手于把黄瀛诗歌置于日本文学内部来展开研究的今天,循着奥野信太郎的思路,把黄瀛作为中国诗人,将其诗歌置于同时代中国新文学的语境中来进行评价,或许同样具有可行性和生产性。

  就像黄瀛因中国国籍而被排斥在正统的日本文学史之外一样,黄瀛的诗歌由于是用日语创作而成,从而阻碍了其在中国诗坛的流通。再加上黄瀛1930年底回国后一直从戎,除了在上海的内山书店与鲁迅先生有过数次短暂的见面之外,与中国文学界鲜有交集,解放后在文革中又惨遭迫害,致使其作为诗人的身份鲜为人知,因此被排斥在中国文学史之外也并不奇怪。但我们知道,今天固有的文学概念正遭到解构,文学史的重构业已成为学界的热点话题。就像“日本文学”正由以前那种“日本=日本人=日语=日本文学”[8]这样一种粗暴的等式中逃逸,逐渐成为一个越来越开放的概念一样,或许“中国文学”的定义也面临着解体与重构,而有可能摆脱“中国=中国人=中文=中国文学”这一封闭的定义,成为涵盖很多边缘性内容的概念。比如,像黄瀛这种身为中国人却用非中文的语言所创作的文学,也不妨纳入其中。笔者认为,像黄瀛诗歌这种处在“边界地带”的东西既是日本文学中的“少数文学”,同时也不妨视为中国文学中有些特殊的部分,或称为中国文学中的“少数文学”。诚然,黄瀛的诗歌是日语写成的,且充满了日本元素,甚至是远离中国文学传统的,但也正因为其中的异质性和边缘性,则有可能给我们带来重新审视中国新文学史的新视野。而与此同时,置于中国新文学发生、流变的历史语境中来把握黄瀛及其诗歌,也很可能让我们去重新发现黄瀛的价值和局限性。

  比如,一旦把黄瀛诗歌与同时代的中国新诗,特别是创造社等留日派诗人的新诗相比,就会发现,尽管它们背后同样弥漫着因中日关系和国内形势的动荡所带来的焦虑和不安,还有“支那人”等蔑称在心中唤起的作为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从而使它们能够被置于同一时代坐标中加以相互比照,但与创造社诗人们“倾向于在整体的群类生存而非个人生存角度来感受问题,或者说个人生存的遭遇也被他们抽象成了民族整体的境遇”[9]不同,黄瀛似乎更倾向于从作为混血儿的个体性悲哀出发来感受问题,并把“支那人”的民族整体境遇具象化为“我”的个人遭遇来进行描写和抒发,既达成了对鸦片战争和甲午战争后中国在全球性境遇中屈辱地位的痛切体认,也获得了作为现代性个体的生命自觉和自我意识。换言之,他依靠将外在现实带来的不安转化为对个人身份的困惑和认证,不是通过向外高声呐喊,而是借助向内浅唱低吟来达成了内在心象的忠实描写。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黄瀛乃是中国新文学留日作家中少有地坚持从“个人本位”立场出发,自始至终关注着身份认同等现代性问题的艺术派诗人之一,从而丰富着中国新文学中留日派文学的宝库,让我们管窥到留日派文学中并不太多见但却确实存在的另一种姿态和可能性。

  日本学者伊藤虎丸曾把大正时期至昭和初年称之为中日两国文学之间的“蜜月时代”,即两国文学者“彼此可以畅谈文学的幸福时代”[10]。从某种意义上说,黄瀛与草野心平、宫泽贤治等《铜锣》同人的文学交往就得益于这样一种“幸福的时代”,同时也成为佐证这一“幸福的时代”确实存在过,但在国家和战争的坚壁前却像鸡蛋般脆弱易碎的生动案例。

 

黄瀛先生晚年照

 
  作为那个“幸福的时代”以及其后那场不幸战争的亲历者和见证人,黄瀛的诗歌记录了他与日本诗人友好交往的温馨片段,也同时记录了在日本步入侵华战争的过程中,其作为中日混血儿的不安、困窘和焦虑,以及最终达成中国人身份认同的心路历程。作为中国国籍的诗人,他用不同于普通日本人的日语所写成的诗歌勾勒出了其在中日两种语言、文化以及身份中游弋的轨迹,揭示出了遭到主流诗歌有意遮蔽或无意漏视的某些侧面甚或重要的细节,从而得以在与同时代的中心话语与主流叙事的对照中彰显出其独特的价值,并在日本现代诗歌史与中国新文学史的重构中化作具有生产性的鲜活一页。

 

黄瀛先生诗二首:

朝の展望[11]
見給へ
砲臺の上の空がかつきり晴れて
この日曜の朝のいのりの鐘に
幾人も幾人も
ミツシヨンスクールの生徒が列をなして坂を上る
冬のはじめとは云ひ乍ら
胡藤の疎林に朝鮮烏が飛びまはり
町の保安隊が一人二人
ねぎと徳利と包とをぶらさげて
丸い姿で胡藤の梢にかくれたり見えたり
あゝ朝は實に氣もちがいゝ
窓をふいてると
暖い風が入りこみ部屋をぐるぐるまはる
そしてあゝ
日曜の朝はいつにない陽の流れ
いつにない部屋の靜かさ
この二階の室で海から山から
僕は伊太利のやうなこの町の姿をも見ようとするのだ
寄宿舎で一番見晴しのよいこの部屋からは
はげ山の督辦公館も見え
その上にまた
信號所のがつしりした建物が見えて
このあさみどりの空に
數葉の旗がはたはたとなびき
ゆふべ一晩沖に吠えてゐた帆前船が
しづしづと
しづしづと港へ入るではないか
あゝ黒い保安隊の兵舎からは
すてきにゆるやかなラツパの音
海面一帯朝の光りに輝いて
軍艦海坼の黒煙りよ
それからまた遠い向ふ岸の白壁の民家よ
窓をふきながら
春のやうな氣分もて
こゝろしづかにも
日曜の朝の展望をするのだ

