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也影响到了留在日本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采访了几位基金会邀请的访日学者，听取了他们眼中的新冠疫情下日本的情况，以及这些“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Interview in English, with Japanese subtitles
（视频内容中文翻译）
“系列访谈：后新冠世界中的‘分裂与交流’
——Black-Japanese Mixed Race Identities——
Sahel Rosa
大家好。我是节目解说员Sahel Rosa。
在这一系列访谈中，我们请来了几位疫情期间留在日本继续进行研究的外国研究人员。我们将听取他们在各自专业领域的意见，看看他们如何对待在异国他乡遭遇的这一巨变，以及这一“变化”对今后日本所具有的意义。
参与访谈的各位研究人员，是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每年都会从世界各国邀请的“日本研究学者”。
这次的受访者是这位：
Marvin Sterling
我叫Marvin Sterling，我是美国印第安那大学文化人类学系的副教授。
提问者
从您个人的角度以及身为研究人员的角度来看，在东京经历新冠疫情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Marvin Sterling
在东京经历疫情，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感到很艰辛。因为不知道病毒是怎么回事，所以那段时间我感到十分不安。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我们已经对这个病毒有所了解，但是在疫情刚开始蔓延时，我们掌握的信息显然要少得多。而且，那时我为了研究而远离家庭和亲人，这也是我焦虑倍增的原因之一。当然，我的研究也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对于我的研究来说，和人们面对面接触才是理想状态。本来我还计划参加一些活动，但由于疫情扩散，我的行动受到了限制。在进行了一些调整后，我通过Skype和Zoom进行了采访。虽然我没能参加所有活动，但第一波疫情扩散前后的重要活动都参加了，所以没什么大问题。
我希望近期能回到东京，住上几个月，以弥补之前失去的研究时间。那段经历确实很艰难，但周围人的精神状态令我在很多方面都获得了帮助。例如当我去超市和便利店时，它们还和平时一样正常营业。人们也都很友好。当然，某种程度上,店员们也是在逼着自己开门营业。在那种特殊情况下，一切还是照常进行，让我觉得彼此之间是相连着的。
提问者
从长远来看，您认为疫情会对日本人民和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Marvin Sterling
我认为日本对疫情所进行的应对，总是有改进的余地。但是与其他国家相比，我觉得日本已经处理得很好了。正如其他人所说，疫情扩散之前早已扎根于日本的习惯和言行举止，可能是感染率低的原因。戴口罩是为了顾及周围人，而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哪怕只是例行公事，但我认为这种关爱他人的态度可以挽救许多生命。因为在某些国家并不能看到这种态度。
日本的处境十分严峻，例如在公共卫生和经济等方面。此外，还有疫情的数次造访。但是，我认为比之其他国家，日本可以相对更快地找到一条复苏之路。这次疫情给日本带来的课题之一，就是需要培养重塑人际关系的能力以及如何以新方式与人交往。这不仅仅是形式上的问题，比如Zoom会议，我们还需要思考我们与谁交往以及如何理解他们。我认识到的另一点是，日本属于相互关系日益紧密的世界。特别是在城市里，各种种族共存的多元化社会正在形成。随着疫情扩散，我认为日本将面临如何理解和管理这种多元化的问题。这种管理最终将关系到如何控制疫情的蔓延。我认为在这些努力中，最重要的是尊重生活在日本的所有人民的幸福和尊严。
提问者
请问您研究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Marvin Sterling