(译文)清晨的展望

炮台上的天空晴朗而清澄
随着这礼拜日清晨的祷告钟声
一群群,一群群
教会学校的学生们排着队伍沿坡攀登
虽说是冬日的伊始
可喜鹊却在稀疏的洋槐林中四处飞旋
有一两个镇上的保安队员
故意提拎着青葱、酒壶和包袱
蜷缩着身体,在洋槐林的树梢间忽隐忽现
啊,清晨的确让人心情怡然
一旦擦拭窗户
暖暖的风便鱼贯而入,在房间里来回盘桓
而且,啊——
礼拜日的清晨流泻着不同于平日的光线
还有房间里不同于平日的静闲
在这二楼上的房间远眺大海,远眺山峦
我还要尽览这宛如意大利一般的街头景观
从这宿舍里风景最佳的房间
能望见秃山上的督办公馆
还有耸立在它上面的
信号所的坚实建筑
在这浅绿色的天空上
几杆旗帜呼啦啦地随风招展
在海面上吠叫了一夜的帆船
不是正静静地
静静地驶入了港湾?
啊,从黑黢黢的保安队宿舍
传来了美妙而悠闲的号角
海面在清晨的光影中烁烁闪闪
啊,海圻号军舰冒着黑烟
遥远的对岸耸立着白墙的民房
一边擦拭着窗棂
一边怀着春天的萌动
平心静气地
展望礼拜日的清晨

天津路的夜景
――青島回想詩――
ゆがんだ看板や
涼しいビスヰ屋なぞずらりと並べ
あの古びた獨逸町の
夕やみをくゞつて僕がしたしんだ天津路
あゝ天津路、天津路
いやにくらい銭舗の銅子兒の音や
ふとつた豚女や
ぽくりぽくり高底靴をはいた魚屋や青物屋の若者や
どこかのつぺりした官吏の少爺や
大きな布團を脊にした田舎出の苦力や
あゝ私は本當にあのころ天津路をむやみに歩いた
あのバタくさい青島の町で
しみじみと中國の生活にしたしむために
燕の飛ぶ夕やみをくゞつて
ゆがんだ金銀の看板をめでたり
清爽な晩香玉の香りを鼻にしたり
胡藤の花咲く山の中の
きうくつな中學寄宿舎をぬけ出して
さゝやかな料亭の一君子となつて
初夏の夕ぐれを愛した
一ぱいの蘭茶に
あの東洋的な天津路の夕景を
ぐつと心の中にのみいれて
自分は中國人だといふことを無上の光栄に思ふた

(译文)天津路的夜景
——青岛回想诗——
在那古旧的德国租界
挤满了歪斜的招牌
和清凉的翡翠商铺
我穿过它昏暗的暮色,赶往熟悉的天津路
啊,天津路,天津路
钱庄那阴郁得可怕的铜钱声
肥胖的女人
穿着筒靴的鱼铺子和蔬菜店的年轻伙计
不知是哪儿的面无表情的官少爷
还有背着大被褥、从乡下来打工的苦力们
啊,那时的我真是马不停蹄地走在天津路上
在青岛那散发着奶酪臭的街道上
为了熟悉中国的生活
我在燕子盘桓的暮色中穿梭
观赏着歪斜的金银招牌
闻着晚香玉清爽的芳香
我从山中开放着洋槐花的
令人窒息的中学宿舍里悄悄溜出
摇身变成小小饭庄里的一介君子
深爱着这初夏的黄昏
我品味着一杯兰茶
把充满东洋风情的天津路夕景
一口气啜饮进心中
我为自己是一个中国人感到无上的光荣

注释:
[1]、[2]、[3]冈村民夫《诗人黄瀛的再评价——以日语文学为视点》,载《东北亚外语研究》2018年第1期,19页。
[4]同上,25页。
[5]佐藤竜一『宮沢賢治の詩友・黄瀛の生涯』,東京:コールサック社,2016年,253页。
[6]、[7]奥野信太郎《黄瀛诗集跋》收入王敏主编《诗人黄瀛》,重庆:重庆出版社,2010年,254页。
[8]小森阳一曾指出“日本=日本人=日语=日本文学”这一等式的虚妄性,认为这是将“国家·民族·语言·文化”作为一体之物来加以把握的等式,忽略了作家们很可能在复数的语言和文化中游弋的事实。见小森陽一『<ゆらぎ>の日本文学』,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1998年,5-8页。
[9]李怡《日本体验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14页。
[10]伊藤虎丸著,孙猛等译《鲁迅、创造社与日本文学——中日近现代比较文学初探》,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144页。
[11]该诗最初发表在《日本诗人》(1925年第2期)上,荣获该刊“第二新诗人号”桂冠,为黄瀛的成名诗作,后收录进诗集《瑞枝》。

 

 

 

 

第四講:川端康成文學之美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四講:川端康成文學之美

北京語言大學教授 周閲

主講人介紹:周閲,北京大學文學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漢學研究》副主編。專業方向為東亞文學與文化關係、日本中國學,主要專著有《川端康成文學的文化學研究》《比較文學視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等5部;參加編寫《中國二十世紀文學研究論著提要》《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等;在中國和日本出版《比較文學實用教程》等教材6部(合著);發表學術論文90餘篇;另有《棉被》《盡頭的回憶》等譯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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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初夏,日本大阪府澱川邊的一間陰濕的農舍裏,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病榻上痛苦地呻吟,老人身邊一個十四歲的少年鋪開稿紙,滿懷悲傷地寫着日記。誰也不會想到,半個世紀之後,這個少年成為日本第一位、亞洲第二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他,就是川端康成。

  川端是不足七個月的早產兒,他一歲喪父,兩歲喪母,七歲失去祖母。從此,這個寂寞的少年與近乎全盲的祖父度過了八年。每當暮色蒼茫,少年川端就在萬籟俱寂中與祖父隔着油燈對坐。古老的菜籽油燈抖動着微光,已經無法讓祖父感知到明暗,但卻促使川端充盈起孱弱身軀的每一個細胞,去感知、去觸碰這個世界。他對色彩、光線和聲音的敏感、對美的發現、對藝術的想象,就像那如豆的燈芯,伴隨夜幕的深沉而愈發明亮。

  午夜,川端守候在生命漸漸褪去的祖父牀前,拖着睏倦不堪的身體給祖父接尿,祖父因排尿困難而發出痛苦的喊叫,終於,川端聽到尿壺底響起了“山谷清泉的流淌聲”。這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在悽苦無助中寫下的文字,它已經暗示出日後川端文學的精髓。十幾年之後,川端以此為基礎發表了小説《十六歲的日記》。

  川端在著名散文《美的存在與發現》中有一段話:

  風雅,就是發現存在的美,感受已經發現的美,創造有所感受的美。誠然,至關重要的是“存在於自然環境之中”的這個“環境”,自然環境的真實面貌,也許這就是美神的賞賜吧。(注1)

  這段話清晰地展現了川端對美的追求軌跡,以及川端文學中“美”的源泉。川端正是一位得到“美神的賞賜”的作家。他本人曾説:“在小説家當中,我這種人大概是屬於喜歡寫景色和季節的。”(注2)可見,自然之美是川端文學之美的一個重要構成。

  自然界的一草一物都可以成為川端筆下的描摹對象,如《古都》一開篇就描寫了小小的紫花地丁(二月蘭):“千重子發現老楓樹幹上的紫花地丁開了花。”紫花地丁共有兩株,分別寄生在老楓樹幹的上下,相距約一尺。為什麼千重子看到紫花地丁就會湧起無限孤寂的感傷情緒呢?顯然,川端是借自然的演變暗示人物的命運,分別寄生的兩株小花正是近在咫尺卻不相知的孿生姐妹的生活寫照。

  《雪國》中多次細緻地描寫垂死的秋蟲:它們如同貼在紗窗上,薄弱的翅膀在秋風中瑟瑟飄動,抽搐的腿腳和觸鬚在拼命掙扎。秋蟲的掙扎正是藝妓駒子內心深處情感與理智、憧憬與絕望的掙扎。

  再如《舞姬》中反覆出現的小白鯉魚,它孤零零地呆在護城河渾濁的拐角處,旁邊漂浮着落葉。女主人公波子總是從白鯉魚身上看到自己,覺得他們都是孤獨之身,悲涼無助。白鯉魚的優美柔弱與環境的惡劣污濁相互反襯,波子對白鯉魚的擔憂,折射着她自己對愛情、婚姻和事業的不安。

  從上邊的例子可以看到,川端的自然描寫並不都是人們通常想象的長河落日、花前月下的美景,而往往是不易被人留意的細微和特殊的物象。如小説《湖》中的一池黑色的湖水,《山音》中在滿月、濕潤、無風的夜晚出現的山的聲音,微型小説《球枱》中四隻枱球靜靜滾動時的勻稱的美,散文《美的存在與發現》中玻璃杯上的閃光,等等。自然的美日復一日地靜靜存在而不為人知,但在川端看來卻是格外引人注目,而且無與倫比,寂寞村莊的黃昏天色、被水濡濕的古董陶瓷、花瓣上的水珠、一片飄零的枯葉,都是甦醒的美。

  傳統之美是川端文學魅力的另一個重要源泉,川端的作品總是充滿各種傳統元素。例如,在《千羽鶴》中,川端精心安排了一對紅釉和黑釉的茶碗先後登場,這對古老的茶碗從桃山時代就開始流傳,屢易其主,幾經輾轉,數百年間由眾多茶人珍惜地傳承下來,現在,它們又維繫着小説中各個人物的複雜關係,聯結着他們生生死死、悲歡離合的命運,藴含着病態的、悲哀的美。有趣的是,川端在許多不同作品中都寫到了茶碗。與此相關的,還有和服、腰帶、包袱皮、枯山水等傳統意象。此外,時代節、祇園節、葵節等傳統祭典,以及神社、能樂、三味線、俳句、襖繪等等,也都在川端文學中頻頻出現。

  川端美學思想的根基,是日本傳統的物哀、風雅與幽玄。其中,中世的幽玄美學是形成川端文學曖昧特徵的淵源之一。戲劇大師世阿彌在《風姿花傳》等一系列作品以及大量有關能樂的著作中,極力追求幽玄的情趣和境界。幽玄與大和民族心理深層的古樸、典雅和自然返真的氣質相契合,從一種感官的美發展為一種精神上的內在美——空寂(さび)。川端的氣質和性格,使他非常接受這種幽玄空寂的美學觀。表現在對文學的看法上,川端認為:“文學中的優美的憐憫之情,大都是玄虛的,少女們從這種玄虛中培植了哀傷的感情。”(注3)因此他的文學擁有一種超然而虛幻的美,一種朦朧而富有餘韻的美。

  實際上,日本本土的空寂觀念與傳入的禪宗思想,特別是“空”“無”的觀念,有着高度的契合。而川端也正是一位深受佛教影響的日本作家。他晚年創作的《睡美人》,表面上描寫一個衰朽老人如何抓住最後一線希望尋歡,實際上揭示了為世俗煩惱所困擾的心靈如何尋求淨化和拯救,在怪異情節的背後,隱含着佛教的救世主題。

  川端把佛教的輪迴轉世看作是闡明宇宙神秘的惟一鑰匙,是人類最美的思想之一。因此,他並不把死視作終點,而是把死作為起點。早年創作的《抒情歌》,借助與死人心靈對話的形式,以一個遭到遺棄的女人的口吻,對已故的戀人訴説自己深沉的愛。作品中作為生者的“我”與作為死者的“你”跨越了時空和生死的阻隔,印證着他們相愛的證據。

  川端從審美角度看待死亡,認為死是最高的藝術,是一種美的表現,藝術的極致就是死滅。《雪國》中的葉子,就典型地表現了這種空寂、死滅之美。葉子首先以“悲慼的聲音”出現,那聲音“彷彿向遠方呼喚”,“久久地在雪夜裏迴盪”。接着,葉子的一隻眼睛映在黃昏的車窗玻璃上,小説描寫:“一束從遠方投來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圍”,使映在玻璃上的葉子成為一個透明的人。無論聲音還是影像,都不是實體,都是虛無縹緲的。這樣,在冰天雪地、暮色蒼茫之中出場的葉子,就成為一個冰涼虛幻的形象,彷彿來自彼岸世界。而小説的最後,葉子在火災中墜落,“火光在葉子那張慘白的臉上搖曳着”,她終於回歸了虛幻的彼岸世界。

  川端在《日本文學的傳統》中曾指出:“我們的文學隨着西洋文學的潮流而流動,日本文學的傳統是看不見的河牀。”(注4)他也正是在傳統的潛在河牀上,傾注畢生,構築起自己的文學藝術。

  藝術之美,是川端文學之美的第三個重要層面。日本著名畫家東山魁夷在悼念文章《巨星隕落》中,這樣評論川端與藝術品的關係:“先生對美術作品的興趣非同一般,……先生涉獵美術的所有領域,諸如文人畫、琳派、佛像、古陶、茶具、墨跡,乃至外國作家的作品,涉及面之廣泛,令人驚歎不已。”(注5)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川端把《源氏物語》作為枕邊書,在藝術與戰爭的相剋中,試圖借助文學藝術忘卻戰爭。臨近戰敗,川端又依靠古代藝術品來逃避時局,他説:“去看為疏散而打包的東西時,得見許許多多的寶物,從宗達(注6)、光琳(注7)、乾山(注8)的作品,到高野切(注9)、石山切(注10),……近來的形勢我已全然忘卻。”(注11)川端收藏有乾山的《梅圖》,他習慣在新年時掛出來欣賞。而他的小説《雪》開頭部分即是:“每年的正月,我都習慣把乾山畫的梅花掛在壁龕裏。”主人公“我”認為:“這幅畫似乎已經擁有了永遠的生命。我完全不是在考慮畫的價值,而只是被這幅畫所具有的永恆的美所吸引。”(注12)這實際上是川端內心的真實寫照。川端曾説,他望着乾山八十一歲畫的小品《雪松圖》,就想寫東西;(注13)他經常“在通宵工作的几案上擺放着小小的美術品來支撐自己。”(注14)