我的研究是调查非洲裔日本人的经历。我对这个日益壮大的群体如何描述他们在日本生活的经历很感兴趣。我还在研究受访者们描述的经历为何会因采访人不同而不同。说得更宽泛一些，就是我希望通过了解他们的经历，来了解这个时代日本社会如何定义“日本人”。我希望进行更广泛的分析，通过非洲裔日本人的例子来了解非洲裔亚洲人的现状以及文化、政治思想，并了解其历史。
提问者
可以请您详细地讲一讲吗？
Marvin Sterling
当然可以。我是在和家人一起观看2016年里约热内卢奥运会的时候，对这项研究产生了兴趣。牙买加短跑运动员尤塞恩·博尔特(Usain Bolt)在4×100米接力赛中担任最后一棒，并带领牙买加队获得冠军。当时，我注意到博尔特身后是一位皮肤黝黑的日本选手。这位选手冲过终点线，日本队获得了亚军。但我突然想到：“他也许是牙买加裔。”我的直觉没错，飞鸟·坎布里奇(Aska Cambridge)选手于1993年出生在牙买加的蒙特哥湾(Montego Bay)。他的母亲是日本人，父亲是牙买加人。
之所以想到他可能是牙买加裔，是因为大约18年前，我主要在东京、横滨和金士顿港(Kingston)做过一些关于日本人对牙买加文化所持兴趣的调查。我还了解到，在金士顿港已经形成了一个日本人的小社区。当他们与牙买加人结婚生子后，可能继续住在牙买加，也可能移居日本。而且我还了解到，父亲是非洲裔美国人的宫本·亚莉安娜(Ariana Miyamoto)，曾是环球小姐的日本代表。此后，我开始关注非洲裔日本人的活动情况。例如日本百米纪录保持者阿卜杜尔·哈基姆·萨尼·布朗(Abdullah hikkim Sandy Brown)，他是加纳裔。NBA华盛顿奇才队(Washington Wizards)的成员八村垒(Rui Hachimura)，他的父亲是贝宁人。还有网球运动员大坂直美(Naomi Osaka)，她的父亲就来自加勒比海的海地。
这几十年里，世界各地的人们都来日本旅游并定居下来。他们是为了获取在自己祖国无法得到的教育或专职就业机会。这里面也包括来自非洲的移民。例如我研究对象中的非洲裔日本人的父母，就是在1970年代开始来日本的。特别是到了1980年代，他们为了有机会成为小企业主、艺术类学生以及获得体力劳动或其他专职工作，而来到了日本。这些人在近些年加入到日本。有过去就存在的非洲裔军人，还有非洲裔的学生和英语教师等，他们主要是来自美国等国家。我还对这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活动下的亚非碰撞的另一方面感兴趣。那就是从日本前往非洲的文化工作者，他们充当了文化中介的角色，自然就学会了非洲的表达方式。例如嘻哈(hip-hop)、雷鬼(reggae)、福音(gospel music)、非洲鼓(djembe drumming)等都是起源于非洲的表现形式，诞生于牙买加、非洲和美国。
我研究的重点是非洲裔日本人，他们就诞生于与这些外来文化的碰撞之中。非洲裔日本人的数量每年都在增加。虽然他们的具体人数不详，但根据厚生劳动省的报告，每年约有2万名新生儿，约占总数的2%的新生儿的父母中，有1人是外国籍。在我的研究中，迄今为止我采访过20位非洲裔日本人，其中很多人是二三十岁。他们的出生时期，与我在日本研究日本人对牙买加文化所持兴趣的时期相重合。当时，起源于非洲的文化在日本、美国、加勒比海地区乃至非洲都很兴盛。为了将参加研究的非洲裔日本人的经历语境化，我还采访了他们的父母。有一位受访者的父母都是非洲裔，之后父母离婚了，他和母亲、日本人继父以及非洲裔的兄弟姐妹一起长大。今后，我打算增加研究对象的人数，听取各类人士的想法。采访时我让他们讲述他们的童年、现状、对未来的期望以及日本社会未来需要做什么来解决多元化的问题。
当我研究目前收集到的这些人的采访时，我发现了几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用“half（一半）”一词来表述混血。与我交谈的大多数人都认识到这种称呼存在问题，认识到这是个指称非纯种日本人的用语。因此，有些人拒绝被称为“half（一半）”。他们可能认定自己是日本人，并认为自己因为拥有两国血统而在归类时遭受到排斥。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虽然反感这个用语，但并不完全拒绝它，认为这不过是大多数日本人使用的一般词汇。这是第一个主题。