  1949年11月,川端在參觀完廣島原子彈爆炸現場的廢墟之後,去了京都,流連於井戶茶碗、丹波燒瓷、斷簡墨跡等。這一行動曾經引起人們的議論,但川端認為這並不矛盾,他是要通過欣賞古都風光和古代藝術,來淹沒自己的悲哀,撫慰受創的心靈。(注15)

  川端對書法非常着迷,他將平安朝的“三筆”(注16)和“三跡”(注17)奉為書道至尊,而後盛行的假名草體書法,更被川端稱為“日本美的頂峯”。川端的很多作品都以畫家、書法家、音樂家及其作品為描摹對象,如《美麗與悲哀》中的畫家音子和她的《嬰兒昇天》圖、散文《純粹的聲音》中的盲人音樂家宮城道雄、《雪國》中三味線的琴音和抑揚頓挫的拍球歌,等等。再如,短篇小説《落葉》以明治時代著名畫家菱田春草的名畫為開端導入情節;“住吉三部曲”的《反橋》中,畫家、書法家的名字和各類美術作品幾乎遍布全篇。

  川端之所以能與畫家、雕塑家、書法家、音樂家產生共鳴,是因為無論文學,還是美術、音樂,作為藝術都是相通的,而這些不同門類的藝術,也成為川端文學藝術之美的重要養分。同時,藝術之美又與傳統之美以及自然之美相通。

  縱觀川端的創作歷程,從青年時期追求西方新思潮,到中年回歸傳統,繼而晚年將東西方文化相結合,他的文學融匯了民族的審美習慣、日本的文化傳統、西方的表現技巧以及中國的藝術精華。川端文學中的自然之美、傳統之美和藝術之美,是吸引和打動無數讀者並影響後世的關鍵。他以《我在美麗的日本》《不滅的美》《美的存在與發現》《日本文學之美》《日本美之展現》等一系列散文,向世人宣告:與美的邂逅,就是文學,就是人生。

注釋:

1.川端康成《美的存在與發現》,葉渭渠譯《川端康成文集·美的存在與發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239頁。

2.川端康成《散文家的季節》,葉渭渠譯《川端康成散文·下》,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第23頁。

3.川端康成《致父母的信》,葉渭渠主編《川端康成文集·伊豆的舞女》,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315頁。

4.《東京朝日新聞》昭和十一年七月,轉引自長谷川泉著、孟慶樞譯《川端康成論》,時代文藝出版社1993年,第427頁。

5.東山魁夷《聽泉·巨星隕落》,東山魁夷著,唐月梅譯《美的情愫》,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2年,第111頁。

6.宗達,即俵屋宗達,生卒年不詳,約為16世紀後半期至17世紀初期,江戶時代畫家,擅畫屏風、扇面等。

7.光琳,即尾形光琳(1658-1716),江戶時代著名畫家,確立了富於裝飾性的“琳派”畫風。

8.乾山,即尾形乾山(1663-1743),乃光琳之弟,陶藝家,亦作畫。

9.《高野切》是11-12世紀日本假名書法的代表作,為《古今和歌集》抄本,風格連綿流麗。

10.《石山切》是日本平安時代後期的書法名作,彩箋墨書,藤原定信作。

11.川端於1945年3月8日寫給三島由紀夫(當時使用的是本名平岡公威)的信,見『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復書簡』、新潮社1997年、p.9。

12.川端康成「雪」、『川端康成全集』第二十二巻、新潮社平成11年(1999)、p.165-166。

13.川端康成《月下之門·賞月》,葉渭渠譯《川端康成散文·上》,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9年,第257頁。

14.川端康成「天授の子」、『川端康成全集』第二十三巻、新潮社平成11年(1999)、p.566。

15.參見川端康成《獨影自命》,葉渭渠主編《川端康成文集·獨影自命》,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第190頁。

16.指嵯峨天皇、橘逸勢、空海弘法大師。

17.指小野道風、藤原佐理、藤原行成。

 

 

 

 

第四讲:川端康成文学之美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讲座(文学2)

第四讲:川端康成文学之美

北京语言大学教授 周阅

主讲人介绍:周阅,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北京语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汉学研究》副主编。专业方向为东亚文学与文化关系、日本中国学,主要专著有《川端康成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中日文化交流》等5部;参加编写《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中日文化交流事典》等;在中国和日本出版《比较文学实用教程》等教材6部(合著);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另有《棉被》《尽头的回忆》等译著多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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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14年初夏,日本大阪府淀川边的一间阴湿的农舍里,一位瘦骨嶙峋的老人躺在病榻上痛苦地呻吟,老人身边一个十四岁的少年铺开稿纸,满怀悲伤地写着日记。谁也不会想到,半个世纪之后,这个少年成为日本第一位、亚洲第二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就是川端康成。

  川端是不足七个月的早产儿,他一岁丧父,两岁丧母,七岁失去祖母。从此,这个寂寞的少年与近乎全盲的祖父度过了八年。每当暮色苍茫,少年川端就在万籁俱寂中与祖父隔着油灯对坐。古老的菜籽油灯抖动着微光,已经无法让祖父感知到明暗,但却促使川端充盈起孱弱身躯的每一个细胞,去感知、去触碰这个世界。他对色彩、光线和声音的敏感、对美的发现、对艺术的想象,就像那如豆的灯芯,伴随夜幕的深沉而愈发明亮。

  午夜,川端守候在生命渐渐褪去的祖父床前,拖着困倦不堪的身体给祖父接尿,祖父因排尿困难而发出痛苦的喊叫,终于,川端听到尿壶底响起了“山谷清泉的流淌声”。这是一个十四岁的孩子在凄苦无助中写下的文字,它已经暗示出日后川端文学的精髓。十几年之后,川端以此为基础发表了小说《十六岁的日记》。

  川端在著名散文《美的存在与发现》中有一段话:

  风雅,就是发现存在的美,感受已经发现的美,创造有所感受的美。诚然,至关重要的是“存在于自然环境之中”的这个“环境”,自然环境的真实面貌,也许这就是美神的赏赐吧。(注1)

  这段话清晰地展现了川端对美的追求轨迹,以及川端文学中“美”的源泉。川端正是一位得到“美神的赏赐”的作家。他本人曾说:“在小说家当中,我这种人大概是属于喜欢写景色和季节的。”(注2)可见,自然之美是川端文学之美的一个重要构成。

  自然界的一草一物都可以成为川端笔下的描摹对象,如《古都》一开篇就描写了小小的紫花地丁(二月兰):“千重子发现老枫树干上的紫花地丁开了花。”紫花地丁共有两株,分别寄生在老枫树干的上下,相距约一尺。为什么千重子看到紫花地丁就会涌起无限孤寂的感伤情绪呢?显然,川端是借自然的演变暗示人物的命运,分别寄生的两株小花正是近在咫尺却不相知的孪生姐妹的生活写照。

  《雪国》中多次细致地描写垂死的秋虫:它们如同贴在纱窗上,薄弱的翅膀在秋风中瑟瑟飘动,抽搐的腿脚和触须在拼命挣扎。秋虫的挣扎正是艺妓驹子内心深处情感与理智、憧憬与绝望的挣扎。

  再如《舞姬》中反复出现的小白鲤鱼,它孤零零地呆在护城河浑浊的拐角处,旁边漂浮着落叶。女主人公波子总是从白鲤鱼身上看到自己,觉得他们都是孤独之身,悲凉无助。白鲤鱼的优美柔弱与环境的恶劣污浊相互反衬,波子对白鲤鱼的担忧,折射着她自己对爱情、婚姻和事业的不安。

  从上边的例子可以看到,川端的自然描写并不都是人们通常想象的长河落日、花前月下的美景,而往往是不易被人留意的细微和特殊的物象。如小说《湖》中的一池黑色的湖水,《山音》中在满月、湿润、无风的夜晚出现的山的声音,微型小说《球台》中四只台球静静滚动时的匀称的美,散文《美的存在与发现》中玻璃杯上的闪光,等等。自然的美日复一日地静静存在而不为人知,但在川端看来却是格外引人注目,而且无与伦比,寂寞村庄的黄昏天色、被水濡湿的古董陶瓷、花瓣上的水珠、一片飘零的枯叶,都是苏醒的美。

  传统之美是川端文学魅力的另一个重要源泉,川端的作品总是充满各种传统元素。例如,在《千羽鹤》中,川端精心安排了一对红釉和黑釉的茶碗先后登场,这对古老的茶碗从桃山时代就开始流传,屡易其主,几经辗转,数百年间由众多茶人珍惜地传承下来,现在,它们又维系着小说中各个人物的复杂关系,联结着他们生生死死、悲欢离合的命运,蕴含着病态的、悲哀的美。有趣的是,川端在许多不同作品中都写到了茶碗。与此相关的,还有和服、腰带、包袱皮、枯山水等传统意象。此外,时代节、祇园节、葵节等传统祭典,以及神社、能乐、三味线、俳句、襖绘等等,也都在川端文学中频频出现。

  川端美学思想的根基,是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其中,中世的幽玄美学是形成川端文学暧昧特征的渊源之一。戏剧大师世阿弥在《风姿花传》等一系列作品以及大量有关能乐的著作中,极力追求幽玄的情趣和境界。幽玄与大和民族心理深层的古朴、典雅和自然返真的气质相契合,从一种感官的美发展为一种精神上的内在美——空寂(さび)。川端的气质和性格,使他非常接受这种幽玄空寂的美学观。表现在对文学的看法上,川端认为:“文学中的优美的怜悯之情,大都是玄虚的,少女们从这种玄虚中培植了哀伤的感情。”(注3)因此他的文学拥有一种超然而虚幻的美,一种朦胧而富有余韵的美。

  实际上,日本本土的空寂观念与传入的禅宗思想,特别是“空”“无”的观念,有着高度的契合。而川端也正是一位深受佛教影响的日本作家。他晚年创作的《睡美人》,表面上描写一个衰朽老人如何抓住最后一线希望寻欢,实际上揭示了为世俗烦恼所困扰的心灵如何寻求净化和拯救,在怪异情节的背后,隐含着佛教的救世主题。

  川端把佛教的轮回转世看作是阐明宇宙神秘的惟一钥匙,是人类最美的思想之一。因此,他并不把死视作终点,而是把死作为起点。早年创作的《抒情歌》,借助与死人心灵对话的形式,以一个遭到遗弃的女人的口吻,对已故的恋人诉说自己深沉的爱。作品中作为生者的“我”与作为死者的“你”跨越了时空和生死的阻隔,印证着他们相爱的证据。

  川端从审美角度看待死亡,认为死是最高的艺术,是一种美的表现,艺术的极致就是死灭。《雪国》中的叶子,就典型地表现了这种空寂、死灭之美。叶子首先以“悲戚的声音”出现,那声音“仿佛向远方呼唤”,“久久地在雪夜里回荡”。接着,叶子的一只眼睛映在黄昏的车窗玻璃上,小说描写:“一束从远方投来的寒光,模模糊糊地照亮了她眼睛的周围”,使映在玻璃上的叶子成为一个透明的人。无论声音还是影像,都不是实体,都是虚无缥缈的。这样,在冰天雪地、暮色苍茫之中出场的叶子,就成为一个冰凉虚幻的形象,仿佛来自彼岸世界。而小说的最后,叶子在火灾中坠落,“火光在叶子那张惨白的脸上摇曳着”,她终于回归了虚幻的彼岸世界。

  川端在《日本文学的传统》中曾指出:“我们的文学随着西洋文学的潮流而流动,日本文学的传统是看不见的河床。”(注4)他也正是在传统的潜在河床上,倾注毕生,构筑起自己的文学艺术。