第二个主题是关于成长区域。在日本长大的非洲裔日本人，一般都非常希望被认可为日本人。相反，如果是在美国或加勒比海地区等日本以外的地方长大，这种欲望往往比较弱。或者还有些人，就算不被日本人认可为日本人，也毫不在意。他们反而认为：“通过完美地掌握日语或吸收日本文化”“就能不断地创造出日本人的特性”，换句话说，他们对于被周围人认可为日本人的需求很低。存在两类群体，一类是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日本的人，另一类是在日本以外长大的人。但他们都是接触着各种文化并成长起来的。因此这种身份认同是经常变化的，特别是在日本以外成长的非洲裔日本人，可以说这种趋势尤其强烈。
第三个是霸凌。这也是我曾详细询问过的。许多在日本长大的非洲裔日本人证实，他们曾被霸凌，特别是在学校里。因为他们的遗传表型与其他学生不同。也有人说，其他学生指出差异不一定是恶意的，而是幼儿常见的好奇心作祟。为了避免受到霸凌，有些人去了国际学校或混血日本学生较多的教育机构。也有些人在升学的过程中，尽量与同伴在一起。虽然有时候霸凌并不会成为什么大问题，但很多受访者都受到了伤害。有人忘不了来自其他学生的嘲弄和辱骂，即使现在二十多岁了，也仍然承受着痛苦。也有人因为被其他学生说肤色“脏”而打架。还有人说他们的物品曾被人藏了起来。他们中间也有人进行了反击。一位女士说她小时候也被霸凌过，但并没有忍气吞声。她之所以能够态度强硬，是因为她和她的姐妹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姐妹俩似乎都是要强的孩子，会一起吓唬那些想要刁难她们的男生，让他们明白，这种玩笑在她们这里行不通。
第四个主题是非洲裔日本人不被大多数日本人认可为日本人，哪怕他们一直生活在日本。他们经常被称赞说“你日语说得很好”，哪怕他们的举止很日本化。甚至连从生下来就在日本的人，也会被这样说。为此，警察会要求他们出示在留资格证明。他们解释说自己确实是日本国籍后，警察才会离开。这表明为了要想称自己是日本人，必须满足各种社会条件。也就是说，你需要有日本人的外表、会说日语、举止像日本人，还要能够无障碍地与其他日本人进行交流，并且拥有日本国籍。如果缺少其中一个要素，例如皮肤很黑，大多数日本人就会这样认为：“那个人应该是外国人。”这就引出了下一个主题，父母与教育。
第五个主题是关于“完全的”的非洲裔父母和“完全的”日本父母是否有能力安慰因混血而产生痛苦经历的孩子。有些人感觉自己被社会主流的人们排斥，每天都过着痛苦的日子。原因就是被霸凌并被误认为是外国人。这样的孩子虽然能充分意识到父母的爱，但同时也觉得父母无法完全理解身为混血儿的自己的感受。
总而言之，我的研究所揭示的是一个多种文化混杂的社会，即多元文化并存社会。日本政府用这个词来促进国家、地区和地方自治体各级的努力。目的是为了在新自由主义全球化中，与来到日本的外国人共存。“多元文化并存”一词通常用于指代“克服和管理文化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实际上，背景各异的外国人都面临着学习日语的必要性，还有学习诸如垃圾分类等习惯，以及学习应对自然灾害、医疗制度等内容。
但是，考虑到近年来很多非洲裔日本青年参与了“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我们就会明白，这不仅仅是文化和习俗上存在差异和缺乏知识的问题，也与源于外貌和体质的种族独特经历有关。那么，非洲裔日本青年接受这个运动的背后，存在什么样的种族独特经历，例如是否不同于身具欧洲血统的日本人的经历。这个问题也非常重要。也就是说，非洲裔日本人的独特经历不仅是由他们对日本文化和习俗的了解程度造成的，也是由社会对非洲裔的印象造成的。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是今后日本多元文化共存的重要课题之一。
“系列访谈：外国学者眼中新冠疫情下的日本 —— Usage of SNS in Covid-19 Japan”
“系列访谈：外国学者眼中新冠疫情下的日本 —— JIMBOCHO（神保町）and Covid-19”
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是日本唯一一所在世界各国及地区综合性地开展国际文化交流事业的专门机构。1994年北京日本文化中心作为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的北京事务所成立。为加深中日两国相互理解，基于以上理念，本中心在中国各地举办了多种多样的活动及事业。主要活动分为文化艺术交流、日语教育、日本研究知识交流三个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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