  艺术之美,是川端文学之美的第三个重要层面。日本著名画家东山魁夷在悼念文章《巨星陨落》中,这样评论川端与艺术品的关系:“先生对美术作品的兴趣非同一般,……先生涉猎美术的所有领域,诸如文人画、琳派、佛像、古陶、茶具、墨迹,乃至外国作家的作品,涉及面之广泛,令人惊叹不已。”(注5)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川端把《源氏物语》作为枕边书,在艺术与战争的相克中,试图借助文学艺术忘却战争。临近战败,川端又依靠古代艺术品来逃避时局,他说:“去看为疏散而打包的东西时,得见许许多多的宝物,从宗达(注6)、光琳(注7)、乾山(注8)的作品,到高野切(注9)、石山切(注10),……近来的形势我已全然忘却。”(注11)川端收藏有乾山的《梅图》,他习惯在新年时挂出来欣赏。而他的小说《雪》开头部分即是:“每年的正月,我都习惯把乾山画的梅花挂在壁龛里。”主人公“我”认为:“这幅画似乎已经拥有了永远的生命。我完全不是在考虑画的价值,而只是被这幅画所具有的永恒的美所吸引。”(注12)这实际上是川端内心的真实写照。川端曾说,他望着乾山八十一岁画的小品《雪松图》,就想写东西;(注13)他经常“在通宵工作的几案上摆放着小小的美术品来支撑自己。”(注14)

  1949年11月,川端在参观完广岛原子弹爆炸现场的废墟之后,去了京都,流连于井户茶碗、丹波烧瓷、断简墨迹等。这一行动曾经引起人们的议论,但川端认为这并不矛盾,他是要通过欣赏古都风光和古代艺术,来淹没自己的悲哀,抚慰受创的心灵。(注15)

  川端对书法非常着迷,他将平安朝的“三笔”(注16)和“三迹”(注17)奉为书道至尊,而后盛行的假名草体书法,更被川端称为“日本美的顶峰”。川端的很多作品都以画家、书法家、音乐家及其作品为描摹对象,如《美丽与悲哀》中的画家音子和她的《婴儿升天》图、散文《纯粹的声音》中的盲人音乐家宫城道雄、《雪国》中三味线的琴音和抑扬顿挫的拍球歌,等等。再如,短篇小说《落叶》以明治时代著名画家菱田春草的名画为开端导入情节;“住吉三部曲”的《反桥》中,画家、书法家的名字和各类美术作品几乎遍布全篇。

  川端之所以能与画家、雕塑家、书法家、音乐家产生共鸣,是因为无论文学,还是美术、音乐,作为艺术都是相通的,而这些不同门类的艺术,也成为川端文学艺术之美的重要养分。同时,艺术之美又与传统之美以及自然之美相通。

  纵观川端的创作历程,从青年时期追求西方新思潮,到中年回归传统,继而晚年将东西方文化相结合,他的文学融汇了民族的审美习惯、日本的文化传统、西方的表现技巧以及中国的艺术精华。川端文学中的自然之美、传统之美和艺术之美,是吸引和打动无数读者并影响后世的关键。他以《我在美丽的日本》《不灭的美》《美的存在与发现》《日本文学之美》《日本美之展现》等一系列散文,向世人宣告:与美的邂逅,就是文学,就是人生。

注释:

1.川端康成《美的存在与发现》,叶渭渠译《川端康成文集·美的存在与发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239页。

2.川端康成《散文家的季节》,叶渭渠译《川端康成散文·下》,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3页。

3.川端康成《致父母的信》,叶渭渠主编《川端康成文集·伊豆的舞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15页。

4.《东京朝日新闻》昭和十一年七月,转引自长谷川泉著、孟庆枢译《川端康成论》,时代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427页。

5.东山魁夷《听泉·巨星陨落》,东山魁夷著,唐月梅译《美的情愫》,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6.宗达,即俵屋宗达,生卒年不详,约为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初期,江户时代画家,擅画屏风、扇面等。

7.光琳,即尾形光琳(1658-1716),江户时代著名画家,确立了富于装饰性的“琳派”画风。

8.乾山,即尾形乾山(1663-1743),乃光琳之弟,陶艺家,亦作画。

9.《高野切》是11-12世纪日本假名书法的代表作,为《古今和歌集》抄本,风格连绵流丽。

10.《石山切》是日本平安时代后期的书法名作,彩笺墨书,藤原定信作。

11.川端于1945年3月8日写给三岛由纪夫(当时使用的是本名平冈公威)的信,见『川端康成・三島由紀夫往復書簡』、新潮社1997年、P.9。

12.川端康成「雪」、『川端康成全集』第二十二巻、新潮社平成11年(1999)、P.165―166。

13.川端康成《月下之门·赏月》,叶渭渠译《川端康成散文·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第257页。

14.川端康成「天授の子」、『川端康成全集』第二十三巻、新潮社平成11年(1999)、P.566。

15.参见川端康成《独影自命》,叶渭渠主编《川端康成文集·独影自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90页。

16.指嵯峨天皇、橘逸势、空海弘法大师。

17.指小野道风、藤原佐理、藤原行成。

 

 

 

 

第三講:永井荷風,孤絕的遁走者

日本研究之窗——系列講座(文學2)

第三講:永井荷風,孤絕的遁走者

上海外國語大學教授 譚晶華

主講人介紹:譚晶華,上海外國語大學二級教授、文學博士、博導。曾擔任常務副校長、教育部高校日語專業教學指導委員會主任(1997-2013)、上海翻譯家協會會長(2009-2019)。現任中國日本文學研究會會長、中國譯協副會長、全國日語四八級考試委員會主任等。長年從事日語語言文學的教學、研究和翻譯。著有《川端康成傳》、《日本近代文學名作鑑賞》、《日本近代文學史》;在《早稻田文學》、《國文學與鑑賞》、《日本研究》、《日本學刊》、《外國語》等雜誌上發表論文80餘篇;主編《日本文學詞典》等辭典8部;翻譯《地獄之花》、《痴人之愛》等文學名著140餘部(篇),450餘萬字;主編十五、十一五國家規劃教材數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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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井荷風原名永井壯吉,別號斷腸亭主人等。小説家、散文隨筆家。1879年生於東京。永井荷風是日本唯美派(耽美派)有代表性的年長作家(谷崎潤一郎1886年生,佐藤春夫1892年生)。1910年在森鷗外的推薦下任慶應義塾大學的文學教授,主辦唯美派《三田文學》雜誌。1916年辭去慶應大學教授,創辦《文明》雜誌。他較長時間沉湎於江戶時代的通俗小説的趣味之中,創作了一系列通俗小説。其創作在明治、昭和時代均有被禁止發行的遭遇。戰後,其反戰、反俗的人生態度受到世人的敬重。他的譯詩《珊瑚集》(1913)收入歐洲著名詩人的38首作品,並附有評論,對日本現代詩歌的創作影響巨大;隨筆集《紅茶之後》(1911)、《偏奇館漫錄》(1920)、《荷風隨筆》(1933)中收有大量的優秀散文;日記《斷腸亭日乘》從1917年寫到去世前一天,文筆優美,是了解作家和社會風俗的寶貴資料。永井荷風1952年獲得日本政府頒發的文化勛章,1954年被選為藝術院會員。

  永井荷風一生的創作量多質優,先後幾次出版過《荷風全集》。種類有中長篇小説、短篇小説集、人物傳記、隨筆、譯詩、俳句短歌、日記、歌劇劇本等,五光十色,色彩斑斕。

  永井荷風的唯美派文學由各種要素組成,其思想傾向絕非單一。曾有觀點認為永井荷風的作品在思想上完全是頹廢消極的,沒有什麼可取之處。這個結論未免過於簡單、片面。永井荷風文學表現的思想傾向是多方面的,隨着時代和年代的不同,既有消極的部分,也有其積極的一面,這和作家所處的環境和思想演變不無關係。

  評價永井荷風的文學創作,首先讓人看到的是作家的逆反精神。

  荷風早期具有自然主義傾向的中篇小説《地獄之花》(1902)受到法國左拉文學的影響,同時也表現了作者自身從年輕時代反抗封建家長意志、憧憬自由的影子。他的文學中常見的逆反精神在這部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富豪黑淵過去曾與外國傳教士的小老婆通姦,傳教士死後,他們結婚繼承了傳教士的巨額財產,因而遭受社會的擯棄,並殃及子女、終生擺脱不掉孤獨和苦惱的折磨。主人公家庭女教師園子了解到這一切後,非常同情。她認為,黑淵固然有罪,但“社會是不是一直這樣公平地懲罰每一個有罪的人呢?一國的首相橫行妓院,玩弄尚未成人的少女的肉體,教育家隱瞞醜惡的受賄罪,社會不是照樣對他們放任、寬容、他們的地位和信譽不是並未受損嗎?”不公平的社會現象使作家產生了強烈的反感和義憤。作家在《濹東綺譚》中這樣寫到:“正如正義的宮殿裏常常落有小鳥、老鼠的臭糞一樣,在道德敗壞的深谷中”,不僅有真實和親切的感情,還有“嬌美的人情之花”和“芳香的淚水之果”。永井荷風的這種心態是不健全的,但是,由於他沒有正面與不合理社會進行對抗的意志和決心,只能用消極的辦法來表示一點反抗。

  永井文學中的逆反心理也來自他自己的境遇。他父親原是一個精通漢學、留洋美國的官吏,曾擔任過明治政府的文部大臣官房秘書長之職。荷風早年受到漢文和英文的良好教育,精通漢文和日文古典。1903年,其父讓他去美國留學學金融搞實業,而荷風更加崇尚西方文化,進一步想去法國居留學習,為此和父親發生齟齬。在父親封建家長制的高壓下,他在法國度過了十個月失意、鬱悶的生活,回國後與除了母親之外的其他家人格格不入。後來,因為《法國故事》和《歡樂》(均1909)受到禁止發行的處分。“幸德秋水事件”的鎮壓和新聞界對他的攻擊、孤立都給他以很大的刺激。他不平、壓抑,又不甘心屈從。其文學創作的字裏行間,逆反的情緒往往表現得很強烈、很徹底,頗能表現作者的秉性和氣質。

  其次是他的反戰精神。

  上世紀三十年代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實行嚴酷的法西斯主義專制統治。一些文學家卑躬屈膝,充當御用文人,還有的作為戰地報道班成員奔赴前線,撰寫所謂的“國策文學”。而永井荷風並不願妥協,一直採取冷眼相看,正面對抗的態度,其反戰姿態在當年的日本作家中有口皆碑。記錄他四十二年生涯的《斷腸亭日乘》中有不少對戰爭和時局的尖鋭批判和反映他不妥協精神的段落。他曾拒付版税,明言不讓軍隊去多買炮彈殘害他國人民。代表作《濹東綺譚》中,荷風用揶揄和嘲笑的筆觸,描繪了戰爭年代日本黑暗的局勢和奇怪的風氣,給讀者以深刻的印象。

  《濹東綺譚》中有着這樣的記述:每當炎炎夏日的傍晚,主人公總要外出散步。此舉的理由是躲避收音機的噪音,而噪音中最使他“痛苦”的節目之一便是“九州方言的政談”。外出散步,呈現在眼前的是一片亂哄哄的、“軍歌聲響做一團”的繁華大街,令人感到“異樣”。而百貨店櫥窗裏陳列着的裹着軍毯的士兵人偶,“背景畫是處處燃燒着篝火的黃色荒原”,這又使人感到“驚異”。永井荷風懷着一種極其悲哀和冷漠的心情注視着自己的國家一步一步滑向戰爭的深淵,對於軍國主義的反感,反對戰爭的意願極其明確。為日本命運憂慮的沉重心情,反映了他作為一名有良知的文學家痛恨戰爭,厭惡侵略的人格。從日記《斷腸亭日乘》看,其對侵略戰爭的批判、戰爭性質的分析、結局的預言均為戰後的事實證明正確。

  再來看看永井和荷風反俗的文明批評精神。

  永井荷風長期受到歐美西方文學和文明的薰陶,熟諳西方的文化和藝術。他善於用西方藝術的審美眼光來觀察自己國家的國情和風俗。日本在江戶時代經歷過二百多年的鎖國期,明治維新後,隨着國門洞開,西方文化大量湧入日本,日本人從日常的飲食起居到國家的政治經濟體制制度,無不模仿西方,一度出現過所謂的“歐化一邊倒”的現象。西方文化的影響觸目可見,其中不乏駁雜、淺薄的文明開化現象。一眼就能看穿這些現象實質的永井荷風自然是不滿的,嘗試進行嚴肅地批評。他感嘆生活在如此時代氛圍之中的困難,並試圖思考和探索我們純良的日本特色究竟在何處。他的創作從社會風氣使道德淪喪的角度,進行了社會批評。

  《濹東綺譚》、《梅雨時節》的作品對當年東京市民的俗惡描寫更直接、抨擊更激烈。許多描述和議論反映了永井荷風不同尋常的強烈的反俗心理,嚴厲而又獨特的文明批評精神以及對西方先進國家的發達、秩序和文明的崇拜和憧憬,從中我們不難了解到作家的氣質、教養、興趣和精神狀態。與虛無性較少、對於人生持肯定態度的日本唯美派作家谷崎潤一郎相比,永井荷風具有強烈的逆反、反俗精神,也具備敏鋭的文明批判精神。文藝評論家中村光夫説過:“可以認為,在我國的文學家中,他不僅僅理解西方文明的精神側面,而且是完全消化、吸收了的一位開拓者。他不光了解外國,精通外國文學,作為在國外生活過的文學家,他還是唯一的成熟者。”(《荷風的青春》)正因為這樣,當時的永井荷風反而是孤立的,真正理解他的反俗精神和文明批評內涵的人並不多。同時,在世界動亂、軍國主義專制統治、封建意識殘存、日本經濟教育水準還不高的年代,他所抨擊的俗惡現象也難以減少、絕跡。

  永井荷風的文學創作還有相當明顯的懷古的思想傾向,他所追求的理想的、完美的江戶時代的藝術情趣,在明治末年的隅田川畔尚未完全消失,他想盡力把該地從夏末到翌年初夏一整年的季節變化、風俗人情用筆寫出來,以寄託自己的懷古幽思。那些三四十年前業已消失的光怪陸離的幻人幻影,正是永井荷風刻意追求的江戶時代的古典美,或許它是消極和虛無的。永井荷風對它的留戀和追求固然有他自身思想方面的原因,同時,又是社會的政治環境和令人窒息的時代所釀成的結果。

  1910年,“幸德秋水事件”(即“大逆事件”)發生時,永井荷風正擔任着慶應義塾大學的文科教授和唯美派雜誌《三田文學》的編輯。他從六月起每天看到載着“囚犯”的馬車駛向日比谷最高法院。幸德秋水等十一人被執行死刑後,永井荷風深受震動和刺激。他在《焰火》(1919)中寫道:“迄今我在社會上所見所聞的事件中,還從來沒有過像這樣令人產生不可名狀的厭惡心情的。我既然是個文學家,就不應當對這個思想問題保持沉默。小説家左拉不是曾經在德萊菲斯事件上主持正義而亡命國外嗎?可是,我和社會上的文學家都一言未發,不知怎地,我總覺得難以忍受良心上的痛苦。我因自己是個文學家而感到極大的羞恥。之後,我就想不如把自己的創作降低到江戶時代那樣一種格調。從那時起,我開始提着煙袋、收集浮世繪、彈撥三味線了。”

  可以説,永井荷風並不是一位堅強勇敢的文學家,他沒能像同時代的作家石川啄木那樣正面進行無畏的戰鬥,而是採取一種“逍遙派”式的消極逃避、遊戲人間的方法,試圖以懷古及追求享樂、唯美主義的態度,從嚴酷的現實中找到一條安生之路,進行一些似是而非的反抗。但是,日本文化史學家石田一良則認為:“在明治四十年代的日本出現了兩種反體制的知識分子——反抗國家的政治人物(社會改造者)和離國家疏遠而去的非政治人物(隱逸文化人)。如果借用永井荷風的譏諷口氣,則兩者都是‘給國家(治安)和社會(風俗)散布毒害的’‘非愛國者’(《歡樂》)……在日俄戰爭以後一般化了的這些反體制的知識分子的出現,乃是我國前所未有的歷史現象。”(《日本文化——歷史的展開與特徵》)這一觀點對我們客觀、全面地評價永井荷風文學是有參考價值的。消極逃避式的反抗遠不如勇敢、積極的鬥爭,卻勝於為虎作倀、蠅營狗苟。從這個意義上説,荷風的隱逸、消極的實質是屬於反體制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永井荷風在嚴酷的現實中試圖尋找精神上的避難所,説明了他的軟弱和局限,除了自身的原因外,如同中村光夫所言,也有“將他活埋”的社會和時代的罪過(《作家的青春》)。永井荷風的文學由各種要素組成,其思想傾向絕非單一。他的一生證明自己是一個堅持個性的作家,他也許不是一個偉大的作家,卻是日本近代文學史上不可缺少的唯美派重要作家,一個泰斗級的大家。

  作為日本唯美主義文學的開山祖師,永井荷風的文學創作在藝術上既有對於西方歐美文學的借鑑和模仿,有對漢學漢詩的繼承和發揚,又有對本國俳句、和歌、狂歌、戲劇、繪畫、雕刻等藝術形式的沿襲和傳承。受父親的影響,永井荷風自幼熱愛漢學和漢詩。1896年,他作為柳橋代地的管簫師傅荒木的弟子,同時向岩溪裳川學習寫作漢詩。他熟讀唐代三體(七絕、七律和五言)詩法(有二十卷本等幾種),愛讀小杜和老杜(杜牧和杜甫)的詩作,酷愛王次回(王彥泓)的豔詞詩,在自己的創作中恰到好處的引用並習作。

  永井荷風文學中除了象徵派譯詩和漢文漢詩之外,還常常以日本的短歌、俳句和狂歌之類的詩作來表達作者的心情,反映了作家對於江戶時代文學、文化、藝術和文明的絕對沉迷。如小澤信男所説:“只有在江戶中,才能發現可以和繁花似錦的巴黎抗衡的藝術生活(《築摩日本文學全集永井荷風》)。

  他是熱愛江戶的文人•詩人、狂歌師、歌舞伎、淨琉璃、狂言劇作家;熟諳淨琉璃的河東調、園八調、宮薗調、新內小曲、一中節、義太夫調、清元調;熱衷於通俗小説家的創作、山東京傳;喜好人偶、書法、草雙子(插圖讀物)、上方喜劇、阿呆陀羅經説唱、劍術、衣物、漆藝(一閒漆器)、鐮倉雕刻、八丈絹、秩父絹、建築、御歌所、説唱、戲劇演員……不一而足。所有的江戶藝術都能在永井荷風的創作中登場,形成了濃郁的江戶氛圍。如評論家吉田精一所指出的:這種對於江戶藝術和江戶文明的愛好必然導致永井荷風作為“江戶文明的保護者”而沉湎於日本的花柳界,進而説出“在歐化主義風行一時之際,如果沒有花柳界,江戶的音樂劇將徹底絕滅。我們應該永遠想向他們表示感謝”之類的話(《近代文學3 近代文學的成立》)。

  永井荷風最喜愛的書房“偏奇館”象徵着他偏奇隱逸的一生,然而,在1945年3月10日的美軍大轟炸中,永井荷風親眼目睹偏奇館極其眾多藏書文物葬身於熊熊烈焰之中。他是在疏散地岡山迎來日本投降的。1959年4月30日早晨,去他家做家政的女傭發現獨居中的荷風吐血病故,診斷為胃潰瘍吐血造成的心臟麻痺。享年八十歲。在誰也不知道的情況下,永井荷風在一條陋巷之中謝世,證明了他是一位一生堅守自己思想和個性的作家。

  數度出版的永井荷風全集中以巖波書店在1971-1974年間出版的29卷本《荷風全集》最有代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